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郝维伟: 15岁的我, 下了户口就不是武汉人了

郝维伟，1970年2月进入湖北省委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1970年8月分配至沙市市棉纺织印染厂。1974年12月入伍解放军总字163部队，高射炮兵学校，1979年7月转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至退休。

原题

朝花夕拾·忆战校

作者：郝维伟

人生几何，转眼奔七了。回望来路，匆匆多少人生驿站。脑海里出现的最清晰的画面之一，是一队队走在田埂上的青春少年，那是我在湖北省委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的同学们。

这是青春与时代碰撞后，留下的深刻印记。

把自己打发了

1969年秋季，我们没有按时毕业。班上的同学要么参军走了，要么随父母调动转学，或者随家搬去沙洋的省委五七干校，我们学校这届学生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二的人。

当时学校给我们派了个任务，随老师一起去动员上届未下乡的学姐，让她们尽快去广阔天地。很清楚，这是去做别人的工作，也是让我们下乡时别磨叽，痛快点走。

大概一个多月后，收到父亲从沙洋的来信，说是干校马上要将应届毕业生组织起来，进行军事化管理，边劳动边学习。同时嘱咐我办好一系列手续，到干校去。

学校这边也开始动员下乡了，并要求我们自己搭班组合。我如实地说，我准备随父亲去省委五七干校，不跟学校走。老师盯了我几眼，没说什么。

过几天，有比例地上高中的消息传来。记得我们班有六个名额，四个工人的子女，一个干部子女，一个其他阶层的子女。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真要去干校。我肯定地说：“是呀，干校要成立红卫兵战校，边学习边劳动，挺好的。”

这时老师才说，那个干部子女的名额原本是给你的，既然你要去干校，同学们也都知道你的去向，在名额争夺厉害的情况下，我只好另给一个她本人和家长都有强烈要求的同学。我如梦初醒，回家与妈妈说起，被书香世家出生的妈妈教训了一顿。但已无可挽回。

1970年元月中旬，老师通知我去学校，把我的档案、毕业文凭交给我，我的毕业鉴定和成绩分数还不错，综合成绩分数也较高。取回档案后，我立即去省直机关小洪山片留守处办理证明，去派出所下户口，去粮食部门办理异地粮油关系。

办完这一切，我对弟弟说，从今天起我就不是你们武汉市的人了。

就这样，我把刚满15岁的自己给打发到沙洋了。

初识沙洋干校

1970年2月13日，大年初三，阳光明媚，我蹭上五团军代表的车前往沙洋。不到三点到达五团，同行的阿姨把我带到爸爸的临时住处。爸爸平时住集体宿舍，因为我要来，经请示同意暂时在刚落成的砖瓦房里过渡几天。爸爸不在，开会学习去了。我不解，初三不是假期么，真要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不休息啊?

我整理好行李，拿出带来的初中理化书边看边等爸爸。一阵风吹来，桌子上铺满了一层细细的沙子，擦掉。又一阵风，又一层沙。果然是沙的海洋!

五点多，爸爸回了，见到我他很高兴，问了家里的情况，领着我去食堂吃饭。那顿饭我至今没忘，发黄的糙大米，没油水的酱炒糠心萝卜条，除了盐味就是糊味。这让我感受到了干校生活条件的艰苦，并庆幸给爸爸带了点猪油、咸鸭蛋、腊鱼腊肉。

傍晚，房后的大水坑热闹起来，都是来取水或洗漱的人。太阳的余辉反射在天上，玫红色的晚霞特别漂亮。正在欣赏，一台大大的军绿色发电机突然响起，一排排简陋的房屋里亮起低瓦数的灯光，大喇叭里播放着当天的新闻。

晚9点，发电机的轰轰声停了，没有灯光，没有人声喧嚣，沙洋的夜晚好安静。可这安静的下面是什么?我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

