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清廷修订《贰臣传》,乾隆帝却特意下旨:“范文程著列于忠烈祠,以昭佐命之勋。” 这位被皇帝赞为 “佐命勋最高” 的开国文臣,棺木入葬时,顺治帝曾亲赐祭葬,康熙帝更是称他 “勋名炳耀,可比于萧何、张良”。
可翻开《清太宗实录》,却藏着另一番景象:崇德六年,范文程的妻子被豫亲王多铎强抢入府,他上门索要,反被踹倒在地,骂作 “汉狗”。三个月后,多铎才在多尔衮施压下归还其妻,范文程却连一句辩解都不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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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横跨四朝、助清军定鼎中原的 “第一功臣”,地位究竟是高是低?答案藏在他的功绩与屈辱里,藏在清朝满汉分治的铁律中。
一、从大明秀才到后金谋臣:他的 “投效” 藏着时代与个人的选择
范文程的祖上,是北宋名相范仲淹。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千古绝唱,曾是范家的精神图腾 —— 他的祖父范沈,在明朝官至兵部尚书,父亲范楠也做过沈阳县丞,妥妥的 “世受明恩” 之家。
万历四十三年,18 岁的范文程考中大明秀才。可那时的明朝,早已是风雨飘摇:辽东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内地流民四起,朝堂上党争不断。范文程在沈阳目睹清军劫掠,却没选择殉国,反而在万历四十六年,带着弟弟范文采,主动跑到抚顺投靠努尔哈赤。
他跪在努尔哈赤面前,剃掉前额头发,留起 “金钱鼠尾辫”,说:“臣愿效犬马之劳,助大汗取中原。” 努尔哈赤正缺汉人文臣,见他是范仲淹后人,又熟悉明朝制度,当场任命他为 “章京”,让他参与军机。
有人说他是 “识时务”,可彼时沈阳还有不少明朝官员殉国,比如兵备道何廷魁,城破后自缢而死。范文程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带着 “弃民族而逐私利” 的争议 —— 这也为他后来的 “高地位” 埋下了隐患:满人用他的才,却从未真正瞧得起他的 “出身”。
二、四朝谋划定天下:他的 “功绩” 够得上 “开国第一” 吗?
范文程在清朝的功绩,确实够得上 “开国柱石” 四个字。从努尔哈赤到康熙帝,四代君主的关键决策里,都有他的影子。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想屠锦州,范文程劝道:“杀一人易,收民心难。若屠城,中原人必拼死抵抗;若免赋税,百姓自会归降。” 努尔哈赤听了他的话,锦州百姓果然没怎么反抗。这是他第一次用 “汉策” 帮清军做事。
皇太极时期,他更是成了 “谋主”。崇祯二年,他设反间计,让皇太极假装与袁崇焕密谈,再故意让明朝俘虏听到,结果崇祯帝信以为真,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 明朝辽东最后的屏障,就这么没了。崇祯十一年,他又劝皇太极招降孔有德、耿仲明,这两人后来成了清军入关的 “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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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顺治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范文程连夜给多尔衮上书:“此时入关,名正言顺 —— 可为崇祯发丧,以‘复君父仇’收民心,再灭李自成,天下可定。” 多尔衮依计行事,清军果然顺利入关,还没费多少力气就稳住了北方。
顺治帝曾说:“八旗兵再多,不如范文程一纸檄文。” 他确实没说错 —— 范文程起草的入关檄文,把清军塑造成 “救民于水火” 的义师,不少明朝官员就是看了这篇檄文,才选择投降。可这份 “功绩”,在满人眼里,不过是 “汉人替主子办事”,算不得 “同等功劳”。
三、表面的 “高官厚禄”:一品大员的 “虚架子”
范文程在清朝的官衔,看着确实吓人:内秘书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官至一品,还被赐 “巴克什”(满语 “智者” 的意思)称号,是清朝第一个获此称号的汉人。
顺治帝亲政后,每次议事,都让范文程站在最前面,还说:“范先生是先帝旧臣,你们都要听他的。” 康熙帝即位后,更是让他辅导自己读书,称他 “先生”—— 这份待遇,在汉臣里确实少见。
