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文彩洗白家族千人祭祖，“恶霸地主庄园”成了流量密码

01

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刘氏庄园。

这地方搁在今天，叫博物馆，游客那是乌央乌央的，长枪短炮，咔嚓声不绝于耳。大家伙儿来这儿，多半是揣着一颗猎奇的心，想亲眼瞅瞅传说中那个“恶霸地主”过的是何等奢靡的日子。

就在这庄园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里，游客们正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老人精神矍铄，嗓门洪亮，身份不一般，乃是这庄园旧主刘文彩的亲孙子，刘小飞。

按理说，自家祖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人多半是避之唯恐不及，恨不得改名换姓，跟他撇清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这位刘小飞先生，偏不。

他退休后，不弄花鸟，不跳广场舞，一门心思扎进这庄园里当起了“义工”，专给游客们讲他爷爷的故事。

讲什么呢？讲“真相”。

只听他清了清嗓子，指着这华丽的屋子，对着满脸错愕的游客们高声宣布：“他们说，我爷爷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面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

话音未落，人群里一阵骚动，有倒吸凉气的，有窃窃私语的。这开场白，够劲爆。

刘小飞顿了顿，脸上非但没有羞愧，反而露出一丝诡异的自豪，他一拍大腿，声音又高了八度：“我听了很自豪！要是这样，我的基因可是相当优秀，我是猛男……”

这一下，整个大厅都安静了，静得能听见导游小姐姐下巴掉在地上的声音。游客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迷惑，又从迷惑转为了荒诞。

对刘小飞而言，这句惊世骇俗的宣言，就是他为祖父“洗白”事业吹响的冲锋号。

他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哪怕这种方式看起来像个笑话。

周围的讲解员们早都见怪不怪了，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

他们知道，这位“皇孙”又开始了他的每日“正名”巡演了。

刘小飞的这份执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用他大半辈子的屈辱和伤痛熬出来的。

时间倒回几十年前，那时的刘小飞还是个青涩的小伙子，也曾有过甜甜的恋爱。

姑娘温婉可人，两人情投意合，眼瞅着就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天，刘小飞揣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提着两瓶好酒，跟着未来的岳父进了家门。

未来的丈母娘笑呵呵地忙前忙后，姑娘羞答答地给他倒茶。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酒过三巡，姑娘的父亲放下酒杯，沉默了许久。他是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看着刘小飞，眼神复杂，缓缓地卷起了自己的裤腿。

昏黄的灯光下，一道狰狞的旧伤疤盘踞在他的小腿上，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这是……”刘小飞不解。

老人指着伤疤，声音低沉得像从地底下传来：“这是当年刘家的狗咬的。那时候，人不如狗啊。”

整个屋子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刘小飞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所有的自尊和期盼都被那道伤疤碾得粉碎。他甚至不敢去看姑娘的眼睛，他知道，那里面一定写满了为难和绝望。

那桩婚事，就这么作罢了。

那个屈辱的瞬间，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刘小飞的心里，伴随了他一生。他发誓，一定要为家族“恢复名誉”，一定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刘家不是那样的！

这份执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变成了一种偏执的狂热。

他觉得，一个人单打独斗，声音太小了。

于是，在2010年清明节前，他干了一件大事——号召海内外的刘氏后人，回四川成都祭祖。

要知道，当年的刘氏家族，号称“四川第一家族”，后人开枝散叶，遍布世界各地。

刘小飞这一声号召，竟然像投下了一颗炸弹，一下子炸出了一千多号人。

来的亲戚里，年纪最大的九十五岁，最小的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一算下来，隔了足足七代人。

刘小飞激动坏了，他本来预备了七十五桌酒席，估摸着能来六百五十人就顶天了。

谁知道场面彻底失控，一千多人黑压压地涌来，愣是有两百多号人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着，最后只能悻悻离去。

这场声势浩大的祭祖活动，本想搞成一次光宗耀祖的盛典，结果却引爆了山呼海啸般的负面舆论。照片和新闻传到网上，民众的质问声铺天盖地而来：

“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地主，有什么好祭拜的？”

“这是在炫耀祖宗的罪恶吗？”

“为这样一位先祖感到光荣，简直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刘小飞和他庞大的刘氏家族，瞬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想不通，为什么他一心一意为了家族荣誉，换来的却是如此的口诛笔伐。

他站在庄园的孤影里，面对着游客们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一道伤疤击溃的夜晚。他握紧了拳头，他觉得，他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界，是那些被“谎言”蒙蔽了双眼的人。

