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男生保研失败仅差1分，教授调出档案简历两个字让他冒出冷汗

陈瑾教授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我的档案和简历并列显示在那台老旧的台式电脑上。

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看了我三十秒，像是在审视一件还没烧制完成的陶器，寻找着上面细微的裂痕。

“你的问题，”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我死寂的心湖，“不在于这一分，而在于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我的大脑在那一刻是空白的。

我曾以为，压垮我的，是那如泰山般沉重的一分之差。我曾无数次复盘，是哪一门专业课的疏忽，是哪一次社会实践的平庸，还是面试时哪个问题的回答不够周全，才导致了这致命的一分。

可我没想到，最后宣判我“死刑”的，竟是简历上那两个我自以为是的、精心包装过的字。

那两个字，像两个幽灵，从屏幕里飘出来，掐住了我的喉咙。办公室里明明开着冷气，我的后背却瞬间被冷汗浸透了。

原来，我自以为是的聪明，在真正的人生考官面前，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早已被看穿的表演。

第1章 尘埃落定

保研名单公示的那天下午，南昌的天空阴沉得像一块湿透了的旧抹布。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对着电脑屏幕，那个PDF文档我来来回回看了不下二十遍。我的名字，林森，终究没有出现在那张红头文件的末尾。

综合排名，我比最后一名，只差了0.87分。

四舍五入，就是一分。

一分，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我四年大学生活吹起来的那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

手机在桌上嗡嗡地震动，是母亲打来的。我盯着那个闪烁的“妈妈”，深吸了一口气，才按下了接听键。

“森森，结果出来了吗？”母亲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

我把头埋得很低，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沙哑：“妈，我……没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沉默比任何责备都让我难受。我能想象到，在赣南老家那个小小的客厅里，母亲脸上的光彩瞬间熄灭的样子。或许父亲就坐在她旁边，停下了手里正在打磨的木料，默默地抽着烟。

“没……没事的，森森。”过了好久，母亲才重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没关系，保不上，咱就考。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上。”

“嗯。”我应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个字。

“你爸让你别有压力，说大不了就回家，他那木匠铺子还缺人呢。”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我的心。

我知道这是安慰，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朴素的退路。但在我听来，却充满了讽刺。

我拼了命地学习，从县城考到省城的重点大学，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那个充满了木屑和油漆味的环境，不再重复父亲那一代人的命运吗？

“我知道了，妈。我先挂了，要去图书馆。”我找了个借口，仓皇地结束了通话。

挂掉电话，我像个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的木偶，瘫倒在椅子上。

室友推门进来，看到我的样子，小心地问：“森仔，没成？”

我点点头。

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就差一点，运气不好。晚上出去喝点？”

我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酒精的麻痹，我需要的是一个答案。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偏偏就差这一分？

我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计算。每一门课程的绩点，每一次竞赛的加分，每一项荣誉的权重……我像一个偏执的赌徒，一遍遍地清点着自己输掉的筹码，试图找出那枚决定性的、被荷官悄悄拿走的硬币。

可结果是，一切都严丝合缝，公平得令人绝望。

那一晚，我失眠了。

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那些光影变幻着，像我这四年来做过的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我梦见自己留校，成为陈瑾教授最得意的门生，在学术的殿堂里指点江山。

我梦见自己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把父母接过来，让他们看看儿子打拼出的天地，再也不用闻那刺鼻的油漆味。

可现在，梦醒了。

天花板上的光影，最终都变成了一张灰色的网，将我牢牢地困在原地。

第22章 父亲的电话

第二天傍晚，父亲的电话打了过来。

和母亲不同，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他的关心，总是藏在他沉默的背影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里。

电话接通，他只“喂”了一声，就再没说话。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砂轮打磨木头发出的“滋滋”声，还有老旧收音机里传出的赣剧唱腔，咿咿呀呀的，拉得很长。

“爸。”我轻声喊了一句。

“嗯。”他应着，似乎在等我先开口。

我知道他在等什么。他不像母亲那样会用言语安慰人，他只会用沉默，给我留下坦白的余地。

“我……保研失败了。”我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声音比蚊子哼哼大不了多少。

“知道了。”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都跟我说了。”

又是沉默。

滋滋的打磨声停了，收音机的声音好像也被人关小了。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们父子俩有些笨拙的呼吸声。

“就差一分？”他问。

“嗯。”

