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清晨向保田老哥问候中秋好，而依然在坚持读书的保田则与我聊起了他前一阵看过的黑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且感叹黑泽明在书中的自我解剖，＂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保田最后说。
我却聊起了现实中作为导演黑泽明的＂暴君＂个性，保田将此一＂暴君命题＂又延伸到了卡拉扬：由于作为指挥之他的暴君性格，柏林爱乐后来将他赶了出去，几个月后他黯然辞。一个热爱指挥舞台的人是没法离舞台的，所以走了！保田叹息地说。
我提及了同为曾经的柏林爱乐总监阿巴多，他为人谦和友善，所以离世后柏林爱乐的大伽们集体为他举哀抬棺，论才华，他又确实不如著名卡爷，
藉此，我们又聊及了人性的悖论，比如黑泽明在导演身份上是一暴君，但不妨碍他在书中对自己地反向审视与坦率地深刻剖析。
但黑泽明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到执导《罗生门》那一阶段，保田说。
我明白了。其实《罗生门》后黑泽明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心理危机，差点自杀，或许现实中的他性情大变与此有关？
保田夸赞了黑泽明《七武士》中最后场景中拍马的镜头，说太好了，他为此看过几十遍。我说，亦为此，黑泽明让美国的那一拨大导演（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还是科波拉等）均对他钦佩有加。
有十多年没和保田面对面这么聊天了，你瞧，一旦聊起来，哪怕现下属隔空之聊，依然可以话题不断，且不乏妙趣。
这个年代能侃这类话题，而且聊得行云流水，毫无障碍者，还真是鲜见了，也就意味着能聊到一块者则愈来愈少。
好在还有保田，从80年代末的《菊豆》现场，到90年代他那中戏家属院摆满书藉与木雕作品井然有序的小小窝居，再到跨了世纪在我公寓的畅所欲言，我们时常争吵，但形上之三观则永远高度默契与一致。
有保田这个时常敲打且警告我的大哥哥，必须说，真好！
嗨，保田，谢啦[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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