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长女张首芳，晚年生活困苦，为给弟弟买书卖掉了唯一的首饰

1953年，一封来自台湾的书信，悄然投递进了北京一户寻常人家的门缝。

信封上的落款，赫然是“张学良”。

那一年，张首芳已经55，物质生活拮据到几近断粮，但看到信后，她颤抖的手却没有一丝犹豫，将家中仅存的传家金簪卖了。

为了什么？为了弟弟的一套《明史》。

那么，张首芳是大帅府长女，为何晚景却为何如此凄凉？

姐弟相依

1898年，张首芳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

虽是张作霖的女儿，但她的童年，不属于任何一座将军府的花厅，也不属于丝绸华服、而是满是裂痕的泥土墙壁，和院子角落里用木枝搭起的破鸡窝。

张首芳的母亲曾是新民赵家的二小姐，出身望族，谈吐温婉，可偏偏嫁给了那个草莽出身、起初连一口热饭都难以保证的张作霖。

成婚之初，两人也曾恩爱过——据说赵春桂是张作霖最早信任的“谋士”，可惜后来张作霖飞黄腾达，女人一个接一个地娶回家，却把她和孩子扔在乡下。

张首芳小时候不懂，母亲常在炕头望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弟弟张学良比她小两岁，总爱跑出去和村里的孩子玩，可每次不是鼻青脸肿回来，就是衣服被撕破。

她每次听说弟弟被欺负，连问都不问是谁干的，就冲出去找人算账。

这个村子的人谁都知道，张家那个姑娘不好惹，火爆脾气，一根棒槌就敢追着比她高一头的男孩打。

“我娘说了，我弟是咱家将来的希望，你们敢碰他一下，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她腰插着手，站在一群哭鼻子的男孩前面，大声嚷着，眼睛里那股狠劲儿像是能把人烧穿。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她十几岁。

1912年，赵春桂病重，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了，将张首芳拉到身边说：“你弟弟还小，他以后要成才，你要护着他，就像我护着你们一样。”

不久后，赵春桂撒手人寰，张作霖终于“想起”了乡下的这几个孩子，把他们接到奉天的帅府。

帅府的生活表面光鲜，但骨子里冷漠得很，张作霖的姨太太们各自为政，孩子们各抱山头。

刚从乡下来的大姐弟三人，被一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姨娘们”瞧不起，连厨房里分的点心都比别人少。

张学良脾气好，挨了白眼不说话，张首芳却不是吃亏的性子，她冲进厨房，掀翻了热汤锅，对着厨娘大喊：“我弟吃的饭凭什么比别人少？张家的儿子，也轮不到你来挑三拣四！”

厨娘吓得跪地求饶，张作霖得知后也只冷哼一声，不敢发作。

最著名的一幕还要数一年冬天，张学良淘气，在书房里打碎了花瓶，张作霖大发雷霆，抄起拐杖就要教训。

张首芳闻声冲来，一把挡在弟弟身前，手里抓着剪羊毛的长剪刀，瞪着张作霖：“你要打他，我就砍你脑袋。”

那一刻，张作霖愣住了，这个性格比火药还爆的长女，他竟不知从哪儿继承来的这份狠劲。

他沉默半晌，放下拐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张首芳回头看弟弟，那孩子已吓得面色发白，她拍了拍他的头，说：“记住，姐姐在，就没人能欺负你。”

从那以后，帅府上下无人不知这位“姑奶奶”的厉害，她没读过什么书，却总能一句话怼得人哑口无言。

张作霖也默认了她在府中的“横行霸道”，甚至有人传，说张帅最怕的，不是北洋军的刺刀，而是自己那个大女儿的剪刀。

嫁进狼窝

若说帅府里张首芳是一阵风，那这阵风，终究也被命运之手硬生生拽进了一场没有归途的婚姻。

婚事是张作霖拍板定下的，没人问过她的意见。

她嫁的人，是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这个名字早在奉天的舞厅、洋场和赌场里传得人尽皆知。

那个花花公子，不知换了多少新衣、牵过多少纤手，唯独没有收起他的玩世不恭。

张学良曾劝过父亲：“这人靠不住。”但张作霖只挥了挥手，淡淡一句：“你姐姐要的是门当户对，不是浪漫情长。”

婚后的头几年，她住进了鲍家的大宅，宅子比帅府还要气派，可张首芳很快发现，这座宅子表面光鲜，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窒息的腐朽气。

丈夫不常回家，有时是整夜不归，有时干脆几日不见踪影，街头人们说他在洋舞厅里喝花酒，也有人在茶楼里低声议论，鲍家公子又和哪家唱戏姑娘亲密。

张首芳一开始并不在意，她不需要爱，也从未奢求，她以为只要守好家、养好孩子就行。

可生活并不打算放过她，鲍英麟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样“只是不负责任”，有一次，他喝醉回家，一脚踹开院门，看到孩子们吵闹，一言不发便拎起皮带朝墙上抽去。