“可惜了。”他说。

这两个字，比母亲那些“没关系”的安慰，更让我心里堵得慌。

“可惜”，意味着在他看来，我本该成功的。

“爸，对不起。”我低声说。

“对不起什么？”他反问，“念书是你自己的事，考得上考不上，都是你自己的本事。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他比谁都看重这件事。

从我考上大学那天起，他逢人便说，我儿子将来是要当教授的。他一个做了几十年木工活的粗人，对“教授”这个词，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向往。

他觉得，那是读书人最高的归宿。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他问，语气像是在谈论一块木料的用途。

“准备考研。”我说，“再考一次。”

“也行。”父亲说，“钱够不够用？不够我给你打。”

“够的，爸，我还有奖学金。”

“嗯。”

电话似乎就要这样结束了。父亲的交流方式总是这样，直奔主题，没有半句多余的寒暄。

就在我准备说“再见”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口了。

“森仔，”他叫我的小名，“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简历，我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写得挺好，花里胡哨的，像城里人做的东西。”他顿了顿，声音里有种我分辨不清的情绪，“就是有一条，那个‘家庭实践’，写的是‘参与多个家居设计项目’……”

他把“家居设计”这四个字，念得特别慢，特别生硬，像是第一次认识这几个汉字。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

“爸，那个是……”我急着想解释。

“我知道。”他打断了我，“你觉得‘木工’两个字，写上去不好看，丢人。”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我仿佛听到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你不用解释。”父亲说，“我就是想跟你说，做人，跟做木工活一样，要的就是个‘实’。一块木头是什么料，就做什么东西。卯是卯，榫是榫，来不得半点虚的。虚了，东西就站不稳。”

他说完，没等我回答，就挂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忙音，我愣在原地，手脚冰凉。

父亲的话，像一把凿子，精准地凿开了我一直以来小心翼翼维护的外壳，露出了里面那个虚荣、怯懦的内核。

我忽然想起，当初写下“家居设计”这四个字时，自己那种沾沾自喜的得意。

我觉得自己很聪明，把父亲那上不了台面的手艺，包装成了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词汇。

我以为，这能让我在那些出身优渥的同学面前，显得不那么格格不入。

我以为，这能让评审的老师们，看到我的“艺术细胞”和“实践能力”。

我从来没想过，这四个字，在父亲眼里，是一种背叛。

更没想过，它会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块意想不到的绊脚石。

第3章 简历上的“艺术”

时间倒回两个月前，我正在为保研的简历绞尽脑汁。

大学四年，我的成绩单堪称完美。专业第一，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各种竞赛证书也攒了一大摞。但在“社会实践”这一栏，我却犯了难。

我的同学，有的去了世界五百强实习，有的跟着导师做了国家级项目，履历光鲜得像镀了金。

而我的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

要么帮着父母干点农活，要么，就是待在父亲那间闷热的木工坊里。

木工坊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混杂着汗水、木屑和油漆的味道。父亲赤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汗珠，手里的刨子、凿子、锯子，像他身体的一部分，运用自如。

从小，我就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把一根根粗糙的木头，变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精致的梳妆台。

耳濡目染，我也学了些皮毛。开料、画线、凿卯、刨光，一些简单的活计，我都能搭把手。

父亲对此颇为自豪，常跟邻居夸我：“别看森仔是个读书人，这手上的活，一点不比我当年学徒的时候差。”

可这份“手艺”，在我的大学同学面前，却是我羞于启齿的秘密。

他们谈论的是编程、金融、艺术史。而我，满脑子都是榫卯结构和刨花。

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来自一个木匠家庭，害怕他们用同情或者鄙夷的眼光看我。那种源自出身的自卑，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时时提醒着我的与众不同。

所以，在填写简历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想要掩盖这一切。

“家庭职业”一栏，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填了“自由职业”。

而在“社会实践”部分，我看着那片空白，灵机一动。

我为什么不能把在木工坊的经历，包装一下呢？

于是，我敲下了那一行字：

“利用假期时间，深度参与多个中式传统家居设计与制作项目，熟练掌握传统榫卯工艺，并对现代家居审美有独到见解。”

写完之后，我反复读了几遍，满意极了。

“木工”，变成了“中式传统家居设计与制作”。

“打下手”，变成了“深度参与”。

“帮我爸干活”，变成了“项目实践”。

我甚至还从网上找了几张看起来很专业的家居设计图片，附在了简历后面，暗示那是我的“作品”。

我把这份简历拿给室友看，他啧啧称奇：“行啊森仔，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这写得也太专业了，比我去大公司盖章实习的经历还牛。”