编入红卫兵战校五连

第二天上午，爸爸带我去五团团部医务室作了简单的体检，下午我背上行李铺盖，带上档案、户籍粮油关系、各种证明等，与一个叔叔去战校了。

五团离战校不算远，走过几片稻田，跨过一个水渠，穿过几排意杨树，就是战校的地界，远远看到战校的营房，我加快了步速。来到战校校部，只见有几个同学先我一步到达，他们是从二团来的。有李枫兄妹、洪爱东、倪子伟、孙小琳、五连第一任文书，还有二三个男生。

刚站定，就见我初中同班同学张平从校部出来。好久不见，乍见甚欢。她说，她是战校的元老，简略地告诉我战校筹建过程，就忙别的去了。我们来得很巧，正遇战校扩编，准备成立第五个连队。

五连长姓张，现役军人；指导员姜淑君，来自省公安厅；副指导员何文俊，也来自省公安厅；副连长也姓何，来自省劳改局。一排长姓鲍，二排长陈勇，我们的三排长余泽良，则来自省公安学校，是个可可爱爱、富富态态、大大眼睛、已是三个孩子妈妈的湘妹子。

1970年2月14日，我们这十来个人，成了红卫兵战校五连的第一批学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生活开始了。虽然我们住的是四处漏风的芦席棚子，好在年轻，人多火力旺，也没感觉到特别的冷，倒是那两层石棉瓦的房顶，到夏天着实炕人。

后排左三为郝维伟

紫花苜蓿

紫花苜蓿在沙洋是当作绿肥来种植的。秋天种，冬天长，春耕犁田时翻在泥里，灌进水再沤些时，水田里就泛出绿色带黑，不断鼓着气泡的肥水。在战校接管的水田里都种有它。早春二月，绿色的小苗开着紫红色的小花，细小的果荚类似豌豆，绿茵茵的一片，煞是好看。我喜欢在上面走，如同踏青赏春。可能牛也喜欢吧?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战校同学全体集合，为一头水牛送行。那牛躺在地上，肚子鼓鼓的，口里冒着白沫，眼睛仍不甘地睁着。三连养牛班的男生围在它身旁默默地哭着。我忘了是谁在说话，说了些什么,只听说牛是因为吃多了紫花苜蓿，肚子发胀要撑死了。没想到那么漂亮的红花绿草，居然能撑死一头牛。

牛是人类的好朋友，马上就要春耕了，需要牛的帮助，可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帮手。那晚上同学们都很难过，说我们坚决不吃它的肉。后来那牛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以致后来再看到牛群从我们门前经过时，总能想到那头吃多了紫花苜蓿草的牛。

见蛇不打三分罪

1970年的2月底春寒料峭，阴雨绵绵。又逢五连始建，于是雨天我们在室内学习时事政治，联系思想斗私批修，端正态度。阴晴天就外出劳作。

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全连去紧邻一团统战部驻地的地方栽树，我们女生负责挖树苗。正挖着，只见杨莉莎的铁锹下有个东西突然一缩，我预感到了那不是好玩意，就和她紧挖了几锹。妈呀，一窝土蛇蛄蛹在树根下睡着呢。

不一会我们又挖出了一窝绿绿的竹叶青蛇，三角形的脑袋看着疹人。还挖出了些冬眠的青蛙。那二窝蛇被我和几个胆大的女生用铁锹锄头打死。一个同学恶作剧地拎起一条死蛇抡着玩，把胆小的同学吓得像兔子一样，惊叫着在地里飞奔。

幸好差几天惊蛰，越冬的虫蛇还未苏醒，不然那二窝毒蛇足有二三十条，四下散开了还真不好对付，若不小心让它们咬了后果更严重。为了今后劳作、行走的安全，只能选择打死!

