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历尽磨难。不管是政权稳定的时期,还是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受难者,都是被当权者警惕的异议分子,特别是那些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觉得自己身负使命,却受尽凌辱的群体,如果他们也有过高光的时刻的话,那就是北方高校在抗战时期的一次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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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9月3日,据说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那么记住这批人,记住这些知识分子,记住那个时候的政府、军队、人民及沿路的土匪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并能真正继续爱护知识分子,这将是对抗战最好的纪念。
1937年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这三个学校,就是北方沦陷以后,向南方迁移临时组成的大学。
当时总的学生大概1500人,教职员工加在一起大概在 1700 人。
在此的前三天,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向全世界公告,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民将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8日,山西失守。
11月11日,国军在苦苦支撑了三个月,付出阵亡 30万的巨大代价以后,只得撤出苏州河南岸,第二天,11月12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军围攻南京。国军在唐生智指挥下拼死抵抗,将近10万人阵亡,总计近30万人被日军屠杀。13日,首都南京沦陷。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决定武汉大会战。
武汉离长沙只有 300公里,大战在即,如果战争失利,长沙必将迅速沦陷。
在开课没多久的长沙临时大学经过研究,决定迁往云南昆明。
蒋梦麟亲自跑到武汉最高司令部,找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将学校决定南迁昆明事宜亲自向他们汇报。
蒋介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938年1月中旬。
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大学。这个决定保护住了中国最可贵的一批读书种子,正是这批人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创造了到现在为止也无法超越的教育辉煌,培养出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各行业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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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临大师生结束第一学期学业,打点行装开始朝着西南出发。
临大师生根据安排分三批迁往昆明,其中第三批由290名学生,11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完成了整个旅程。他们历时68天,跋涉1600多公里,在沿途民众的照顾下,完成了这一艰险的历程。
为了保护这批读书种子,国民政府在抗战如此危急的关头,派中将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两名大队长分别有教官邹镇华、卓超担任,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
师生们穿着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开始踏上征程。
民国政府把这批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把最好的给了这些学生,为了他们的安全,民国政府可以说操碎心。
这一路过去,都是贫瘠的土地,到处都有土匪。
旅行团虽然有武装的军人带队,可就几个军人几把枪。这一带的土匪都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呼吁沿途土匪,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骚扰打劫这批学生。
这批读书种子不仅得到了民国政府最好的照顾,也得到了沿途土匪的尊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过许多土匪窝,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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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当大队人马到达黔东门户玉屏县时,政府专门张贴布告,要求城里商民欢迎这批学生,那时的玉屏县还很穷,没有宽大的旅馆,政府要求商民打开自己的大门迎接这批学生入住。
当旅行团进城的时候,玉屏县长带领社会各界亲自迎接,在食宿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照顾。
旅行团所过之处,当地政府都张贴布告,不要提高物价,要热情欢迎他们过境。旅行团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居然一路畅通,沿途还经常有学生夹道欢迎。
这支旅行团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宣传团,他们所到之处都会激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像这些偏僻的地方,老百姓信息非常闭塞,旅行团的到来,他们才知道日寇的入侵,中国已处在危急存亡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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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的这些学生面对艰苦非常自信,陪同徒步的教授闻一多后来写道:“在旅途中同学们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学生们同样为这种气氛所感染,当时许多同学愿意中断学业参军抗日,被民国政府拒绝。民国政府对这些学子只有一个要求,不管国家现在多困难,都要他们安心学习,学成以后报效祖国。
政府的期望和民众的关爱,培养了这批学子的爱国热情。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时期的学生能有西南联大这批学生爱国的。
他们觉得政府和民众把他们保护得太好了,他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没有理由不报效自己的国家。
不少学子爱国的体现,就是在国民党内战失败以后,听从新政府的召唤,让他们回国参与建设,他们不少中断学业回到祖国。
这批回来的学者,大多数就是原来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大多数都留学欧美。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曾经那么被政府呵护的自己,那个尊重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让多少人不只是梦碎还命殒在这块他们渴望报效的土地上。
这段旅途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都是美好的。他们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知识的尊重,是他们未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当队伍进入昆明城的时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潘光旦、马约翰等都亲自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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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被鲜花装饰,旅行团所经之处都是茶摊,教授夫人如赵元任夫人,蒋梦麟夫人等都带着子女与当地儿童一起,向师生敬献鲜花,奉上热茶。
最值得后人感动的是,旅行团团长、陆军中将黄师岳在昆明各界举行的欢迎仪式时,站在队前逐一点名,最后将花名册郑重提交给梅贻琦。
这个简单的仪式,表明了黄师岳和他的军人光荣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过这样的高光时刻的,可惜持续的时间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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