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安全：“我的家乡就是世界中心”

来源：《橄榄树》

春天秧田鸣叫的野鸟，夏天邻家熟透的香瓜，秋天晴空飘过的彩云，冬天铜炉爆开的玉米花，家乡的记忆，时常魂牵梦萦。

30年前，刚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任总编辑范敬宜只要在食堂见到我，常常会端着碗走过来和我边吃边聊。范总是范仲淹之后，谈及我的家乡，我说：“范文正公在苏北筑海堤时，大丰还在海水里泡着呢。”他笑言：“你们那里是真正的‘新大陆’，每年还在长出新的土地吧？”

是啊，家乡的美本质上在于新，在于野，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里仿佛就是远古传说中鲧从帝尧那里盗来用以治洪水的“息壤”。郭璞《山海经注》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身在异乡，一到冬天就会惦记老家霜打过的苏州青。一次，家里寄得多，有几棵丢在洗碗池边忘了，一两天工夫就长出清新的叶芽。我不禁感叹，挨过严霜，无根无土，千里运来，早已蔫不拉叽的苏北青菜，遇到合适温度、湿度，竟会以耗尽生命力为代价作最后一搏式的生长，这莫非是“息壤”赋予的能量？这能量就是其特别美味的秘密么？因为生命力耗尽的青菜，再煮，则味同嚼蜡，“泯然众菜矣”。

韩国人讲“身土不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水土、一方物产养育一方人民，他们彼此一代代地磨合、适应，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水土、物产的生命力也必然会刻进当地人民的基因里。

滚滚长江东逝水，裹挟自远方跌落的尘沙，一路奔赴太平之洋，最终汇聚成大丰人脚下的“息壤”；张謇带来的启海人同“洪武赶散”的本场人汇聚成大丰一个复杂却又和谐的移民社会。

大丰的土地、物产与人民的聚合，仿佛一个神秘、微妙的历史约定。只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是古代的张士诚、施耐庵，还是当代的刘翔、杨超越，只要被这片土地打上印记，他们的美都是自内而外的生命力的焕发，都是自己可以“长息无限”的“息壤制造”。

出门在外，那种忍辱负重的生存哲学，那种百折不回的垦荒精神，总能在大丰人的眼神里得到确认。

家乡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历史，也不算很富裕，但是，我们从小在清澈的河水里游泳、摸鱼；在空旷而富有野性的土地上放牛、挑草菜；随手卷起一片苇叶，吹出悠长的心音。

我们一点也不自卑，有时甚至自信满满，在尚不知地球是个圆球的懵懂中，就隐隐觉得“我的家乡就是世界中心”，等到走遍大半个地球，这种信念更坚定了。

（为台湾旺报两岸征文比赛的台湾小作者颁奖）

衣胞之地

不过，大丰对儿时的我而言还是太大了，那时若是把偌大的大丰称作“家乡”，肯定会被小伙伴们当作笑话。从我家到大丰县城有18里路程，高一的那个清明祭扫烈士墓，我坐在小姑的自行车后面才第一次“上大丰”。

此前，从人们口中听到的零星关于大丰的信息是，卯酉河东，那里的人天天吃麻团、油条。我狭义的衣胞之地位于反修河北，朝阳河西，现属盐城市大丰区大中镇光明村三组。40多年前离开家乡时，是大丰县新团公社新联大队第二生产队。

去年底，82岁的父亲在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后，郑重其事地交代了几件大事，其中一项就是我的衣胞埋藏处。父亲说，在我出生时他是用洋灰把衣胞呛好，埋在了床下。

在二叔的指点下，我找到蒋家老宅大概的方位，想实地考察一下。可惜那里早已成了水面广大的养鱼塘，一塘大青鱼时不时打出一个个漂亮的水花，简直帅呆了。养鱼人说那是做种的鱼，价钱不菲。