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2

要理解刘小飞为何如此偏执，我们就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看看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爷爷——刘文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说起来，刘文彩的家底，起初并不算厚实。他1887年生在四川大邑县，早年也就是个拥有三四十亩地的小地主。搁在当时的地主阶层里，顶多算个中下水平，离“恶霸”二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小地主，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万亩良田、权倾一方的“川南王”呢？

答案很简单，两个字：时势。

四个字：国难财。

1922年，四川军阀混战，打得那叫一个天昏地暗。

刘文彩的胞弟刘文辉，是个狠角色，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官运亨通。

到了1928年，刘文辉已经坐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弟弟发达了，哥哥自然不能落下。刘文彩靠着这层关系，被委任为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后来又当上了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的司令。这下可好，枪杆子和钱袋子，他全攥在了手里。

当地人送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川南王”。

当了“王”，就得有“王”的做派。刘文彩敛财的手段，那叫一个“登峰造极”，简直可以写进反面教材。

他在担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在川南地区开征的税捐项目，多达一百五十多种。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老百姓从睁眼到闭眼，干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要交税。

比如，你用锄头下地，得交“锄头捐”；你上个茅房，对不起，有“厕所捐”；你穿双草鞋出门，要交“草鞋捐”。甚至连妓院里的红灯，都得交“红灯捐”。

这些好歹还有个实物，看得见摸得着。

刘文彩后来又发明了两种更绝的税，叫“懒捐”和“乐捐”。

他强迫农民种鸦片，这玩意儿来钱快。

农民一旦种上了，就等于把脖子伸进了他的绞索里。你要是不想种了，或者因为天灾人祸收成不好，没关系，刘“司令”很“体谅”你，但你得按照原来该有的收成数额，缴纳“懒捐”。

他还强制老百姓修马路，一分钱工钱没有，自带干粮。

好不容易路修好了，他的手下就满脸堆笑地跑到街上，对老百姓说：“路修好了，大家高不高兴啊？”大家能说不高兴吗？于是，既然高兴，那就得交“乐捐”。

就这么一通搜刮下来，老百姓缴纳的各种苛捐杂税，已经是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多倍。

当地百姓编了一首民谣，字字泣血：“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这还不够。

今年的田赋收完了，刘文彩就开始预征明年的、后年的，甚至大后年的。

有些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要交十二次田赋。

到了1932年，刘文彩的账本上，竟然已经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了！

仅仅在宜宾一地，他每年刮走的地皮，就价值一千二百万银元。

财富积累的背后，是血淋淋的巧取豪夺。他的万亩田产，绝大部分都不是正道来的，而是通过“霸野田”、“买飞田”、“吃心心田”这些阴损招数，硬生生从农民手里抢过来的。

什么叫“吃心心田”？

就是他看中了一块好地，想用极低的价格买下来，农户不肯。

行，你不肯是吧？刘文彩就把你这块地四周的地全部买下或者霸占，然后截断水源。你的良田成了旱地，种不了庄稼，最后只能哭着喊着，按他出的低价卖给他。

财富要靠暴力来守护。刘文彩在1941年，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公益协进社”，听着挺正面，其实里面全是各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他对外宣称，自己手下有“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成了整个川西地区黑恶势力的总后台、保护伞。

他还把大儿子送到上海，拜在杜月笙、黄金荣门下，学习“先进经验”。

同时，积极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剿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1928年，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带领百姓抗捐，被刘文彩发现后，双双惨遭杀害。

仅这一次，就有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

历史的数字是冰冷的，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声声绝望的哭嚎。

佃户张老三，就因为交不起“懒捐”，被刘家的狗腿子打断了一条腿。他的儿子张铁牛，是个血气方刚的后生，一怒之下参加了抗捐运动，不幸被捕。

刘文彩为了杀鸡儆猴，搞了一场公开审问。他让人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张老三也拖到了现场。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张铁牛问张老三：“你儿子，反我，该不该死？”

张老三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哭喊着求饶。

刘文彩笑了笑，挥了挥手。几个打手围了上去，用浸了水的皮鞭和木棍，当着他父亲的面，将张铁牛活活打死。

张老三亲眼看着儿子断了气，一口血喷出来，当场就疯了。他时而大笑，时而大哭，没过几天，就投了河。

这样的悲剧，在当年的川南，不是孤例。

修建“万成堰”时，他强制佃户们自带伙食工具，无偿劳动。大家饿得实在受不了，一个叫万吉山的农民带头反抗，结果被刘家的人用乱石活活砸死。

堰修好了，水引到了刘家的田里。佃户们不仅没得到一分钱，反而还要交一笔“水利费”。而刘文彩呢，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立了一块功德碑，上面刻着八个大字：“泽及万民，功同李冰”。

