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丨这种题目是做不得的：再谈胡适对青年罗尔纲发火

这种题目是做不得的：再谈胡适对青年罗尔纲发火

近些年在社会内卷加剧下，学术生存出现了问题。不同类型的读书人，为了活命和发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资丰饶有志学者，不在乎，优哉游哉；家境一般诸多债务者，要在乎，挣扎求存，或寄托拔尖专业继续吃学术饭，或剑走偏锋蹭政治饭、商业餐，均诚可怜悯也。前者良心未泯、志气未衰，但以透支身体为代价，英年早逝者有之，可怜可叹；后者放弃理想，或想曲径通幽，甘作棋子，也属无奈，勉强混口饭吃，但心气已衰，再回头恐怕也难了。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中选择，确实是摆在每个学者特别是年轻读书人的头等大事。这让我想起了1936年的罗尔纲。

1936年青年学者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虽博得不少时人赞誉，却惹得恩师胡适大发雷霆。胡适写信痛斥罗尔纲，并详细阐述自己的治学方法和规矩。罗尔纲对胡适此次“冲动”怒火，震惊之余全盘接受，先是写长信解释，后是写《师门五年记》公开感激“适之师”的教导帮扶，以后又被胡适、罗尔纲门人以及余英时等学界名流时常提到，作为民国老辈治学的生动故事。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罗尔纲对胡适当年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终存心存不解。解放后，余英时结合胡适与梁漱溟文化论战的背景，认为胡适之所以对罗尔纲发那么大的火，是因为胡适作为实验主义者，讨厌不负责任地放言妄论，乃至局部论断，崇尚少谈些主义，多研究具体问题。这是顺着胡适作的解释，与胡适信函没有太大的出入，也得到了当事人罗尔纲的一定认可。坊间学界看到罗尔纲都这么说了，便不再追问下去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

很长时间，我也受之影响，认为胡适发火主要是因为治学方法的问题。随着教学日长，特别带学生久了，发现背后可能未必全如胡适所说。为人师者，对弟子具体写什么文章往往并不在意，更关心他们在人生方向上有没有走歪。只要不是太出格，你的导师并不在乎你写什么，你也不一定在乎学生写什么，学生也不一定在乎你写什么。不要看不起自己，但也真的不要太看得起自己。据胡适日记，胡适对罗尔纲“不苟且”地走细致考据之路颇表支持，虽常批评这边不合理，那边不完善，但从未全盘否定罗尔纲的文字，遑论“冲动”痛责。罗尔纲也习以为常，适当改正后仍对志业一以贯之。此次胡适一反常态，大加痛责，实在让罗尔纲意料不到。这是因为在胡适眼里，罗尔纲开始走歪。

胡适在信中特别提到：“这种题目是做不得的。这种题目就根本不能成立。”第二句容易理解，第一句就比较蹊跷。为什么这种题目就做不得？泛泛而谈，搞点小钱糊口不行吗？胡适本人不也经常做泛泛而论的演讲或者报章文字吗？怎么一到了罗尔纲这里，就做不得了呢？愚意度之，这篇文章无论从文品立意，还是治学方法，都犯了胡适的忌。

治学方法方面，现在学界解释很好，不用多说。文品立意则是在胡适论学背后的弦外之音。胡适有士大夫的情怀，自视甚高，更要求门下明确站队，遵从教诲，光大自己及门派。罗尔纲在这篇文章中，明显偏离了胡适的轨道。贫苦出身的罗尔纲，对清朝没有多少好感，但却忘了胡适、陈寅恪等不少亲友的父辈就是前清士大夫。大意的他就管头不顾腚地痛批清代士大夫“好利”，骂他们是“顺民走狗”，本意虽非骂胡适亲友，但是瓜田李下，多少还是有映射之嫌，难免会引起胡适的强烈反感。骂人骂到太岁头上，出乎意料地辱及先人，是罗尔纲和胡适事先都没有想到的。而罗尔纲作这篇文字，本意也非认真研究。用他自己的话，为凑字数赚稿费，糊口补家。如此卖文为生，形同“文丐”，虽不得已而为之，但传出去终究不好听。

如何对待名利和道德学问上，年轻贫困的罗尔纲没有胡适老练，看得长远。在重义轻利的传统中国，读书人又不好公然畅谈，所以最好心知肚明不去戳破，闷声发大财。以学术为志业，就要注意避免名利之论的雷区，不去做这种令自我尴尬的题目或陷阱。否则为了糊口就大肆囫囵吞枣，曲学阿世，甚至不惧戳破父辈和自己的遮羞布，虽能解一时饥渴，却有辱斯文，也是日后发展的重大隐患。做这种急就章，形同公开的小辫子，食言而肥，不是好利的结果吗？有朝一日你若走上类似士大夫的位置，又该如何面对之前的言行？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还能继续混迹于学术圈吗？此所谓贪小利而毁大节也！罗尔纲当时年轻无知，就不自觉地捅了这层纸，似有下滑的趋势。如不及时当头棒喝，接下来这个学生还不知道为了钱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比如杜八卦、揭丑闻、扒老底、叛师长、吃同类、毁根脉之类的事情，不一而足。以罗尔纲之人品，不会这么干。但是老奸巨猾的胡适，则未必不作如是想及提早防范。

作为师长的胡适不能直接挑明谩骂，更不能直接批评罗尔纲因为穷困而粗滥卖文。真要是说出口，无异于对狷介的罗尔纲扒裤子绝交，要么逼得罗尔纲退圈不再搞学问，要么逼他跑到自己的敌对阵营，甚至逼死体弱多病的罗尔纲。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结果。聪明的胡适，没有直接触及这个问题背后的尊亲之讳和文品学伦，给罗尔纲留了面子，只拿治学方法说事，解释这种题目为什么不能做。收到罗尔纲解释的长信后，胡适看到斥责有效，孺子可教，就转变教育策略，热心给他推荐发表和工作的机会，让罗尔纲感激。此番打棒子和发枣子的言教，非常成功，重新端正了学生的人生方向和治学方法，更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人作文要有规矩，不仅要有方法准则，也要有学养品德，不要随意地粗制滥造和曲意逢迎，而应尊师重教，讲究规矩，认真研究，可以更体面地生存和发展。

余音未远，做人做事做学问要有规矩，是始终要牢记和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