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顶级的权谋课：韩信手握王牌不敢赌，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受刘邦委派，张良亲自带队来到齐地，宣布对韩信的任命，

并将随身携带的齐王印信授予韩信，以示晋封程序的正式以及刘邦对此的重视。

从广武返回的使者，此前已经将此行的经过详细禀报了韩信。初闻汉王发怒并扬言要派兵前来攻打，不用说，韩信自然是既震惊，又感到颇为紧张和失望。不过接下来便峰回路转，没想到这只是汉王惯用的戏谑手法，随后汉王便“责备”他行事不够豪迈，直言若请封便应请封真王，而非假王！

韩信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继而满心满眼都是感动与喜悦。张良的到来和正式授命，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这种感受。

一是感动，汉王还是充分认可了我的战功，我韩某在汉王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依旧非同一般。尽管汉王已不愿轻易再封将领为王，但对我却给予了特殊礼遇，不仅正式赐予齐王之位，还派遣大智囊张良亲自前来颁授印信。

二是喜悦，封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这不仅是地位的提升，更是对自己军事才能和贡献的肯定。过往的一切努力与付出，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接下来自应继续在汉王麾下大展拳脚，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征战沙场！

除了封以齐王，张良还带来了刘邦给韩信的一项任务：征调他的部队攻打楚军。这是自“夺印窃符”以来，最让韩信觉得神清气爽，而且也求之不得的一次征调命令。他当即应命，在巩固对齐地占领的同时派灌婴率郎中骑兵先行南下，通过对楚军后方发动持续不断的袭击，一面策应刘邦在正面战场的攻势，一面逐步向西推进，试图打通与刘邦的直接联系。

此时，“灭楚三杰”都已被充分动员起来，其中韩信立足齐地，从北方对楚军形成战略包围，除派灌婴深入楚国腹地外，也随时准备亲自带兵进攻彭城；彭越在楚军后方到处展开游击战，使得楚军粮道频频被截，前线补给越来越匮乏；英布再次潜回其九江故国，在淮南东荡西杀，令项羽腹背受敌。面对汉军的攻势，楚军这边的战略优势却逐渐丧失殆尽，不但无力攻击正面的刘邦，而且自身也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项羽一生高傲自负，似乎从来不知害怕为何物，但潍水之战和龙且之死也让他有了恐惧之感。作为项羽手下最勇猛的大将，龙且的能力有多强，项羽非常清楚，能够打败和杀死龙且的人，那得有多可怕？

迄今为止，包括刘邦、英布在内，汉军中几乎每一股力量，当其单独面对项羽或哪怕是聚集起来形成合力时，都抵御不了项羽的冲击。只有韩信、彭越是例外，项羽对之没有胜绩，二人也因此成了项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韩、彭之中，彭越与项羽多次较量过，因其善于打游击，转移和保存实力比较迅速，让项羽很是头痛。不过正面交锋时，彭越屡屡处于下风，项羽对之还拥有一定的心理优势。韩信则不然，虽然他从未与项羽直接过招，但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道有没有，凭借常年征战沙场的经验和直觉，项羽仍然能一眼就洞察出对方的深浅。

韩信自出师以来，在北方战场连战连捷，无一失手，且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取胜，其深不可测的权谋运筹，应对复杂战局的从容冷静，用兵调度方面的无懈可击，令项羽也不能不为之侧目。潍水之战和龙且之死则把项羽的这种感受推到了极致，他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自己站在龙且的位置上，潍水之战能不能赢，能不能事先考虑到韩信会引水为兵，半渡而击？不寒而栗啊！

即使从现实的战场形势来看，几个进攻方向上的楚军，也数韩信的威胁为最大，一旦他做好准备，亲自率军南下西进，楚军就可能被其围歼。项羽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但这一次，他无可奈何地向自己曾经的下属低头了，他派使者武涉前往齐国，劝说韩信在楚汉之间保持中立。

