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中国人早已不再“神化”

诺贝尔奖揭晓了，日本两位科学家分获医学奖与化学奖，引发中国网络对诺奖话题的新一轮讨论。

据统计，本世纪日本已诞生22位自然科学诺奖得主，而中国本土科学家仅有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网民翻出2002年新华社报道，其中曾质疑日本“50年获30个诺奖”目标为“狂妄之言”，如今日本已完成超七成进度。同时，中科院院士黄维2013年“十年后中国将常态化获诺奖”的预测也再度被提及，引发热议。

舆论呈现两极观点：部分声音认为诺奖存在西方偏见，不必过度看重；亦有分析指出奖项具有滞后性，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已居全球首位，未来获奖可期。专家邹晓冬建议，中国科学家应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主动参与国际交流。

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当公众视线从奖项荣誉转向科学本身，才意味着真正的成熟与自信。

医疗健康大V李鸿政在微博说：“只要你光速向欧美跪下，诺贝尔奖会拿到手软。”

前新华社记者明金维则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长期以来都带有鲜明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好、政治倾向和外交立场。

其实，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时间上的认知误区：急切地用今天的标尺，去丈量昨天播下的种子，并为此感到焦虑或失落。

但理解诺贝尔奖，尤其是自然科学奖，首先必须建立起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时间胶囊”效应。这个奖项，它封存的不是当下的喧嚣与投入，而是二三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年代里，那些在寂静实验室中迸发出的思想火花。

它奖励的是一段漫长时光之前的选择、勇气与智慧。

本世纪以来，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诺奖井喷”现象，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基础研究的强国。

如果我们往回看一眼，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些璀璨奖项背后的大多数奠基性研究成果，并非诞生于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本世纪初，而是孕育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经济实现腾飞后，将巨额资金和国家意志投向基础科学的“播种季节”。

那时，他们顶住了可能存在的“投入这么大，什么时候能见效”的功利性质疑，甘愿为未知的未来投资。

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位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站上领奖台，其实都是在收割那个时代所种下的果。

说透了，这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偶然的爆发，而是长期主义战略的一种回报罢了。

而中国呢？中国系统性、大规模地对科学研究进行投入，其真正的分水岭是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然而，科研经费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爆炸式增长”，全民对科技创新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来打造。

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关于中国科研论文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关于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的振奋消息，它们所代表的巨大能量，才刚刚开始转化为探索人类未知边界的原始创新力。

由当前中国科研实力所孕育的、真正具备问鼎诺贝尔奖潜力的原创性突破，其中的绝大多数，此刻很可能还“沉睡”在实验室的数据库里，还“潜藏”在那些尚未被完全解读的实验现象中，还“流淌”在年轻科学家们大胆的思维构想里。

它们正处在漫长的科学验证链条上，尚未到达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那严格甚至苛刻的“历史过滤器”检验和认可的时间窗口。

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女士。

她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辉煌时刻是在2015年，但她最为关键的科研发现——青蒿素的有效抗疟作用，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中国的科研条件还相对艰苦的年代里完成的。

从发现到获奖，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道路。

这本身就是“诺奖滞后效应”最生动、最深刻的写照。她的获奖，不是对我们今天科研体系的即时评分，而是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科学家坚韧不拔精神的“迟来的加冕”。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为“中国为何还不能年年拿诺奖”而感到困惑甚至焦虑时，我们很可能问错了问题。我们不应该用今天持续增长的科研投入，去急切地质疑为什么“昨天”的产出还不够丰硕。

因为“昨天”我们播下的种子，其品种和数量，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现在真正应该聚焦和审视的，是从2000年到2020年这至关重要的二十年里，在中国这片科研热土上所产生的那些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是那些可能在当时看来“无用”、不被理解，甚至挑战权威的探索；是那些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团队的工作。

这些，才是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诺贝尔奖前景最真实、最可靠的“晴雨表”。

这种滞后性，要求我们整个社会，从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者到媒体和公众，都必须建立起一种超越任期、超越年度考核周期的“战略耐心”。

基础科学研究就像一场没有已知回报率的投资，它探索的是人类知识的边界，它的回报周期是以十年、甚至数十年为单位的。

我们需要理解，今天我们对“卡脖子”技术的攻关，离不开三十年前对相关基础科学问题的探索；而今天我们对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基础科学问题的支持，正是在为三十年后我们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埋下最珍贵的伏笔。

这种等待不是被动和消极的，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营造一个适合“诺奖级成果”生长的生态环境。它意味着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需要能够识别并保护那些“慢科学”、“冷科学”；意味着我们的资源分配，需要有勇气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领域倾斜；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文化，需要对科学家的“失败”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当我们理解了“诺奖滞后效应”，我们就能以一种更平和、更理性、也更充满期待的心态，来看待当前中国在诺贝尔奖版图上的位置。

我们不再会因一时的“颗粒无收”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偶尔的突破而沾沾自喜。

我们会明白，我们正处在一个宏大历史叙事的 “播种期”与“孕育期” 的交叠时刻。

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分努力，所创造的每一个有利于原始创新的条件，都是在为那个注定会到来的“收获季”积蓄力量。

这份力量的爆发，或许不在明天，或许不在后天，但它必然已在历史的坐标系上，清晰可见。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定力，持续灌溉，然后，相信时间的力量。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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