杀了你的人，用你的血汗修了渠，灌溉他家的田，最后还要立个碑说自己功德无量，与大禹、李冰齐名。

这已经不是无耻了，这是魔鬼的逻辑。

这就是刘小飞口中那个“基因优秀”的爷爷，这就是他要为其“恢复名誉”的刘文彩。

一个靠着吸食民脂民膏、践踏累累白骨，建立起自己血色江山的“川南王”。

03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动了一些人心里的小九九。

在大邑县安仁镇，一股为刘文彩“翻案”的歪风，开始悄悄地刮了起来。

起初，这股风还很微弱，像是一场试探。

1994年，当地三镇联合举办了一场“庆园鸽鸭会”，这本是个普通的民间节会，但主办方在发出的请柬上，别有用心地将活动地点标注为“文彩中学操场”。

“文彩中学”，就是刘文彩当年捐资修建的学校，解放后早已更名为“安仁中学”。

这个小小的举动，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意图不言而喻。

紧接着，有人借着安仁中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由头，大肆鼓吹要发展地方经济，提升知名度，竟然重新修葺了当年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甚至公开提议，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名。

敏锐的商人们立刻嗅到了这股歪风中的“商机”。

一夜之间，刘文彩这个在七十年前代表着恐怖与罪恶的名字，在七十年后，竟然成了一个金光闪闪、可以带来财富的文化“IP”。

于是，一场围绕着“刘文彩”的利益狂欢，就此拉开序幕。

“刘文彩家酒”横空出世，包装精美，四处招徕顾客；据说是刘文彩妻妾们爱吃的“唐场豆腐乳”，也成了热销产品。

一些店铺争相注册“文彩庄园”的商标，美其名曰“弘扬庄园文化”。

甚至有楼盘打出了“续写刘氏庄园百年传奇”的广告语，将一个恶霸地主的巢穴，包装成了人文荟萃的雅居。

这场闹剧，已经从颠倒黑白，滑向了利欲熏心的深渊。

如果说商人的逐利是本性，那么一些文化人的摇旗呐喊，则更具迷惑性。

1998年，广州某报纸发表长文，大谈特谈刘文彩暮年办学的是非，极力宣扬其“善举”。不久后，一家省级报纸用整版篇幅转载此文。

紧接着，该文作者趁热打铁，出版了一本长达二十五万字的专著——《刘文彩真相》。

书中，刘文彩不再是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霸，而是一位有着“尊师重教”家风、对文化教育常存“敬畏之心”的乡绅。办学，成了他晚年“最得意的一笔”，给他带来了“无边的快乐和辉煌”。

刘小飞看到“东风”已至，也顺势发表了《我的爷爷刘文彩》等一系列文章，用“佃户当年去刘家交公粮，桌子上都摆着两碗肥肥的肉”这样温情脉脉的片面之词，企图为那段血腥的历史涂脂抹粉。

眼看这股翻案的浊流愈演愈烈，正义的声音终于不再沉默。

1995年，时任大邑县委书记的梁恩玉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亲自主持座谈会，几天后，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措辞严厉，要求“坚决抵制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歪风”，并明确指出：“为刘文彩翻案，是我党的宗旨所不允许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这记重拳，打得翻案者们晕头转向，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

就在这股暗流涌动之时，刘氏家族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让刘小飞的偏执显得更加孤立和可笑。他就是刘文辉的孙子，时任《人民中国》首席摄影记者的刘世昭。

在一个家族的聚会上，刘小飞唾沫横飞，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自己的“洗白”大计，希望能够得到整个家族的支持，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话音刚落，坐在角落里一直沉默不语的刘世昭站了起来。他平静地看着刘小飞，说出了一番截然不同的话。

“我爷爷当年的确就是军阀，也贩卖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们就承认。”

刘小飞当场就炸了，他指着刘世昭的鼻子怒斥：“你这是数典忘祖！胳膊肘往外拐！”