你说的不对

“您为什么不反汉归楚呢？”在齐国都城临淄，武涉一见到已为齐王的韩信，就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来意。项羽和韩信过去的老关系，照例是先要拿出来摆一摆的，接着武涉重点对韩信强调：刘邦不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楚汉相争，项羽本有多次机会可取刘邦的性命，比如鸿门宴前他可一战击溃刘邦，鸿门宴上只要凭借一个眼色，也能立毙刘邦于帐下。在武涉看来，他的主公项羽当初就是因为听信了刘邦的话，以为刘邦没有夺天下之心，会安分守己地做一个诸侯才放过了他。没有想到，刘邦当着面信誓旦旦，一俟逃脱就立即撕毁双方的口头盟约，重又兴兵对付项羽。武涉由此指出，刘邦乃不可亲近、不能信赖之辈，他的意思是，刘邦不仅仅是对项羽不讲信用，对其他人包括韩信，其实也可以不讲信用。

韩信自认与刘邦之间的君臣关系深厚，但武涉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即韩信之所以还能够存活至今，并非因为刘邦对他有多信任，而是由于项羽的存在！

为何？武涉的解释是，刘邦野心很大，他想要兼并天下，且此人常常言而无信。当下他之所以重用韩信，只是因为他现在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需要利用韩信来对付项羽，然而一旦项羽被灭，下一个就是韩信。换言之，韩信与项羽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武涉代表项羽，向韩信提出“反汉归楚”的方案也并不是要韩信直接弃刘邦而投项羽。他们君臣很清楚，以韩信目前所拥有的功业、身价和实力，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他们希望的是，韩信能够与西楚联合，造成三分天下、各立为王的局面，即项羽为楚王，刘邦为汉王，韩信为齐王，彼此形成均势。

“目前楚、汉二王成败之事，权在足下，关键就在于您了。您向西依附汉王，汉王即获胜；向东投靠项王，项王即成功。”武涉说道。在这里，他特别用了“权在足下”一词。“足下”是对韩信的尊称，权者，秤砣也。就好像买东西称重，刘邦、项羽为秤杆的左右两边，韩信是秤砣，秤杆一旦被拎起来，下面便全靠秤砣移动，如果把它往左边移移，刘邦的分量就重；往右边移移，项羽的分量就重。

武涉提出，韩信要想从此摆脱刘邦的控制和威胁，真正在齐称王，现在就是发挥其“秤砣”作用和价值的最好机会。如果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仍执意要与刘邦联合起来夹攻项羽，则其本人最终也必会被刘邦所暗算，此“智者所不为”。武涉巧舌如簧，但所述论点，却没有一个能够打动韩信。

不说项羽的老关系还罢，一说，韩信就是一肚子气。照韩信的说法，他在项羽手下当过好几年差，然而到头来，终究不过是个执戟郎中，只能整天拿着一杆戟在门口站岗。你说当初没有积极求表现吧，建议也提过，计谋也献过，奈何项羽既不听从，亦不采纳，实在没办法了，这才不得不弃楚投汉，重寻明主。哦，你现在觉得我混出了头，算个人物了，早干什么去了！

武涉指责刘邦不讲信用，但对于韩信来说，这只是立场不同：你们说汉王没有遵守鸿门宴上订立的口头盟约，那项王有没有遵守先入关中为王的“怀王之约”?彼此彼此嘛，强调这个毫无意义。

至于武涉所作的推论，韩信一方面觉得这是武涉作为辩士的危言耸听，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怀疑对方是在挑拨离间。毕竟武涉是项羽的人，项羽把他派来干什么？不就是充当说客，鼓动我叛汉自立嘛！我岂能中了他的策反之计。

武先生，你说的不对，我韩信能有今天，就是凭借着汉王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凭借着我在前线攻城略地所取得的战功。三分天下的实力，我应该是有，但为什么要背叛汉王呢？汉王委我以重任，我就是给汉王打天下的！我原本只是向汉王请求做个假齐王就可以，而汉王却直接给封我真齐王，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货真价实的齐王了，哪里还用得着去做背主之事。

“汉王授我上将军的印信，拨给我数万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并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人家如此亲近我，信任我，我如果还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话到此处，韩信说了四个字：“虽死不易！”

我反正跟定汉王了，就是死也不会改变这一想法。“望您替我辞谢项王的美意。”言罢，韩信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武涉。见费尽唇舌仍不能说动韩信，武涉只得悻悻而去。