同学的赞叹，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我仿佛看到，评审老师们看到这份简历时，眼前一亮的样子。他们会觉得，这个学生不仅成绩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品味和实践能力。

我沉浸在这种自我构建的幻象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亲手在自己的诚信档案上，凿开了一个危险的卯眼。

而那个致命的榫头，正在不远处，等着与它“严丝合缝”地对接。

第4章 面试那一天

面试那天，我特意穿上了新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走进会议室，三位导师坐在对面，中间的就是陈瑾教授。

陈教授是我们学院的泰山北斗，学术严谨，是出了名的“铁面”。据说他带的研究生，毕业时都得脱层皮。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要能跟着他，前途便一片光明。

面试过程很顺利。

专业知识的问答，我应答如流。对未来研究方向的规划，我也阐述得条理清晰，引经据典。

我能感觉到，陈教授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赞许。

直到他拿起我的简历，目光落在了“社会实践”那一栏。

“林森同学，”他开口了，声音温和，“你简历上写的，参与过中式传统家居设计项目。能具体谈谈吗？比如，你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来了。

我心里一阵窃喜，这正是我准备好的“高光时刻”。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了我精心编排的讲述。

我把我父亲给邻村张大爷家做的一套婚房家具，描绘成了一个完整的“明式简约风格整体家居定制项目”。

我把父亲为了迁就张大爷家老房子的不规则尺寸，而对图纸做的修改，说成是“根据客户实际需求进行的适应性设计创新”。

我把我帮着打磨一张书桌桌面的经历，夸大成“主导了核心单品‘禅意书桌’的后期工艺处理”。

我讲得声情并茂，甚至用上了“人文关怀”、“匠人精神”、“东方美学”这些时髦的词汇。

我说完，另外两位老师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只有陈教授，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听起来很不错。”他缓缓说道，“那么，你对‘束腰’和‘托腮’这两种结构在明式家具里的应用，有什么看法？”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这两个词，我听父亲念叨过无数次。我知道它们是桌子、椅子腿部和桌面连接处的两种经典结构，但我只知道个大概，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力学原理和美学差异。

我的知识，全部来自于道听途说和网络搜索，是浮在表面的泡沫。

“呃……这个……”我支支吾吾，冷汗开始往外冒，“‘束腰’是为了让家具的线条更有层次感，‘托腮’则是……则是一种加固结构……”

我说得含糊其辞，毫无底气。

陈教授没有追问，只是不动声色地在我的评分表上写了些什么。

然后，他抬起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父亲，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这是一个陷阱吗？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我脑子里飞速权衡。如果我承认父亲是木匠，会不会显得我之前的“设计项目”描述很可笑？如果我不承认，万一他去做背景调查怎么办？

零点几秒的犹豫后，我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最稳妥的答案。

“是的，我父亲是一位……资深的民间手工艺人。”

“手工艺人”，又是一个被我精心包装过的词。

它听起来，比“木匠”要文雅得多，不是吗？

陈教授听完，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示意面试结束。

我走出会议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虽然最后一个问题有点惊险，但我觉得自己整体表现还不错。

我天真地以为，我已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完美形象。

我不知道，在那位洞若观火的老教授眼里，我的所有表演，都像一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孩子，滑稽而又可悲。

第5章 一分之差

等待结果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

我每天都会刷新几十遍学院的官网，期待着那份决定我命运的名单出现。

终于，名单公示了。

当我看到那个残酷的结果时，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我的室友，那个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成绩中游的家伙，竟然上岸了。他的名字，就排在名单的倒数第二位。

而我，只差一位。

巨大的失落和不甘，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凭什么？

论成绩，我甩他几条街。论能力，我自问也不比他差。

我疯了一样地去核对加分细则，想找出问题所在。

最后，我发现，我和他的总分差距，主要就体现在面试分上。

我的面试分是86分，而他，竟然拿到了89分。

这3分的差距，加上笔试成绩的权重折算，最终导致了我那致命的“一分之差”。

“不可能！”我对着电脑屏幕低吼，“他的面试怎么可能比我高？”

室友回来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他看到我阴沉的脸，笑容收敛了一些。

“森仔，我……”

“你面试的时候，陈教授问了你什么？”我打断他，语气里带着质问。

室友愣了一下，回忆道：“也没问什么特别难的。就问了问毕业论文的思路，还有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

“就这些？”