张首芳冲过去，护住孩子，转身怒斥：“你再敢动手，我让你也尝尝被抽的滋味！”

她的脾气仍在，火爆如昔，几年下来，鲍英麟虽不曾收敛，却也学会在她面前保持“沉默”。

他知道张首芳敢当面摔他的账册，也敢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揭他的老底，她不是那种默默哭泣的“苦命妻”，而是敢拿起菜刀与命运对峙的猛女。

但强硬终究敌不过天灾人祸，1928年，张作霖的专列在京奉线被炸毁，那个曾让北洋各路军阀忌惮三分的人在烟尘中去世。

从此，没人再能让鲍英麟忌惮三分，失去父亲和弟弟的庇护，张首芳在鲍家成了被推入深渊的人，她被打，被骂。

有一次，她忍不住回了帅府，但她没想到，弟弟张学良那天正巧回府，一眼就看见了她肿胀的脸：“是谁动的手？”

她仍不愿让弟弟担心，只说不小心磕到了桌角。

张学良没再说话，转身便唤来卫队，三人疾步出门，直奔鲍家，那晚之后，鲍英麟在众人面前低头赔罪，嘴角挂笑，眼底却满是阴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张首芳失去最后的庇护，没多久，鲍英麟便变本加厉，甚至连伪装都省去，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她收拾行李那天，没带走嫁妆，也没拿任何一件首饰，只拎了一个装着三件旧衣和两本家书的布包。

金簪换书

1953年的北京，一户陈设简陋的小屋里。一个穿着暗蓝粗布棉衣的中年女人，坐在炕沿，手里拿着一封刚拆开的信。

她的手在抖，眼角已经泛红，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一行行，一遍遍地读着那熟悉却又陌生的字迹。

信，是张学良写来的。

“姐姐，我过得不好……我想读《明史》，字大些的，眼睛模糊得厉害了……若你能设法给我买来，我当感激不尽。”

短短几句，把她拉回了三十年前的奉天帅府，那个笑得欢快的小男孩，那张冬天里冻得通红却倔强不认输的脸。

可如今，对方却在孤岛幽闭的深墙中日渐模糊，甚至看不清一页书，张首芳鼻尖一酸，终于掩面低泣。

岁月是一把钝刀，不杀人，却能慢慢将一个人的锐气削去边角，曾经的“张家大姐”，如今不过是北京城一隅普通的贫妇。

没有家业支撑、没有弟弟庇护，她与儿女相依为命，靠着变卖昔日的嫁妆和首饰勉强过活，如今屋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已寥寥无几。

于是，她缓缓打开那只漆皮脱落的小匣子，那里面安静地躺着一支金簪。

那是母亲赵春桂留给她的遗物，她曾无数次摸着这根簪子，在深夜默念母亲的遗言：“要护弟弟，要护到底。”

她曾发誓，不管多穷，都不会动这根簪子，因为那不仅是纪念，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她和母亲、和过去所有温情的连接，可今天，她知道，她必须舍弃它。

她将簪子用一块旧布包好，去了珠宝行，柜台后的掌柜瞥了她一眼，见她穿得寒酸，语气冷淡：“您卖什么？”

她没有多话，只是将包袱轻轻放在柜台上，掀开布的一角。

金簪出手的速度比她想象中的要快，掌柜的接过簪子时，目光显得有些好奇，但他并没有多问什么，打量过后直接开出了一个价格。

她甚至没有讨价还价，接受了那个价钱，她知道，自己能做的已经没有多少，那个金簪本就无法支撑她再过多的一年，而弟弟的那套书，却可能给他带来一丝慰藉。

她手里捏着已经支付好的钱和那本《明史》，一路走回了自己的简陋小屋。

那天下午，她抱着刚买来的一套《明史》，一页页翻看，她不是为了读，只是想确认这本书，字够大，纸够厚，不会让弟弟看得吃力。

之后，她把书包好，连同信一并寄出。

而一个月后，她开始频繁咳嗽，医生说，是积劳成疾，加上营养不良，她却笑了笑，说：“命长命短我不管，只要东西送到了就好。”

1954年，张首芳在一个阳光尚好的早晨走了，几个月后，张学良才收到她去世的消息。

他在信后写道：“那本《明史》我常翻阅，字大，看得清楚，只是，大姐，你不该为我变卖你最后的念想……”

可张首芳没有遗憾，因为她用一支簪子换来了一本书，也换来了她对母亲许下的诺言的完满——即便隔着千山万水，她依旧护着那个从小跟在她身后喊“姐姐”的男孩，护到生命最后一刻。

即便在晚年困苦的日子里，张首芳依旧没有放下过她对弟弟张学良的那份守护与责任。

张首芳，终究是那个永远为弟弟拼尽全力的姐姐，即便她的故事已悄然落幕，然而她的身影，依旧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温暖着每一个有着亲情牵挂的心。

张首芳的一生，也或许不够辉煌，但她身上那股坚韧、不屈和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