看 相

武涉使齐，虽未能遂其所愿却触动了韩信身边的人，这个人就是蒯彻。

蒯彻认为武涉说得没错，现今天下胜负大势皆取决于韩信，项羽关于三分天下的提议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同时对韩信也最为有利。作为兼有辩士之才的谋士，在武涉已然游说失败的情况下，蒯彻没有选择一开始就从正面劝谏韩信，而是找了个机会，故弄玄虚地对韩信说：“在下曾经学过相人术。”

韩信没听说蒯彻还会这一套，一下子就被激起了好奇心：“先生真的会看相吗？”

“是啊。”

韩信来了兴致：“先生看相的技术怎样？”

“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运气取决于气色，成败取决于决断，用这三方面互相参照，绝没有不准的。”

“不错，请先生看看我的相怎么样？”

“天机不可泄露，请屏退旁人。”

韩信遂按照蒯彻的要求，让左右一律退出回避。

蒯彻正中下怀，等屋内只留下他和韩信后，便上前装模作样地给韩信看了相，然后说：“我相您的面，发现您将来最多不过是封个侯，而且还很危险，很不安全，但是相您的背，却发现您的背长得好，贵不可言。”

韩信暗暗吃了一惊，同时也听出这惊人之语背后，蒯彻似乎还话里有话，于是便忙问此话有何深意。蒯彻没有照直回答，而是分析起了天下形势：秦末大起义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所担心的主要还是能否灭亡秦朝。现在这个担心自然早就不存在了，如今是楚、汉相争，互不相让。项羽在彭城之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威震天下，之后他率楚军继续辗转作战，追逃逐败。然而，自京索之战被韩信所阻后，楚军就一直停滞于荥阳、成皋一线无法前进，一晃居然已经有三年了。反观刘邦，彭城惨败后，全线收缩，依次以荥阳、巩县、函谷关为中心，设置三道防线以抵御楚军。其间，汉军虽充分利用了当地山河地形较为险要的优势，将士们也很努力，有时一天之内就要打好几次仗，然而却始终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战绩，不但不能击退楚军，反而还屡屡受挫败逃。

按照蒯彻的观察，仗打到这个份上，包括大部分智者、勇者在内的时代精英们，皆已困窘不堪，如果没有一个超出这些人的旷世奇才（“天下之贤圣”）出来收拾局面，战争将永远无法平息。谁是“天下之贤圣”？蒯彻说不是别人，就是你韩信！

“目前，楚、汉二王的命运皆牵系于您一人之手，您为汉王效力，汉国就会获胜；您为楚王助威，楚国就能占得上风。臣愿披肝沥胆，奉献愚计，只是担心您可能不肯听从。”

韩信连忙示意，请蒯彻继续讲下去。

蒯彻接着道：“以臣愚见，解决当下困局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令楚、汉并存，您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韩信终于听出来了，这不就是武涉勇于策反的“三分天下论”吗？他同时也明白了蒯彻为什么要给他看相，其所言相面仅能封侯且有风险，相背则贵不可言的话隐含的潜台词又是什么。不就是说我韩信如果继续帮刘邦打天下，最多也只能封个侯，而且弄得不好还有性命之忧，不如独立出来（背相的隐言即背叛刘邦），与楚、汉三分天下，自立为王吗？

所献之计

按理说“三分天下论”早已被韩信所拒，且韩信既已被封齐王，他也绝不相信自己还会沦落到侯爵的境地，至于所谓的危险，则更让他觉得是危言耸听。然而，即便再不可思议的话，那还得分谁说。武涉出自敌方阵营，无论他说什么，韩信都不能不先给打个问号，其分量自然就显得轻，说服力也相应有限，甚至韩信很简单地就能将他给打发走。蒯彻就不一样了，他是韩信的幕僚，是以韩信为主公，负责给韩信出主意，一心为韩信着想的自己人，他说话自然分量更重，说服力也更强。

同样都是持“三分天下论”，武涉一再劝说韩信不能帮刘邦，这是由他的立场所决定的；蒯彻则着重强调韩信既不能帮刘邦，也不能帮项羽，即既不助汉，亦不援楚。不能帮刘邦的原因很清楚，如同武涉所说，你帮了刘邦，把项羽灭了以后，刘邦下一个要灭的就是你了；其实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项羽把刘邦灭掉后，也会把矛头指向你。