“嗯……哦，对了，”他想了起来，“陈教授还跟我聊了聊家常。问我家是哪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爸妈是开小餐馆的，我还跟他吹牛，说我做的番茄炒蛋是我们那一绝。陈教授还笑了，说有机会要去尝尝。”

我听完，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他用一份真诚的“番茄炒蛋”，打败了我精心包装的“禅意书桌”。

我还是不服气。

我觉得这不公平。学术选拔，看的应该是专业能力，而不是谁更会“聊家常”。

我认定，一定是评分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我鼓起勇气，给陈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言辞恳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当面请教，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以为这封邮件会石沉大海。

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只有一句话：“明天下午三点，来我办公室。”

那一刻，我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或许，事情还有转机。或许，我能说服他，为自己争取到那一分。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申辩，如何展示自己的优秀，如何证明我比别人更适合读他的研究生。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即将面对的，不是一场关于分数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人生的拷问。

第66章 陈教授的办公室

我准时敲响了陈瑾教授办公室的门。

“请进。”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老式空调发出的轻微嗡鸣。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厚重的学术专著，空气中飘着一股旧书和墨水的混合气息。

陈教授正坐在办公桌后，对着电脑屏幕，似乎在修改一篇论文。

“陈教授，您好。”我恭敬地站在他面前。

他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

我拘谨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邮件我看了。”陈教授开门见山，“你对自己的成绩，有疑问？”

“是的，教授。”我鼓起勇气，“我想知道，我的面试分为什么会……会比较低。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里。”

陈教授没有直接回答我。

他转过电脑屏幕，正对着我。

屏幕上，是我的个人档案和那份我引以为傲的简历。

“林森，”他看着我的眼睛，缓缓开口，“你的大学四年，非常优秀。成绩、竞赛、论文，几乎无可挑剔。从一个普通县城考出来，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他的肯定，让我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底气。

“但是，”他话锋一转，“学术研究，我们常说两个字——‘求真’。追求真理，是我们的本分。而‘真’这个字，不仅体现在学术上，更体现在做人上。”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

“我看了你的简历，写得很好，很漂亮。”他指着屏幕上那行“参与多个中式传统家居设计与制作项目”，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我也看了你入学时填写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他的手指移动到另一份文档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父亲，林大强，职业：木工。

我的脸“刷”地一下全白了。

我感觉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让我无法呼吸。

“面试那天，我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陈教授的语气很平静，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你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民间手工艺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

“木工，就是木工。这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值得尊敬的职业。靠手艺吃饭，养家糊口，供你读大学，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用那些花哨的词去包装它，甚至去回避它呢？”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所有的辩解，在“木工”这两个朴实的字眼面前，都显得那么虚伪和可笑。

“你很聪明，”陈教授继续说，“聪明到可以用语言，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人。但你忘了，语言的浮华，掩盖不了事实的质朴。你所说的那些‘项目’，那些‘设计’，听起来天花乱坠，可我只要问一个最基础的榫卯结构问题，你就露馅了。”

“你不是输在那一分上，林森。”

他终于说出了那句宣判我命运的话。

“你是输在了这两个字上。”

他指的不是档案里的“木工”，而是我简历上的“设计”。

“你输给了你的虚荣和不自信。一个连自己出身都不敢坦然面对的学生，一个在学术的起点就试图用‘技巧’代替‘真诚’的学生，我怎么能相信，他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能坚守‘求真’的原则呢？”

“做学问，如同做木工。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块材料，一个数据，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你父亲用一辈子教会你的道理，你为了一个保研名额，就把它丢了。”

“回去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考我的研究生。”

陈教授的话，说完了。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后背的冷汗，已经把衬衫浸透，冰凉地贴在皮肤上。

我终于明白，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保研的资格。

我失去的，是一个读书人最宝贵的品格——坦诚。

而那两个字——“设计”，就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提醒着我这次惨痛的失败，和这堂代价高昂的人生课。

第7章 回家的路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陈教授办公室的。

校园里的阳光很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没有回宿舍，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最早回家的硬座票。

我需要回家。

我需要回到那个我一心想要逃离的地方，去重新找回一些被我丢掉的东西。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着，穿过城市，穿过田野。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就像我这被全盘否定的四年。

我曾经以为，大学是一座象牙塔，能帮我洗掉身上的“泥土气”。

我努力学习，参加各种活动，模仿着城里同学的穿着打扮和说话方式。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和他们一样。