大白天的紧急集合

与部队新兵入伍集训一样，战校初期，夜间紧急集合行军也较频繁。谁让我们是军事化管理呢。因此，同学们对紧急集合印象深刻，描述的也较多，这辈子也不会忘。而我们五连三排在一次紧急集合中的窘态，也让我难以忘怀。

这次的紧急集合发生在即将吃午饭时。那天应该是三月上旬，前两天夜间的一个紧急集合加长距离行军，同学们的衣被全部淋湿。天一放晴，我们女生排就把被子晒出去了，花花绿绿的一片，成了那天五连三排芦席棚旁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我不知什么原因耽搁了，等我回到宿舍，已无地方拉绳。

那天上午五连全体列队干什么去了，我也忘了。只记得中午列队回来时，正好经过晒被子的地方。队列解散了，我们回到宿舍做吃午饭的准备。突然，急促的哨声又响起，一排长用他那河北口音高喊：“紧急集合！打——背——包！”

哇，三排宿舍炸营了，同学们叫着：快、快、快！冲出门去收被子。被子好收，绳难解，越急越解不开。我的背包很快打好，同学们的被子经过太阳公公的光照，又暄又厚难以捆扎，我赶忙帮着按压。

宿舍里一片慌乱，室外连领导、值班排长故意地一个劲催。十分钟后，我们才陆续到齐且狼狈不堪。当然，我们挨批评了，缘由是战备观念不强。要求今后晒被子应该在周日，或者轮流晒，不能倾巢而晒。

也是从那以后，见到一排长，我们也爱用拉长了腔的河北话说：“紧急集合！打——背——包！”鲍排长也笑笑并不恼。

战校医务室

我们刚进战校时，医务室仅有一个医生，七百多学生，加上财贸干校的人，显然医疗力量严重不足。为了保障战校学生的身体健康，战校医务室很快又调来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战校各连也选派同学做卫生员，负责本连队的环境卫生、小病小伤的现场处理、同学生病及时送医、防暑降温等，并轮流到医务室值班，协助医生做些量血压、体温，肌注，发药，伤口处理包扎，器械消毒等工作。战校的医疗保障系统初步完善。我也被连里指派为五连卫生员。

白医生是战校医务室的第一个医生。战校里有不少同学都认识他，如果他大女儿身体好，应该也是战校中的一员。他内外科都行，中西医均通，按现在的说法叫全科医生。

他刚到战校时，既要门诊，又要巡诊，晚上接急诊，还要常去总校医院进药，特别忙碌。在我眼里，白医生不仅医术高、医德好，还时刻关心我们，凡战校全员出动的大型劳动场所，都能见到他身背着棕色药箱，穿梭在同学中，像父亲一样问痛问痒，及时为我们送医送药。附近一团统战部的人，也常有人到战校医务室看点小病小灾。

记得一次统战部的一位老人，大中午领着发烧的孙子来看病，恰巧医生们都不在，只有我一个小卫生员当值。大热天的，她犹豫着这病看是不看。看着孙子的难受劲，她还是让我帮着处置了。我人傻胆大，就按医生给战校同学处置的方法，给孩子打了针，喂了药。

下午，白医生回来了，我向他报告值班情况。白医生一听急了，说：“方法没错，但给他吃的药剂量大了。七八岁的小孩，不是你们十几岁少年呀。”我一听傻了，急出一身汗，人命关天，这可了不得。白医生安慰我说：“你针剂减了量是对的，我一会去复诊看看。”

晚上，我见着白医生问情况。他说还好，就是孩子出了大量的汗，多喝点水，休息休息就行了。并教我各年龄的剂量。哎哟，我这颗悬着的心啊才放下来。不好意思地向白医生认错，感谢他帮我收拾残局。搁现在，未经正规院校学习的小小卫生员是不可能有处置权的，但那个特殊年代一切皆有可能。

陈医生，是东湖医院的西医内科临床医生，医术也很好。他和白医生轮流坐、巡诊，保证门诊、劳作区都有医生。他平时文绉绉的，很随和，爱唱歌，音色很好听。他有三个漂亮可爱的三胞胎女儿，经常把三人的照片拿给我们看。每每说起三胞胎时，父亲的自豪和慈爱便浮现在他脸上。还把三胞胎中的老二带到战校住了几天。

梁护士，二十几岁，活泼开朗，说话直爽，漂亮且爱美，在当时战校目视范围内，属她打扮得最时尚。在战校时她正处在热恋中，对象是我们余排长给介绍的，一个公安系统的大帅哥，后来他们喜结良缘。

