3万元吊车费用引发纠纷，青岛一男子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近日，家住山东省平度市张戈庄镇后李付庄村的孙某礼，因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作出的（2025）鲁 02 民终 9365 号民事判决，已依法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请求撤销该二审判决、维持平度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并由被申请人青岛顺昌泰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这场围绕3万元吊车相关费用展开的纠纷，因涉及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界定、证据效力认定等关键问题，引发关注。

案件背景：3万元费用引发诉讼，二审判决改判引争议

据悉，该案源于一笔3万元的吊车相关费用。青岛顺昌泰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下称 “顺昌泰公司”）以存在吊车租赁关系为由，将孙某礼诉至法院，主张其支付3万元租赁费。平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鲁0283民初5169号民事判决后，顺昌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孙某礼随之提出再审申请。

孙某礼在再审申请中指出，原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方面存在重大错误，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核心争议集中在四大方面。

争议焦点一：事实认定存疑，“未即时否认” 被等同于 “债务自认”？

孙某礼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撑，错误将 “未即时否认” 等同于 “债务自认”，违背证据规则。

从证据来看，顺昌泰公司主张债权的核心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但记录中提及的 “搬家吊车费和运输费”“吊车货车费”，与 “吊车租赁费” 在法律性质上有本质区别 —— 前者更倾向于承揽或劳务报酬，后者需基于租赁合同关系。而顺昌泰公司始终未能提供书面或电子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双方就租赁物型号、数量、租期、租金等必备条款达成合意。

对于聊天中 “年前付不了了”“好的” 等回复，孙某礼在一审中已明确解释：其作为公司业务经办人，此类回复仅代表知悉情况并需内部核实，并非对个人债务的确认。他强调，在法律层面，沉默或不明确回应，若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不能单独作为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

此外，孙某礼提出，针对3万元这一数额不小的业务，顺昌泰公司既无合同、结算单、发票等正式凭证，也无法提供吊车设备交付、使用、返还等履行环节的证据链，其举证未达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要求的 “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二审法院却将关键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归于自己，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

争议焦点二：法律适用错误，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界限被混淆

在法律适用层面，孙某礼认为二审判决混淆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限，错误分配法律责任，且存在逻辑矛盾。

二审判决中提到 “若孙某礼有证据证实系履行职务行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却同时判令孙某礼个人承担责任。孙某礼指出，这一判定倒置了举证责任，要求其自证 “清白”，违背 “谁主张，谁举证” 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顺昌泰公司主张与孙某礼个人存在合同关系，理应由该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孙某礼有以个人名义缔约或明确表示自行承担责任的意图，但顺昌泰公司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

更关键的是，孙某礼强调，涉案业务在性质、规模与目的上均具备企业活动特征，绝非个人所能或所需承揽。此次涉及的25吨重型吊车、32吨半挂车，是用于工厂设备拆卸、搬运的大型工业装备，租赁费用达数万元，远超个人日常生活或零星需求范畴，属于典型的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业务。从业务目的来看，顺昌泰公司一审中曾陈述，业务起因是 “我们厂有一批设备需要吊车”，施工地点为福运德公司厂区，显然是法人主体为自身生产经营发起的活动，利益归属于公司，孙某礼作为公司员工，仅是执行指令的 “桥梁”。

同时，孙某礼提到，顺昌泰公司一审中称与自己及所在公司 “之前有过业务合作”，说明双方存在企业间合作历史，本次交易的场景、沟通称谓、业务内容均在企业合作框架下进行，延续了商事习惯。二审判决将企业间惯常业务往来割裂，孤立定性为个人交易，违背商事审判尊重商业实践的原则。

“若按二审判决逻辑，我作为个人，为自家私事租用大型吊车和半挂车，到任职公司厂区为公司搬运设备，还自己承担数万元费用，这在商业逻辑和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完全荒谬。” 孙某礼表示，任何理性商事主体接到前往其他公司厂区施工的指令，合理认知都应是与背后法人实体建立合同关系，二审法院的认定强行创设了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交易模型。

争议焦点三：与另案生效判决冲突，被申请人涉嫌滥用诉权

孙某礼在再审申请中还指出，二审判决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25）鲁 0203 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存在根本性冲突，顺昌泰公司本次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构成滥用诉权。

据了解，市北区法院的该判决针对的是同一笔吊车业务、同一笔3万元费用，且基于完全相同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作出，明确认定 “从内容看，并无租赁业务洽谈、缔结租赁合同主要条款的内容，亦无合同履行、结算等相关陈述，不能证明顺昌泰公司与两公司（福运德船舶公司、福运德建设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驳回了顺昌泰公司的诉讼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顺昌泰公司在该案中作为原告，收到不利一审判决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上诉，这意味着其已自愿接受判决结果，认可 “与福运德公司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 这一核心事实，该判决因顺昌泰公司服从而成为生效终审判决，具有既判力。

孙某礼认为，顺昌泰公司在前案中主张与自己所在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却就同一事实向自己个人主张权利，两种主张逻辑上相互排斥，不可能同时成立。该公司在前一诉讼请求被生效判决驳回后，试图通过更换被告就同一损失再次寻求救济，严重违背 “一事不再理” 原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权利的滥用。

更严重的是，孙某礼表示，二审法院在无新证据推翻前案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无视 “与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 的既定结论，判令执行公司职务行为的个人承担责任，使得顺昌泰公司通过 “变换被告” 绕开不利判决，导致司法系统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断，出现 “公司无责，个人有责” 的荒谬局面，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争议焦点四：二审程序存瑕疵，关键信息审查不到位

除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外，孙某礼还提出，二审审理程序存在瑕疵，未能全面、客观审核证据，也未对案件基本法律关系进行审慎查明。

他表示，二审法院过于依赖微信聊天记录的片段性内容，未综合全案证据深入审查涉案法律关系的真正主体，忽略了其行为目的、地点、身份等关键背景信息，最终导致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出现根本性偏差，这种审查不严、分析不清的情况，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原二审判决将案涉商事风险错误转嫁到我个人身上，于法无据且有违公平正义。” 孙某礼在再审申请中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支持其全部再审请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纠正错误判决。目前，该案再审申请已提交，后续进展有待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