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单纯的好奇心,自由的探索环境,和全社会对探索的尊重,如同对待先知的敬仰一样。
日本科研的发达与日本足球的滕飞居然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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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诺贝尔化学奖出炉,日本人北川进获奖。加上前几天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坂口志文,光今年就有两个。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坂口志文时,后者说癌症将会在20年后被人体自燃免疫掉。估计看到这里,爱国粉红们也不会喷了。科学的进步不分国籍,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至此,日本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的本土科学家已接近30人。而诺奖科学类上百年,中国国籍的只有屠呦呦。是中国人不聪明?显然不是,杨振宁、李政道、钱永健等都是华人,在北美土壤上拿奖,显然不是人种问题。
我在参观一些古代工业遗迹时更是叹为观止,比如自贡的盐文化博物馆里展现的古人怎样挖井,怎么利用气压差采卤水,怎么晒盐,运盐,包括怎么修善设备······几百年前就跟今天采石油的原理相同。
瓷器制作,丝绸制作,远古的青铜器制作,后来的古建等都堪称冠绝世界的科技。
由此有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德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后提出,为什么如此璀璨的古代科技没有诞生工业革命?
这种基因一直延续到现代,今天中国人拥有全世界素质最高的数量最多的工程师群体,我们修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的机械狂魔也是冠绝世界。
由此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欧美负责从0到1的创新,中国负责从1到N的创新。欧美,主要是美国把基础科学搞出来,核心尖端科技搞出来,我们复制,举一反三,举三反N都没问题。
但中国从基础科学到最尖端的光刻机芯片,就是无法做到从0到1的创新。
这些现象的本质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为何中国人缺乏科学基因。科技不是科学,前者在应用,后者在探索。第二,为何尖端科技没有形成产业革命,以至于现在最尖端的科技也诞生不了?最尖端科技本质也是一种想象和探索。
所以,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为何缺乏从0到1的探索?
科学最开始都没有实用价值。
在科学之前,古希腊的哲学思考也毫无实用价值,纯粹是人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将向何去”挥之不去又天经地义的探索。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对英国的技术进步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纯粹就是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革命,甚至都不是最高精尖。蒸汽机的原理凭经验就能知道,瓦特也不是第一个发明蒸汽机的。他是第一个把蒸汽机推广到产业规模的人。
因此,李约瑟不应该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而应该问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
因为当时,只有英国具备较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刺激了技术发明的积极性,保护创新,形成了产业革命浪潮。
当其他地方的人还在君王和宗教的统治之下时,英国个人的价值第一次彰显了出来。
个人智慧的自由联合第一次产生了生产力的爆炸。
这比君王组织的金字塔、万里长城更宏伟的力量,是个人探索价值的先声。探索的土壤是尊严,尊重和不为生存发愁的自由乐趣。奴隶和饿鬼无法仰望星空。
其实,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牛顿等大批科学家也诞生在英国,或者欧洲大陆的城市里,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
为何英国等新教国家要资助无用的科学。那时,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只会资助能带来利益的航海,没动力支持没有实用的科学。
不仅天主教国家缺乏动力,穆斯林,印度,中华帝国等其他文明也没心思去资助科学。
这就说到文明的本质了。
伊斯兰教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在古兰经里,连中世纪对古希腊文明的翻译学习也被教士们叫停。更别提研究科学。因此穆斯林文明直到现代都不怎么出科学家,他们比的是念经。
印度-佛教等神秘主义国度认为,自己心灵的纯净才是通往乐土的道路,外部世界到底怎样,是好是坏一点都不重要,全是虚空,全是幻觉。
中华文明认为,现实最重要,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看得见的世界最重要,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比什么都重要,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直到今天这都是主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些,国家的管理,祖宗的经验是关键,研究力学数学物理都是奇技淫巧,思考上帝更是精神毛病。
在基督教早期的观念里,也是认为苦修,得救是第一要务,研究星星月亮不是正业。到了中世纪后期,古希腊的文明传来时,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学说,给基督徒们打开了一扇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是圣经没有启示的。原来,圣经是特殊启示,如此美妙的天体运动,如此细小的微观世界,如此奇妙的大地万物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可否从这些研究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呢?
