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与天鹅》的片场,四十度的太阳把地面烤得冒白烟。李保田蹲在田埂上,盯着自己的手看——为了演好流浪汉,他三天没洗脸,皮肤晒得像块焦黑的树皮,脱下来的皮能揭出一层。副导演递来防晒霜,他摆摆手:“观众看的是流浪汉,不是李保田。”真正让他红了眼的,是2006年那桩官司。《钦差大臣》的投资方把30集剧本硬塞成33集,连他演的县令喝茶的镜头都重复三次。他在剧组会议上拍了桌子:“这不是拍戏,是骗观众的钱!”对方扔过来一个厚厚的红包:“李老师,通融下,大家都有钱赚。”他没接,红包落在地上,露出里面的银行卡,像块冰冷的铁。
法庭外的梧桐叶落了满地,记者围着他:“十几家公司联名抵制你,值吗?”他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叶脉像剧本里的台词,条理分明:“你看这叶子,有筋有骨才立得住。戏也一样,注水了,就成烂泥了。”那天他没坐车,走了三站地,路过菜市场,听见两个大妈在说《宰相刘罗锅》:“李保田演的刘墉,眼里全是戏。”他忽然笑了,皱纹里盛着光。
此刻的云南片场,李保田正拍《永不回头》的最后一场戏。他演的刑满释放人员蹲在墙角哭,导演喊“卡”,他却没动。副导演轻声说:“李老师,收工了,您儿子婚礼……”他抹了把脸,声音哑得像砂纸:“再来一条,情绪不对。”镜头再开时,他的眼泪砸在地上,像砸在二十年前父亲的灵前。后来有人问李彧:“恨你爸吗?”他正在厨房给孩子剥橘子,手顿了顿:“小时候他教我念台词,说‘演员要对得起观众’。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剧组两百号人等着,我走了,戏就黄了’。我懂,他不是不爱我,是把‘演员’这两个字看得比天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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