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因女友撞脸离家女孩，吃饭时被拷走，民警一句话暴露青岛真实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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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

内容大致是：青岛公安某分局某派出所的民警在一商场内，将一名正在与女友吃饭的男子拷走。事后得知，该男子之所以被带走，是因为其女友与一名离家的未成年女孩长相相似，民警误认身份，最终抓错了人。目前，涉事民警已向该男子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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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条新闻中，有几个细节，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三名身穿警服的民警，当着服务员和其他食客的面，将一名身穿黑T的男子戴上手铐并带离。

有顾客回忆称：“民警也没有说是哪的民警，也没出示证件，咔咔就给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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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方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当时男子问了一句“你好，怎么了？”，民警回应：“你不要说怎么了，抓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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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越是沿海、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执法就越文明、越规范。

然而，青岛作为我国北方经济第一城，在经历过“大虾事件”多年之后，如今又在节日期间发生这起引发舆论关注的执法风波，似乎再次让人思考——经济实力的提升，是否真的意味着法治水平的同步进步？

对于这起事件，我们有必要保持关注。

它不只是一次“误抓”，更是对执法程序意识与公民权利保障的现实考验。

这起事件，不应被假期的热闹所掩盖。

1.未告知传唤原因，程序违法

“不要说怎么了，抓的就是你。”

这句话，几乎把整个问题暴露无遗。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版）第九十六条的明确要求：

“公安机关在传唤公民时，应当告知传唤的原因和依据。”

也就是说，哪怕是正常的传唤，执法人员都必须在行动前说明身份、出示证件，并明确说明为何传唤、依据何法传唤。

这是程序合法性的最低要求，也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第一道防线。

而在青岛这起事件中，民警既未出示工作证件，也未依法告知原因，更以“抓的就是你”回应当事人质疑，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

这种违法行为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在个案中侵害了公民的程序权利，更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与长期性，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公权力机关违法成本低。

在实践中，此类程序违法往往被定性为“工作疏忽”或“操作不当”，多以口头道歉或内部批评了结。违法行为没有实质惩戒，也缺乏外部监督机制，执法者自然缺乏遵守程序的动力。

第二，公民法律意识薄弱，对救济途径缺乏了解。

多数人在面对民警“请配合”时，并不知道依法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执法程序。

他们不了解有权要求民警出示证件、说明依据，也不清楚事后可以通过何种渠道投诉、是否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于是，程序违法的空间被不断纵容、固化，逐渐成为执法惯性。

当“依法告知”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时，程序正义也随之失去了意义。

2.使用手铐的必要性与尺度问题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手铐的使用也是有严格法律限制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的规定：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一）抓获违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

（二）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他情形。

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警械，不得故意造成人身伤害。”

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使用手铐，但明确限定了前提条件：

——必须存在“脱逃、行凶、自伤、自杀或其他危险行为”的可能性。

而在青岛这起事件中，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当事男子并未有抗拒、暴力或逃跑迹象，反而在第一时间询问“怎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手铐显然缺乏必要性。

这正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手铐使用的判断标准，过于依赖执法者的主观认定。

所谓“可能脱逃”“有危险行为”，在实践中往往成为一个宽泛、模糊的口袋概念——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存在可能”。

而法律的本质，应当是约束权力的工具，而非留给权力过度的自由裁量空间。

尤其当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时，法律理应提供更明确、更可操作的客观标准。

遗憾的是，在我们法治建设不断取得卓越成就的几十年里，这种“权力优先”的惯性依然存在。

执法者往往将“安全”“效率”置于“程序”“尊严”之上，而公众也普遍缺乏对公民尊严的法律意识。

于是，“先拷上再说”“多一份保险”的执法逻辑，逐渐成为被默认的常态。

但真正的法治，不仅在于如何管理人，更在于是否把人当作人。

当一个无辜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上铐、带走，哪怕事后被证明“抓错了”，其人格尊严已无法挽回。

这并非个案的尴尬，而是法律中“主观裁量无界限”的必然后果。

3.题外话

那名男子是倒霉的，也算是幸运的——倒霉在被错抓，幸运在最终得以纠正。

而其他人，或许就没这么幸运了，在看到这条新闻时，我不免想到自己的一些客户在面对行政执法时的困境。

最近我经办的几起行政复议案件陆续有了结果，但结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复议流于表面，并不回应真正的核心争议。

以“入户检查”为例——公民住所是最具隐私性的空间，法律也对入户检查作出了严格的程序要求：至少两名警察执法、出示警察证和检查证、制作检查笔录等。

然而，我经办的多起案件中，大多未出示警察证、检查证，即便出示，也往往只是“闪一下”就收回。最离奇的一起，是一名身着警服的民警带着两名保安入户检查。事后，当事人从物业监控中调取了录像，目前案件正在复议中。

设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还能像那名青岛男子一样幸运吗？

这起新闻事件，恰恰是一堂现实版的普法课，让更多人看到现实中的执法与影视作品中的巨大反差。

这起新闻发生后，很多人都说，这名男子算是幸运的，但“幸运”是什么？是一种概率，是玄学，是个体在体制误差中的侥幸幸存。然而，这本应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非运气问题，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不应由“幸运”来决定。

如果一项本该依法进行的执法，需要靠“幸运”才能避免侵权，那问题就不在个案，而在制度与执行。

法治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让人感到幸运，而在于让人无需依靠幸运。

我们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也能看到不少为执法机关辩解的声音——“知错就改”、“出发点是好的”。

⬆️评论区截图⬆️

这样的评论似乎已经成了某种惯性：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要态度看起来诚恳，就好像一切都能被原谅。

但问题在于，执法不是情感活动，而是法律行为。“出发点好”并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知错就改”也不能取代问责。

如果每一次违法都能以“出发点好”来消解责任，那么法律的边界就会被一点点模糊，公民的权利也会在这种“善意的违法”中被慢慢侵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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