虽然答案是不能的,但研究天地万物是上帝允许和喜悦的,好奇心被激发和允许。
那时还没有科学家,牛顿被称为神学家,他的名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当然,有些研究是危险的,比如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伽利略等都受到过天主教的威胁,因为他们的研究和天主教的宣扬发生冲突。
科研的好奇是被基督信仰激发,部分被天主教教会鼓励,也部分被天主教教会打压。
天主教的神学是要维持一个看得见的天国。教宗的命令有时被偶像化,真理化,这是它的问题。
而宗教改革后,对待科学持更开放的态度。随着理性的提升,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神学和科学是彼此不相交的领域。前者是神的启示,后者是对神造之物的研究。虽然科学脱离了神学,但与信仰则密不可分。神是美的,善的,真的,所以祂的创造也一定奇妙莫名,早期的科学家很多是虔诚的门徒。
这才是西方科学的内在精神,从古希腊的思考开始,一直到近代探索上帝创造世界的奇妙。它需要的是单纯的好奇心,自由的探索环境,和全社会对探索的尊重,如同对待先知的敬仰一样。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只可能诞生在英国和基督教欧洲。
后来,在以电气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科学成果开始转化为技术进步,也就是说这时科研开始有现实回报了。
现代国家都开始重视科研起来,但基础科学和最新科技的创造,主要还是欧美等,因为这时的科研需要经费巨大,需要发达国家才能负担,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自由环境依然是探索不可或缺的条件。
上世纪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在的智能革命,与科学研究一样,同样需要这样的自由探索环境。
尤其是现在,能负担高额科研费用的国家多了,日本中国都可以负担。有好奇心,想要探索世界的也不仅是基督徒。现代科学研究和尖端科技需要的依旧是单纯的好奇心,自由的探索环境,和全社会对探索的尊重。
基础科学和最新科技在短期内都无法变现,既需要科研人员真的热爱探索,而不是摸鱼,又要给科研人员足够尊重和自由的环境,让他们长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它无法被规划,只能去孕育。这一点很像足球,只能去孕育全社会的环境,长时间培育。其他体育和工程项目可以举国体制去突击,但足球和科学,最新科技,不能!
我看了日本的科学培养历程,发现和日本足球腾飞非常相似,连起步时间都很接近。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郑重提出“力争50年内使诺贝尔奖得主达30人左右”这一著名国家目标。战略提出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发方面投入巨额资金。2000年至2021年间,日本基础研究投入占科研经费的比值平均为12.28%。相比之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基础科研经费占比为6.91%,虽较2020年增长了70%,但比例仍远低于日本。
日本政府长期在基础科学领域大量投入,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使日本科学界逐渐摆脱对“即期成果”和“短期效益”的过度依赖。日本政府和各类科研基金会为“冷门、产出难、周期长”的基础课题提供稳定经费,客观上为日本科研精英营造了“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科研环境,为诺奖得主数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广泛推进大学法人化与学术自治改革,不再以“指标考核”一概而论地约束科学家,让他们更多地依据兴趣和学术良知选择研究方向。对于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国家提供中长期职业保障,即便数年、十余年看不到“产出”,也不会逼迫其放弃冷门研究。这赋予了日本科研群体难得的耐心与安全感,即敢于从事“无用之学”,方能产生“有用之用”。从获奖情况来看,日本诺贝尔奖科学类得主大多处于60-80岁的“成名较晚”阶段。这背后,是其国家体制对“原始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的容忍度远高于“短平快”政策诉求。以当年获奖者坂口志文为例,他的调节性T细胞研究是一项持续数十年、鲜受外界关注的基础课题,远离市场和流量,但正是这种扎实研究和后发优势成就了厚积薄发。从社会结构和政策层面看,日本对科学家的尊重体现在各个方面。企业愿意参与基础研究投资,公众耐心等待“无用研究”数十年后结出硕果,政策确保不会因短期看不到成效而“一刀切”断供。科学家能够安心坚持数十年的“冷板凳”研究,全社会共同承担这种耐心带来的风险。政策设计巧妙地“为创新让步”,例如科研经费评估侧重原创性和长期影响,而非即时可见的经济效益或论文数量;评奖体系鼓励探索前沿未知领域,不因小领域冷门而被忽视。
相比之下,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增加,近年来已位居全球前列。就像对足球的投入不断增加一样。但体制中“重部署、轻探索”“急功近利”的短期考核和功利化价值取向仍较为普遍。科研人员常因“帽子工程”、论文指标、职称升迁等外部压力,难以专注于耐心探索冷门难题。“实验创新”远不如“应用转化”受重视,对失败的容忍度不足。“学术行政化”“工程攻关型”评价体系导致有潜力的科学家过早被挤出一线。
既然价值锚定是职称,是行政级别,是论文数量,很多本来热爱科研的科学家久而久之也会混成老油条。探索的精神和乐趣逐步消散。
除基础科研外,教育水平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日本重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科学素养培养。小学阶段注重自然体验和实验动手能力,中学阶段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我驱动。这种教育理念使日本孩子能够“因热爱探索而从事科研”。
这才是日本科研腾飞的奥秘,中国科学的差距居然和中国足球的差距如出一辙。
那就不是一个命令和文件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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