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重大历史交汇关头的定位“十五五”社会政策的发展型潜能

“十五五”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交汇关头，以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为中心和医疗、教育、住房为重点的社会政策的承前启后功能特别突出。

首先，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2026年到203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再上明显的大台阶，社会政策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的中国，政策目标如何确定？规划“十五五”，眺望“十六五”，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政策再巩固、再定位、再调整期。

更进一步看，从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到2024年已经是第6年。而且中国人均GDP超过二万美元的城市覆盖人口超过一个亿，这类城市数量达十多个。这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整个社会从总体短缺到总体过剩转型的重要阶段，更是一个各方面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新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进入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

在这样一个阶段，社会政策的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如果说，过去的经济逻辑是，社会政策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从而有财力投入公共福利；那么，我们将要面对的现实则是，经济发展要有赖于社会福利的提升与社会政策的完善，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促成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开始深度汇合，社会政策日益展现明显的发展型特征。

如果再具体分析，以休闲产业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年轻人就业，需要发达的专业化社会组织等就业场域，养老服务、儿童养育、残疾人康复与托养服务都需要调整现有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投入方式。仅以养老与托育为例，这些年，公共财政投入建设了不少硬件设施，但在实际生活中，半数以上的养老床位和托育床位处于闲置状态。这种现象，是不是也暴露出社会服务硬件过剩或者说是供需不对号的矛盾呢？

再看一下国际社会的经验。在人均GDP迈过一万美元门槛时，甚至更早一些，发达国家都把社会政策置于重要的位置。欧洲与日本在二战之后重建的过程中，都对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福利政策予以优先安排。由社会福利到社会服务，从而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占比为70%以上的产业结构，这是发达国家通常所走过的道路。

即使在不“养懒汉”的香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也陆续建立起相当完备的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仅仅为购买社会组织的各类服务，一个700万人的地方就达到每年财政预算200亿元以上，年轻人大量从事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事业，从而不可能产生恶性的“内卷”。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索性将对于社会组织的购买服务调整为整笔拨款制度，即只要服务对象没有大的调整，每年固定拨款，类似于内地的事业单位。

也许人们会疑问，大量的经费用于社会福利，怎么可能会再造经济活力呢？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政策的作用，并不是像商业那样直接。仅举香港赛马会的案例，这是休闲产业的一个典范。赛马会拥有3万以上的员工，产生了一个相当发达的马产业并且延伸到内地，每年向政府纳税超过200亿港元，社会捐款达到几十亿元；其2024/25财政年度更是向特区政府缴纳288亿港元博彩税及利得税，其慈善信托基金当年审批慈善捐款达90亿港元。这样的休闲产业，如果没有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恐怕是很难运行的。

对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型定位，确实应当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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