可到头来，我才发现，我越是想掩盖，那份自卑就越是如影随形。

我瞧不起父亲的职业，其实是瞧不起那个卑微的自己。

我包装自己的简历，其实是想包装那个不自信的灵魂。

陈教授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将我的伪装一层层剥开，露出了最真实的、不堪的内里。

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我几乎没有合眼。

当火车报出那个熟悉的小站名时，我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

走出车站，一股潮湿的、夹杂着泥土和草木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这就是家的味道，朴实，却让人心安。

父亲骑着他那辆老旧的“嘉陵”摩托车来接我，后座上还给我绑了个安全帽。

他看到我，没有问任何关于学校的事情，只是接过我手里的包，扔进车前的篮子里。

“走，回家。”

摩托车突突地发动了，载着我，行驶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

我坐在父亲身后，搂着他宽厚而坚实的腰。他的背上，还是那股熟悉的汗味和木屑味。

小时候，我最喜欢这个位置。我觉得父亲的后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嫌弃这股味道。

路过村口的木材加工厂，刺耳的电锯声传来。父亲指了指里面堆积如山的木料，大声对我说：“看到没？新到了一批好料子，榉木的，纹理漂亮，给你打一套书柜正好。”

我“嗯”了一声，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原来，在我一心想着如何逃离的时候，他却在默默地为我的未来，规划着最实在的蓝图。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

她看着我，眼圈红红的，嘴上却说着：“瘦了，在学校肯定没好好吃饭。快，多吃点。”

那晚，我们一家三un 谁也没提保研的事。

我们聊着庄稼的收成，邻居的婚嫁，仿佛我只是放了一个普通的周末假回家。

可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愧疚。

第8章 手心的温度

吃过晚饭，父亲像往常一样，走进了他的木工坊。

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木工坊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灯光下，飞舞的木屑像金色的尘埃。

父亲正戴着老花镜，对着一张图纸仔细端详。那是一张书柜的设计图，上面用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尺寸。我知道，那是为我准备的。

他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的一张小板凳：“坐。”

我在他身边坐下，看着他拿起一块木料，用墨斗弹上笔直的黑线，然后拿起锯子，熟练地开料。

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分力都用得恰到好处。他的眼神专注而虔诚，仿佛他手里拿着的，不是一块普通的木头，而是一件稀世珍宝。

“爸，”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对不起。”

父亲的锯子停了下来。

他放下工具，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

“傻小子。”他看着我，叹了口气，“跟你说了，不用说对不起。”

“不，”我摇着头，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是为别的事道歉。我不该……不该觉得您的手艺丢人，不该在简历上乱写……”

我把陈教授跟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

父亲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他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烫，有一种灼人的温度。

“森仔，”他缓缓地说，“你陈教授说得对。做人，不能忘本。我这辈子，就是个木匠。我靠这手艺，把娶回家，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了大学。我不觉得丢人，我骄傲。”

“我没指望你也要当个木匠。我只希望你，不管将来做什么，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学问，心里都得是实的，是稳的。就像这桌子，四条腿都得落在地上，才能放东西。”

他拿起旁边一小块刨好的木料，递给我。

“你摸摸看。”

我接过来，木料的表面光滑如丝，带着温润的质感和淡淡的清香。

“一块好木头，不用刷多厚的漆，它本身的光泽和纹理，就是最好看的。”父亲说，“人也一样。”

那一刻，我手心里的温度，和我父亲话语里的温度，交织在一起，温暖了我整个冰冷的身体。

我终于明白了。

我输掉的，不是一场保研的竞争，而是一次人生的考试。

而现在，我的父亲，用他最朴素的方式，为我重新划出了考纲的重点。

第二天，我没有马上回学校。

我留在家里，帮着父亲，一起打磨那套为我准备的书柜。

我脱下白衬衫，换上旧T恤，任凭木屑沾满我的头发和衣服。

当我的手，重新握住刨子和砂纸，感受着木头在我的打磨下，一点点变得光滑、温润时，我那颗浮躁了四年的心，也仿佛被一点点地磨平了。

一周后，我回到了学校。

我没有再去想那一分之差，也没有再去抱怨所谓的“不公”。

我走进图书馆，翻开了考研的专业书。

在书的扉页上，我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一行字：

“求真，求实。”

我知道，我未来的路还很长。或许我还会遇到很多挫折，还会犯很多错误。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在陈教授的办公室里，那两个让我冒出冷汗的字。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赣南小镇的木工坊里，父亲手心里的温度。

它们将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警示牌，和最温暖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