刘世昭没有动怒，他只是冷静地回应道：“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数典忘祖。我们的祖先，有功有过，有善有恶。承认罪恶，不是耻辱，掩盖罪恶，才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刘家的后人，就去歪曲那段历史，去伤害那些曾经被伤害过的人民。”

一个拼命想往脸上贴金，一个主动要把脸上的污渍擦干净，告诉世人，我们知道这是污渍。

高下立判。

这场激烈的争吵，让家族内部的裂痕彻底公开化。

而那些亲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们，更是义愤填膺。

2000年，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几位老前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刘文彩翻案，本质上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表现！

正义的力量开始集结，一场围绕着历史真相的保卫战，已然打响。那些企图颠覆历史的人，终将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人民记忆的铜墙铁壁。

04

时光流转，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的开端，回到那座喧嚣与沉寂交织的刘氏庄园博物馆。

刘小飞依然站在那里，像一尊不知疲倦的雕像。他还在向一批又一批新的游客宣讲着他的那套理论，鼓动他们去看自己的博客，展示着他与几位声称“在刘家吃过肥肉”的长工的合影。

他的声音依旧洪亮，但在这座庄园承载的如山铁证面前，他的辩护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更有趣的是博物馆的态度。

他们发现，在一段时期，刘小飞这种激进而富有争议的解说，确实能吸引不少流量，满足游客的猎奇心。

于是，他们默许了刘小飞的“义工”行为，甚至不收他的门票。

但在官方的介绍牌上，对刘文彩的称谓却极为暧昧——“庄园主人”。

既不说是恶霸，也不说是善人，用一个中性的词汇，巧妙地回避了历史的审判。

这种暧昧的背后，是资本的投机。他们利用刘小飞的“表演”赚钱，却又不敢公然为历史的罪人站台。

然而，所有为刘文彩翻案的逻辑，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论点：他捐资办学，是个大善举。

这个逻辑真的成立吗？

刘文彩办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一百五十多种苛捐杂税里刮来的，是从预征到1957年的田赋里榨来的，是从张老三、万吉山这样无数个家破人亡的悲剧里夺来的。他用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一万块钱，拿出其中一块钱来办学，装点自己的门面，这能叫“善举”吗？

著名作家胡平曾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川南一带，十室之中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他在川南税捐总办任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哪一条，给百姓造成的巨痛和祸害，不比一个除了冷月英外再没有找到第二个人灌进去的‘水牢’要严重得多呢？”

他的办学，到底是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后代能接受教育，还是为了给自己这张沾满血污的脸，贴上一层温文尔雅的金粉？其目的，不言而喻。

刘小飞的晚年，几乎全部耗在了这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中。

好友曾想给他介绍个老伴，安度余生，被他拒绝了。

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为爷爷“翻案”。

他成了一个被历史和他自己的执念共同困住的悲剧性人物，活在自己构建的虚幻历史和现实的孤立之中。

有一天，在他结束了一场激昂的讲解后，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的年轻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走开，而是走上前，轻声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刘爷爷，您好。我是一名历史系的学生，我读过一些史料。史料记载，您的祖父曾将田赋预征到了1957年。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不是1949年解放了，那些提前交了几十年税的农民，他们的子孙后代，该怎么活下去？您祖父建的学校，又是给谁的孩子读的呢？”

这个问题，像一把柔软而锋利的刀，瞬间刺破了刘小飞用无数激昂言辞构建起的铠甲。

他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终，他只能烦躁地挥了挥手，示意那个年轻人走开。

这个平静的提问，比任何激烈的反驳都更有力量。

它象征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历史真相有着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会再被那些片面的、煽情的说辞所蒙蔽。

刘小飞的失败，是注定的。

为刘文彩翻案的风潮，并非孤例。

这些年来，总有一些声音，试图为历史上的汉奸、恶霸、反动派涂脂抹粉。黄世仁、南霸天，在某些人的笔下，都快成了勤劳致富、乐善好施的“好地主”。

似乎太平日子过久了，人们就忘了这太平是怎么来的。

那些曾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绅、少爷、小姐，都被莫名地赋予了一层浪漫小资的色彩。

昨天还是黑的，今天就能洗成红的。

鲁迅先生曾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令人欣慰的是，每当这种歪风邪气抬头，总会激起广大网友的抵制与愤怒。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最终会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或许会溅起一些试图混淆视听的泥水，但它前进的方向，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被任何人改变。这，就是历史最终的判决。

参考资料：

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历史评论

刘文彩庄园背后的故事——党史文汇

刘文彩“庄园”的风风雨雨——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