作为卫生员，我们上岗前，先在医务室学习培训过的，由梁护士召集，二个医生轮流讲课。由于三、五连离医务室近，医生找我们方便，我和三连的卫生员在医务室值班的时间稍微多点。因此，战校同学中，谁常生病，吃什么药、打什么针，谁容易受外伤，基本清楚。

想到这，我特别感激我们五连的同学们。因为卫生员在随连队劳作、紧急集合时，必须随身携带处理外伤或急症的药物。所以，除工具和背包外，还要背上药箱。药箱是一个会木匠手艺的男生做的，可惜我不记得他是谁了。每当行进时，同学们都会帮我背。特别是男生专门停下来，等女生排过来时，抢着轮流背，我很感动。

那时，每当全校集合，就五连卫生员有个像模像样的药箱，我心里可得劲了，感到很温暖。我们五连真的是个“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好集体。

抗疟！并看到了疟原虫

战校附近水塘、稻田多，夏天蚊虫也特别多，水塘边还有很多萤火虫呢。1970年的夏天，疟疾在战校流行。那时没有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有效药只有奎宁，再是做好环境消杀，挂好蚊帐，做好个人防护。

在我的记忆中，五连先病的是副指导员。隔日疟把他折磨得够呛，本来就躯的大眼睛更深邃了。他好不容易恢复，其他人又患上疟疾，此起彼伏。我们三排也有人感染了，一会儿高烧，一会儿打寒颤，我让她吃了药，并和排长一起照顾她。

正巧，郭蓉的妈妈来了，她是医生，知道了这事马上过来看望。见患病同学高烧不退，便让我拿银针来，在大椎穴上扎了一针，边捻边留针，十多分钟后居然退烧了。在坚持服药和针灸的共同作用下，患病同学休息几天后便好了，真神奇。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另一同学又开始发烧了。请示排长同意后，我和她的班长叫上自称为五连“上士”的男生徐林为我们蹬三轮，把病号送到总校医院。接诊的是我们排十二班程北昌同学的妈妈，她是总校医院最好的医生。见到我们后立刻开了化验单，检查是否疟疾，而疟原虫只有在高烧情况下采血，才更容易被发现。

结果出来了，化验员让我看镜头，只见玻璃片上的疟原虫很小很小，在显微镜下只有针尖般大小，不仔细看还真难发现。我终于看到肆虐战校的害人虫长什么样了。经过总院和医务室医生的共同努力，疟疾终于在战校逃之夭夭。

雨夜惊魂

那是我们即将离开战校等待分配的一个周末，同学们回家收拾东西去了，连里留下的都是家不在沙洋的同学。

那天下大雨，晚上电闪雷鸣，我们三排几个女生无事可做，便围坐在九班门口的床铺上聊天，讲故事。主讲是十二班的张晴，她平时话不多，人很内秀，说话声音不高但很幽默，极富语言魅力，按今天的话讲是个文艺青年。

那晚她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我们被那条涂了磷的狗吓得一惊一乍的。不知为什么，十二班的曾晓语那天没有回家。她平时不言不语，说话细声细气，十分小心谨慎的。那晚她却一反常态，笑眯眯地跟我们一起有说有笑。于是我们撺掇她也讲一个。

她犹豫了片刻说：“我怕别人说我宣扬封资修。”我们几个说：“不会的，不会的。”这时门外已是倾盆大雨了，门内的灯光却闪烁昏暗。于是她讲起了蒲松龄的《画皮》。正讲那妖精坐在房顶上用笔描画美女像，王生被吓晕时，门突然开了，一道闪电，一声雷响，一个人撑着把伞从外进来了。啊……一片惊呼，大家吓得抱在了一起。

这时，一个胶东口音响起：“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一群疯丫头。看把人给吓的。”原来是姜指导员冒着大雨看我们几个来了，一进门就被我们的尖叫声吓到。见问，我们马上用其它话语搪塞了过去。等指导员走后，雨逐渐小了，我们上了个厕所，就睡了。在上厕所时，我们还相互恫吓，叽叽哇哇地乱叫呢。

两三天后，我们互相道别，分配到各地了。[干校]郝维伟: 15岁的我, 下了户口就不是武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