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唐德宗李适[kuò]是唐朝第十位皇帝,也是安史之乱结束后第一个即位的皇帝。
他在位前期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增加赋税收入,启用文官集团,废除宦官干政,朝政焕然一新,颇有中兴之象。
然而经过削藩失败、长安沦陷等一系列政治挫折,唐德宗尽废新政,转而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扩大其权力,放任藩镇割据,错过恢复大唐国力的历史机遇,为唐朝后期腐败黑暗和分裂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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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的中兴之主为何落得被节度使赶出长安的悲惨下场
742年,李适出生于长安大内的东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身份显贵。
但同时李适的童年又是不幸的,在他十三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原大乱,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携皇族核心成员出逃四川。
少年李适被迫饱尝战乱和家国之痛,但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
762年,唐代宗即位,二十岁的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最后决战的使命。
当然,代宗此举是在给自己的儿子增加政治资本,增添光彩履历和军队威望,真正打仗的是老将郭子仪和李光弼。
763年,安史之乱平定,李适被拜为尚书令,翌年被册立为太子。779年,代宗病逝,李适即位,即唐德宗。
德宗是安史之乱后第一位即位的皇帝,肩负着中兴和恢复大唐盛世的使命,天下万民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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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在经历八年的战火洗礼和复杂的宫廷斗争走上皇帝宝座,踌躇满志,立志中兴大业。
即位之初,德宗礼仪一切从简,任用杨炎为宰相,推行两税法,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取代被破坏的租庸调制度,增加财政收入。
大多官员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以旧制不可轻改为由反对实行两税法。 但德宗力主推行,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唐德宗认为大唐有两个顽疾不得不除,一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干政。坚持实施两税法的主要原因就是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削藩战争。
藩镇问题由来已久,都是唐朝为稳固边疆领土实施外重内轻惹的祸,安史之乱不过是朝廷与藩镇之间矛盾的总爆发。
安史之乱后,唐代宗为求得暂时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使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节度使。
虽然暂且保持了稳定,但也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造成“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字的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
到德宗上台前,藩镇割据持续十余年,已形成父子相传、不听朝廷命令的弊端,因此德宗决定武力削藩。
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上疏朝廷要求袭位。德宗想以此为突破口,向藩镇宣战,故驳回了其请求。
李惟岳不想丢掉权力,直接联合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起兵反抗朝廷,德宗当即调集军队,与四镇展开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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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过程比较简单,被征调的节度使军队规模大于四镇,打仗也很卖力气,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遭重创。
德宗以为削藩形势一片光明,忽略了中央军仍然虚弱、朝廷根基不稳的现实,也没有意识到各藩镇卖力打仗是为了抢地盘和人口,而非为朝廷效命。
因此德宗对有功藩臣没有太多封赏,这导致央地矛盾进一步激化,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联合田悦、李纳再行叛乱,史称“四镇”叛乱。
783年,德宗征调驻守京西地区的泾原兵平叛,但泾原兵发生哗变,反攻长安,与各节度使拥立朱滔之兄、废居长安的太尉朱泚为帝。
德宗狼狈北逃至奉天(陕西乾县),直到一年后依靠李晟的军队才收复长安,但也仅仅杀掉朱泚,随后就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相妥协,将事态平息下来,至此削藩战争宣告失败。
德宗也意识到节度使问题积重难返,已非他所能解决,只能听之任之,否则性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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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绝宦官到重新宠信宦官,德宗经历了什么
除了藩镇割据问题,宦官干政也是大唐的顽疾。自唐肃宗以后,朝政大权长期被宦官把持。
肃宗在位时期,宦官李辅国权倾朝野,不仅将唐玄宗打入冷宫,还趁肃宗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把反对他的张皇后抓了起来,受到剧烈惊吓的唐肃宗在当晚去世。
此后李辅国拥立唐代宗即位,代宗利用宦官集团内部的矛盾罢黜李辅国,但放纵程元振、鱼朝恩专权。
两大宦官执掌宫禁军权,排挤忠良,打压异己,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定安史之乱的有功之臣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压。
唐德宗在潜邸时对宦官干政十分厌恶,在他即位之初坚持重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对贪污受贿的宦官轻则杖责,重则罢官流放,对于暗图异志的直接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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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臣的腐败也很严重,从推行两税法的杨炎到卢杞,皆拉帮结派,结党倾轧,收受贿赂相较宦官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德宗对大臣也并非完全信任,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
从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他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
经过四镇叛乱,德宗一改强硬削藩的政策,转而放任姑息,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转瞬即逝。
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帝,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
在遭遇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竟不能发动一兵一卒保卫宫室。
而他逃亡时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率领的百余名宦官。
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才是最令人感动的,德宗落难之际,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臣武将的见死不救深深的刺激到了他那颗敏感脆弱的内心。
784年,德宗回到长安,迅速做出人事调整,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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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宗的支持下,神策军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两年后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
此后宦官的权力一发不可收拾,增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仍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并为之设印,从此宦官掌握禁军制度化。
如果说肃宗和代宗开启宦官干政的先河,那么德宗亲手把宦官的权力推向高峰,使他们由刑余之人变为口含天宪。
德宗以为依靠宦官可以永葆江山,但他的一厢情愿终于遭到反噬,唐朝政治从此更加腐败黑暗。
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有两位死于宦官之手,宦官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大唐从此滑入堕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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