我家成分是“富农”，它曾经让我在填写升学、入团相关表格时极为尴尬。可事实上老蒋家只是一户本分的庄稼人，祖祖辈辈都是白丁，信奉的是“八败命怕个死来做”。

相传曾祖母临盆之际还在地里割麦，曾祖父割完长长的一垄，回头看她还没割过来，倒拿着镰刀柄骂骂咧咧要打人，曾祖母见状说道：你消消气呦！我刚把孩子生下来，用衣服包好放在那边麦垛上呢。

庄稼人从来把土地看得比生命更金贵。在当地大地主们得到即将土改的风声纷纷卖地时，曾祖父、祖父以白菜价买了与他们能力远远不相称的大量土地，以为天上掉了馅饼，结果掉的是铁饼。

我刚记事时，全家7口人生活在一间丁头屋里，土坯墙、茅草盖。室内用木板分割成堂和房，堂和房的隔断前是神龛，没有家神柜，用了奶奶陪嫁的小灯柜替代，神龛上供的是毛选，称做 “宝书台”，上方贴的是毛主席像。

一进家门，左侧依次是土灶、水缸、石磨；右侧有一个披儿——连接主屋，是主屋之外顺势建成的较低矮的空间，奶奶和两个姑姑就挤在那里；二叔则在右侧挨墙放一张简易床，正常人家应该是一张睡柜，我家条件大概是不允许的。

剩余的空间有一张小饭桌，一张八仙桌，一个专门放置碗筷的竹柜。房是父母住，很小，很暗，一张铺板床占了大半空间，铺板床边有个踏板，踏板东头放箱子，西头放马桶。

房里除了床，好像还有站柜和梳桌。那么拥挤的环境，我想象不出来，父亲当时是如何躬着腰把我的衣胞埋藏起来的。完全记不得我曾亲近地睡在衣胞埋藏处的那张床上。

我幼小的生命似乎同灶边到小饭桌之间的那块空地联系更紧密，我婴儿时的窠桶（摇篮）据说就放在灶边。我出生的第二年四月，一场龙卷风把屋上的茅草刮掉了，形势大约比“卷我屋上三重茅”严峻。

一家人都冲出去护屋，等台风过去，回到屋里才发现，烟囱倒了，四五块砖头掉在宝宝窠桶里。庆幸的是，砖头掉在脚的那头，而不在脑袋这头。宝宝不哭不闹，睡得依旧安稳，完全对得起“蒋安全”三个字。

另一件事是，我三岁的那年夏天特别热，为了凉快，大门没关，二叔带着我用塑料布铺在灶边睡觉。闻着驱蚂蚁喷洒的六六粉和薰蚊子点燃的蒲棒混杂的味道进入梦乡，半夜里突然感觉一个凉嗖嗖的东西爬到肚皮上，我大叫起来。

奶奶应声起床，掌灯一看，竟是一只大螃蟹。叔叔说应该是屋后池塘里爬上来的，白天有人在塘里挖蟹洞，挖了很深也没挖着。老家人常说，“鱼生四两各有其主”，为找到我，这蟹经历了多么艰辛的跋涉呀。

灶边之地的两则小故事，让我儿时生活带一点小小的传奇，长辈们常讲常新。

父亲最近才告诉我，家里本是有两间丁头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另一间被村里征用，抬走了。前些年在国家文物局巡视时知道保护古建有时要抬房子，不知抬屋在老家过去只是寻常的活计。

因为一间屋被无缘无故抬走，奶奶气出了精神病，爷爷则由此恨出一场大病，没能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等到二叔结婚，父母让出他们的婚房，在原来被抬走屋子的旧址建了一间小小的丁头屋，土坯墙，麦秸盖。

这一年，大妹妹出生，我也拥有了自己第一张床，土坯作床架，芦苇编织的床板。从此，我便与埋藏衣胞的床下之地渐行渐远。

（蒋家老宅旧址如今已成为养鱼塘）

我的“诗教”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学诗除了可以事父事君，还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而我对草本鸟兽之名的“多识”，对自然界美的感悟，全靠挑猪菜，它是我的“诗教”。