蒯彻认为，对于韩信而言，最佳选择就是“三分天下而王之”，对汉楚均不偏不倚，保证谁都不吃掉谁，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这种从韩信自身利益出发的考虑方式和角度，显然更容易被韩信接受，至少他无法再像之前对待武涉那样，毫不迟疑地一口回绝。

另一方面，蒯彻以看相作为铺陈，也使其后面的语言变得更具诱惑性和煽动力。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太多人对“相人术”深信不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英雄好汉在这种“相人术”的鼓动下，推动了自己的事业或者死于非命。

比如刘邦，在他未发迹时，据说曾有一位路过的老丈给他们全家看相。先给吕雉看，说吕雉是天底下的贵人；继而给刘邦的儿子看，也说是贵人相貌；再给刘邦看，说他的老婆孩子之所以有贵人相，都是因为刘邦的缘故，刘邦的相貌贵不可言。

你说刘邦受到激励没有？肯定呀！他甚至后来自己还弄了一个“斩蛇起义”，老婆吕雉有样学样，老说刘邦出没的地方上空有“一团云气”，顺着云气的方向就能找到刘邦。

当然反面例子也不少。魏王豹就是因为女相士许负给他的妻子薄氏相面，说薄氏生的儿子将来能做天子，才下定决心和刘邦翻脸，叛汉而与项羽约和，结果却导致国灭身死的可悲下场。问题是有几个人会觉得自己是魏王豹呢？

见韩信若有所思，一直在凝神细听，蒯彻精神一振，继续发表他的宏论。蒯彻的意见是，三分天下的格局一旦形成，无论刘邦还是项羽，都不敢率先有所动作，在此期间，韩信则可再接再厉，乘胜而进。首先，依托齐国，迫令赵、燕两国顺从自己，同时出击刘邦、项羽相对兵力薄弱的地区，以牵制其后方。这一步顺畅了，接下来便可以分割大国，削弱强国，将中小诸侯封立和扶植起来。如此，天下均势可成，韩信自己则可实现进退自如，即进得天下，退保平安。

除了谋士、辩士，蒯彻还是一个纵横家，他向韩信所献之计就是要韩信以其威势，三分天下，称霸诸侯，并最终作为精英、豪杰之间的仲裁者，稳坐天下霸主之位。

这是项羽曾经走过，现在也还在走的道路，只不过项羽走得很失败。但蒯彻相信，韩信只要肯走这条路，凭借他的军事才能，以及目前已拥有的兵力优势，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蒯彻希望韩信在仔细斟酌后，不要再犹豫彷徨，尽快采纳自己的计策。他还用一句警句提醒韩信：“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是要受到上天惩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还不行动，那是要贻误良机，给自己带来灾殃的。蒯彻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韩信就必须表态了。

此前，武涉的游说因为牵涉到韩信与项羽的旧情，使得韩信在做出反应时难免也会掺杂一些个人情绪。等到把武涉打发走，该宣泄的也宣泄了，随着情绪逐渐平复，面对蒯彻所作出的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韩信不得不承认，仅从理性层面出发，蒯彻的计策确实能让他在复杂局势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因而此计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令人难以拒绝的。

依蒯计，进可图大业。想当年韩信困居淮阴，所求不过是当个“万户侯”，而今已贵为齐王，足见人心之欲，永无止境。若苟如蒯彻所言，“相背”之后贵不可言，就意味着他还能在现有成就上更进一步，乃至一统天下。试问世间几人，能抵挡住如此诱惑？

依蒯计，退可保平安。韩信从来都是按照以“士”侍“君”之心来对待君臣关系的，因其不察君王心术之险恶，故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显得颇为单纯幼稚。然而韩信毕竟也是个记忆力和观察力都特别好，心里也有杆秤的人，自独立领兵北上以来，他其实也能感受到刘邦对他的猜忌，多次夺军权，尤其“夺印窃符事件”所带给他的巨大心理冲击，更是令其心有余悸。

自被封齐王后，虽然韩信一度也被喜悦和感恩所包围，可是一旦静下心来，危机感亦随之而来。他非常清楚，只要采纳蒯彻之计，自己从此便可高枕无忧，即便不能更上层楼，现有地位与身家亦能安然无恙。

