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付廷祥：6年司法拉锯战背后的法律争议

悲情付廷祥：6年司法拉锯战背后的法律争议

付廷祥案的6年司法拉锯战：罪名反复变更，刑期翻倍至14年，背后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异常回转与政商博弈的复杂角力。

司法公正与民营企业家命运的拉锯战

2025年6月5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对备受瞩目的付廷祥案作出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付廷祥为“恶势力团伙”首要分子，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这一案件历经6年司法程序，罪名反复变更，刑期从最初的7年翻倍至14年，不仅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也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罪名认定的随意性、证据规则的适用争议、以及司法独立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博弈。

付廷祥案的特殊性在于，法院认定的“恶势力团伙”仅有3人（付廷祥、其弟付廷伟及已病故的岳父吴德明），刚好达到司法实践中“恶势力”认定的最低标准。该案从最初的经济纠纷逐渐升级为“恶势力犯罪”，再到一度被视为“涉黑”案件，最终又被降格回“恶势力犯罪”，整个过程充满争议，甚至出现了关键证据“消失”、合议庭频繁更换、15个月“静默期”等异常现象。

从民营企业家到“恶势力”

付廷祥，1977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岁退伍后，曾摆过地摊、开过饭馆、跑过货运。夫妻二人“开着三轮车下乡送货”，后来又一起跑长途货运。2009年，他凭借运输业务积累的资金，开始涉足砂石开采行业，并于2010年成立重庆曙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丰都县采砂权。2013年，他创办重庆市江都建材有限公司，主营混凝土业务，企业规模逐步扩大，高峰期员工达400余人，累计纳税超2亿元。

付廷祥曾担任丰都县政协委员，其企业多次被评为“服务先进单位”“爱心单位”，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资助贫困乡村、慰问困难群众。他的商业轨迹，是典型的草根企业家奋斗史，符合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

2019年6月20日，涪陵区公安局以非法采矿罪对付廷祥立案侦查，随后其亲属及公司员工30余人被羁押。最初，公安机关指控其涉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罪名，并试图定性为“恶势力犯罪团伙”，但在2020年5月检察院起诉时，并未认定“恶势力”性质。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非法采矿罪的认定是否合理？ 付廷祥拥有合法采砂权，案件涉及的“越界开采”争议是否足以构成刑事犯罪？

“恶势力”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中明确，恶势力需具备“三人以上”“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条件，而付廷祥案仅涉及少量经济纠纷，是否符合这一标准？

2021年2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7年有期徒刑），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检察院变更起诉，增加非法采矿数量和金额，但关键证据——公安机关扣押的电子数据载体（U盘）在庭审中“消失”，导致辩护律师无法进行有效质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若关键证据丢失，是否影响案件事实认定？这一点成为辩护方质疑的核心。

罪名反复变更：从“非法采矿”到“涉黑”再到“恶势力”

2021年7月，涪陵区公安局重新立案，公开征集付廷祥“违法犯罪线索”。2022年5月，检察院第二次变更起诉，增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然而，2024年9月，检察院第四次变更起诉时，又撤销“涉黑”指控，改回“恶势力”。

这种罪名反复变更的现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变更起诉应当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的规定？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操作可能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即同一行为不得被反复拔高罪名，否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合议庭频繁更换与15个月“静默期”。本案合议庭五次更换，其中审判长田凌因程序违规被投诉，引发辩护律师强烈抗议。此外，2023年6月至2024年9月，案件进入长达15个月的“静默期”，无任何进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超期审理是否构成程序违法？实践中，“久拖不决”是否变相延长了羁押期限？

法律理论视角下的刑期翻倍争议

恶势力犯罪的法定标准与实际适用为，“两高”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恶势力犯罪需符合以下条件：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多次（至少2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付廷祥案中，团伙成员仅3人，其中1人（吴德明）在案件审理期间病故；

指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多为经济纠纷（如采砂权争议），而非典型的暴力性犯罪；社会影响方面，付廷祥曾获政府表彰，企业纳税贡献大，与“恶势力”通常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不符。

刑期从7年到14年：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付廷祥最初被判7年，重审后刑期翻倍，是否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匹配？

法律界人士指出，刑期的骤然提高，可能与“扫黑除恶”运动中的政策导向有关，但也应警惕“拔高凑数”现象，即为了完成指标而人为提高罪名严重性。

司法独立与行政干预的边界。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实践中，地方法院可能受到地方政府或公安机关的影响。

付廷祥案的罪名反复变更、证据缺失、合议庭更换等问题，是否涉及外部干预？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民营企业家的司法安全感

付廷祥案的争议，反映了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司法公正的担忧。近年来，国家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但实践中，部分企业家仍可能因经济纠纷被刑事化处理，影响营商环境。

司法透明与公众监督。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关键证据缺失、超期审理等现象，引发公众对司法透明度的质疑。未来，如何加强审判公开、规范司法程序，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色。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多次提出程序违法、证据不足等意见，但部分诉求未被采纳。如何保障律师辩护权，确保控辩平等，是司法改革的关键方向。

付廷祥案仍在司法程序中，其最终结果将影响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丰都被称为“鬼城”，而此案的真相，何时才能像民间传说中的“冥币入水”一样，彻底水落石出？

法治的核心在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付廷祥案的审理，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更关乎全社会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我们期待法律的公正裁决，也希望此案能推动更深层次的司法改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阳光下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