挑猪菜，外地人称着“打猪草”，黄梅戏就有一出《打猪草》，但“挑”与“打”，“菜”与“草”，文野之别，雅俗之分，高下立现。在老家人看来，猪不同于吃草的牛羊，吃的是菜，是要“挑”的。我由衷佩服家乡人把一桩小小的农活表达得如此咬文嚼字、文质彬彬！

学会挑猪菜之前，我是奶奶的小尾巴，奶奶洗衣、做饭、拎水，我都跟着，一刻也不分开。奶奶最早让我认识了屋前的楝树，屋后的香樟树。楝树果，可以打弹弓，爬树上摘一口袋，能玩半天；香樟树下曾有过一窝蛇蛋，小蛇出壳后，只留下空壳，我时常找些碎砖头带着恐惧砸过去，表达对蛇的憎恶。

最高兴的是种在门口场上爬出长长藤蔓的南瓜开花了，帮奶奶斗瓜花，奶奶把公花剥出来，我用小手把它插到母花上去。沉醉在花蕊中的蜜蜂滚一身黄粉，想必不满我们多事，抢了它们的工作，我用公瓜花捅它也不肯离去。

挑猪菜让我摆脱了奶奶的束缚，走出了蒋家老宅的圈养，走进一个全新的境地。

挑猪菜的全套装备是一把小锹，一个箩子。五六岁的我在被武装之后，便开始跟在小姑后面，一天天把生产队每条田埂走遍。至今记得，初次走在挑猪菜的路上，草丛里受惊跳走的青蛙，泚到我腿上那一泡尿的凉意。

要学会挑猪菜就得“多识于草木之名”。刚开始挑猪菜只敢在小河边有獐毛草的路上走，怕蛇，可偏偏这种路上会埋伏有咬人的狗地皮蛇，并且，路上走的人多了，猪菜就少，只是偶有刺艾、苦麻、蒲公英和毛蒿子。

会挑猪菜的人，总是走常人不走的地方，例如，秧田边上烂眼草多，玉米地里马齿苋多，树林里菟子苗、灰雕菜多。坟地里的猪菜又大又肥，因为一般人都不敢去。这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说的道理异曲同工。

黄海湿地如今是载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候鸟栖息地，鸟蛋应该也受到保护了。但我们那时鸟太多了，没有保护意识，在旱田、水田边挑猪菜都能捡到鸟蛋，那是一大乐事。

发现鸟窝，如果只有一两只蛋，并不捡，捡走，鸟就会重新到别处去筑窝下蛋，所以我们会过几天，等凑到四五只蛋才捡。如果一窝蛋有五六只以上，我们会拿一只放到水田里试一下，沉的捡，浮的放回去，因为浮的意味着“有鸡”，快孵出小鸟了。

三月，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肥田耕好耙匀，然后上满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赶着牛用叫做嵌草的带齿滚轮把绿肥打下去，再用漫盖把地漫得像镜面一样平。这种准备好等待插秧的水田，鸟儿们大概误以为是风平浪静的海，纷纷飞来觅食。一时间，百鸟翔集，千羽争鸣，此情此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那样美的诗句，也会显得单调，没有灵魂。

我们在秧田边常捡到的是野鸡蛋、鹭丁子蛋，吃起来比鸡蛋要香，要嫩。鹭丁子护窝，有时会袭击人。但我们更怕一种叫吉溜儿的小鸟，大约就是书上说的秦吉了，你接近它的窝，它会叫得很急很凶，像要跟你拼命似的。小姑说，吉溜儿那是在说话，它说的是：吉溜吉溜鸡，一年生了三十六个鸡，你若拿我一个鸡，早上得病晚上死。

所以，遇到小小的鸟蛋，我们不敢碰，看看，就走过去了。

作者简介

蒋安全，江苏盐城大丰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环球时报董事，曾任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社长、环球时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