士为知己者死

理性告诉韩信，蒯计可以接受，但他仍为之犹豫踌躇，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犹豫并非单纯利益权衡所能解释，更多的还是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面对蒯彻探询的目光，韩信终于道出了自己之所以游移不定的原因：“汉王待我恩德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还听说，‘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肩上，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你了；穿了人家的衣服，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作自己的忧虑，替他操心烦恼；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哪怕是死，也要完成人家交托的事宜……我如今怎么能因贪图私利而忘恩负义啊！”

此时出现在韩信脑海中的画面，必有一幅是设坛拜将的场景。当时的韩信尚寂寂无闻，既无尺寸之功，亦无任何可证明自己能力的确凿凭据，但刘邦仅仅在萧何的力荐之下，就决定拜他为大将军。非但如此，刘邦还一改往日“素慢无礼”的作风，郑重其事地为韩信举行了设坛拜将的高规格仪式。

那是韩信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被尊重、被重用的满足感，也就从那一刻起，他打定主意，从此要对刘邦忠心耿耿、不萌二志。

豫让，春秋时的晋国人，他最初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做事，但并未受到重视，后来范氏、中行氏为智伯所灭，他又投靠了智伯，做了智伯的门客。智伯非常看重豫让，称其为“国士”，给予他极高的尊重和信任。在晋国各大家族的内斗中，智伯为赵襄子所杀，豫让说：“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

豫让舍生忘死，屡次行刺赵襄子，但可惜都失败了，自己亦为赵襄子所擒。赵襄子责问他：“当年，你不也曾作过范氏和中行氏的门客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后，你为什么不替此二人报仇，反而还投靠了智伯？如今智伯已死，你为什么偏偏要为他报仇？”

“我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时，他们只拿我当一般人对待，所以我也只拿他们当一般人对待；我在智氏手下时，他拿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也以国士对待他。”豫让从容答道。他知道自己已难逃一死，便恳求赵襄子让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刺穿赵襄子的袍服，以象征性地为智伯报仇。

赵襄子为豫让的行为所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脱下衣服，让使者交给豫让。豫让拔剑而起，一连三跃，一边高喊“天啊”，一边猛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说：“我总算对得起智伯了。”言罢，便伏剑自刎了。

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故。先秦时期，“士为知己者死”的践行者不绝于途，豫让舍身刺赵襄子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他较为知名的，尚有专诸舍身刺吴王僚、聂政舍身刺侠累、荆轲舍身刺秦王、侯嬴为信陵君而自杀等。韩信深受士文化传统及其规范的影响，他的“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与“士为知己者死”一脉相承。

如果把韩信最早寄食的南昌亭长比作豫让所侍的范氏，项羽比作中行氏，刘邦比作智伯，那么韩信无疑也走过了与豫让相似的心灵轨迹：南昌亭长、项羽都只拿韩信当一般人对待，甚至可能还不如一般人，或中途违约将其驱逐，或对其漠然视之，唯有刘邦真正以“国士”待之。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若无人赏识，即使你有绝世的才华，也只能白白浪费掉，就像混迹于凡马中的名马那样，“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正是因为有了刘邦所提供的舞台和机会，韩信才终于得以结束了生命中漫长的等待，找到了能够让自己一展才华的天地。

汉王待我以国士，我当以国士报之！

除了“士为知己者死”，刘邦“解衣推食”的那份恩情，也始终都令韩信念念不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衣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穿的（所以赵襄子能把衣服脱下来，当面让豫让刺穿，亦属难得的义举）。《诗经》中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你不是没衣服穿吗，我把衣服脱给你，咱们共一件战袍。这叫什么？这叫兄弟！

同样，古代食物缺乏，食物被奉为生命之源，谁给你东西吃就等于给了你生命。刘邦作为主君，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把自己的食物让给韩信吃，这对韩信而言，是一种很重的情分，韩信对此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也就不难理解了。

也许刘邦并不是只对韩信“解衣推食”，韩信的特殊性在于，他很早就失去了双亲，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在韩信的早年记忆里，挨饿受冻，没饭吃、没衣穿，乃是常事，因此，刘邦“解衣推食”的举动也就在心理上特别能够打动他。

甚至有人说，韩信在情感上其实一生都是一个孤儿，一方面，他有超凡的智慧，战场上无人能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对于温情，他又表现得毫无抵抗力，对于别人曾给予的温暖，总是念念不忘，即便那人后来有负于己，他也难以割舍与对方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