可这些都是 “表面功夫”。清朝的核心权力,始终在八旗宗室手里。范文程虽然是议政大臣,却从来没进过八旗决策圈。比如顺治初年,多尔衮想圈占北京周边土地给旗人,范文程劝道:“百姓刚安定,圈地会引发叛乱。” 可多尔衮根本不听,还是圈了大量土地,范文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更讽刺的是他的 “家产”。他的宅子、田地,都是清廷 “赏赐” 的 —— 也就是说,清廷想收回去,随时可以收。他的儿子范承谟后来官至福建总督,可因为得罪了吴三桂,被吴三桂杀死,清廷也只是追赠了个谥号,没怎么追究吴三桂(那时吴三桂还没反)。
所谓的 “一品大员”,不过是个 “高级办事员”。满人需要他来稳定汉人,所以给了他虚职和名声;但绝不会让他触碰核心权力,更不会把他当成 “自己人”。
四、藏在 “奴才” 与 “臣” 里的屈辱:汉臣的真实地位
清朝有个很特别的规矩:满臣给皇帝上书,自称 “奴才”;汉臣只能自称 “臣”。别以为 “臣” 比 “奴才” 高贵 —— 在满人眼里,“奴才” 是 “自己人” 的称呼,“臣” 不过是 “外人” 的客套。
乾隆三十八年,汉臣马人龙在奏折里,因为跟满臣天保联名,误写了 “奴才马人龙”,乾隆帝当场震怒,把他革职查办,还下旨:“汉臣不得称奴才,违者严惩!” 雍正年间,广东巡抚杨宗仁曾试着称 “奴才”,雍正帝在奏折上划掉 “奴才”,改成 “臣”,还批了一句:“称臣得体。”
这规矩,范文程比谁都清楚。他一辈子给皇帝上书,从来都是自称 “臣”,连一句 “奴才” 都不敢说。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逃不过满人的羞辱 —— 崇德六年,多铎强抢他妻子那次,他告到皇太极那里,皇太极却只是说:“多铎年轻,你多担待。” 最后只罚了多铎一百两银子,连句道歉都没有。
那时的范文程,已经是内秘书院大学士,一品大员。可在多铎眼里,他不过是个 “汉狗”,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他称病在家三个月,不是真的生病,是没脸见人 —— 他终于明白,自己再怎么立功,在满人眼里,也只是个 “有用的工具”,不是 “平等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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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问题:顺治年间,范文程想推荐自己的门生当官,结果吏部尚书(满人)说:“汉臣推荐汉臣,恐有结党之嫌。”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而满臣推荐自己人,却从来没人管 —— 这就是满汉之间的 “双标”,范文程再清楚不过,却只能忍。
五、后人评价的两极:“开国功臣” 还是 “民族罪人”?
范文程死后,清朝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乾隆帝虽然编了《贰臣传》,把洪承畴、吴三桂都列了进去,却特意把范文程排除在外,还说:“范文程虽为汉人,却一心事我大清,功在社稷,不当列贰臣。”
可在汉人眼里,他却是 “千古罪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骂他:“士大夫之耻,莫大于范文程 —— 祖受明恩,却引异族入关,毁我华夏,此等败类,永世不得翻身!” 清末的章太炎,更是称他 “汉奸之祖”,说他比吴三桂还可恨 —— 吴三桂是被逼反,范文程却是主动投靠。
他的家乡苏州,直到清朝灭亡后,都没人愿意提他。范家的祠堂里,只供奉范仲淹,却没他的牌位 —— 族人都觉得,他丢了范仲淹的脸。
其实范文程的一生,就是清朝汉臣的缩影:他们有才能,能帮满人做事,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他们有官衔,却没实权,只能在满人的规矩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所谓的 “高地位”,不过是清廷给汉人的 “糖衣”,里面藏着的,是满汉分治的 “苦药”。
直到今天,人们提起范文程,还会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 “识时务的俊杰”,有人说他是 “卖国求荣的汉奸”。可不管怎么说,他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 “功臣”,可能是另一个民族的 “罪人”;而所谓的 “地位”,若没有民族尊严做支撑,再高也只是个 “虚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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