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部队急撤，东野旅长却悠闲喝酒，副司令痛斥后竟心中窃喜

1946 年 4 月，辽宁本溪被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围着，防线眼看就要破了，驻扎在这儿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赶紧往回撤。

可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紧赶慢赶到了城门口，却瞅见个让人火大的事儿 ——11 旅旅长老李福泽不光不帮战士们搬物资，反倒悠哉游哉坐在城墙上喝酒。要知道，撤退要是慢哪怕一点，整个纵队都可能被敌人包了圆儿！

胡奇才一看这情景，火气 “噌” 就上来了，冲上城墙一把打翻李福泽手里的酒壶，扯着嗓子骂：“大伙儿都忙着转移呢，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想害死所有人啊？” 李福泽见长官发这么大火，也不敢多说啥，灰溜溜地从城墙上下来了。可谁能想到，看着李福泽走远的背影，刚才还气得跳脚的胡奇才，脸上竟偷偷露出了一丝笑，透着点让人琢磨不透的意思。

李福泽将军那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可国家都快没了，他愣是扔了家里的万贯家财，扛着枪就参加了革命。1914 年 1 月，他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东冢乡的一个地主家，家里光房子就有二三百间，土地更是多到数不清。

他爹也特有商业头脑，投了不少产业，像青岛啤酒厂、张裕葡萄酒厂都有股份，单靠每年的分红就赚得盆满钵满。可李福泽年少时，看着国家被军阀拆得四分五裂，外头还有列强欺负，心里就立下了大志向 —— 要把老百姓从苦日子里救出来。

1935 年 9 月，李福泽凭着好成绩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在这儿，他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伙儿经常凑一块儿聊怎么救国，还组织过好几次学生游行，跟帝国主义、军阀的坏事儿对着干。可没多长时间，他就被学校开除了，没办法，只能把学籍转到了大夏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开始全面打中国。那时候李福泽还是个学生，眼睁睁看着鬼子的铁蹄踩咱们的土地，当即就决定退学去当兵。不过他没跟家里说这事儿，反倒给爹写了封信，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急着要一大笔钱。他爹也没怀疑出国留学这事儿，立马就给他汇了钱。

就这样，李福泽带着这笔 “骗” 来的钱，绕了好多路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直到一年后，他爹才知道儿子早加入八路军了，劝了好几次都没用，最后也只能认了。

那时候延安的日子苦得很，他爹怕他饿肚子、受委屈，经常托人捎些生活用品过去，还有市面上难买到的干果、糖块。也正因如此，李福泽在部队里的日子比战友们宽裕不少，不过他收到的吃的从没自己独吞，总拿出来跟大伙儿分着吃。

靠着身手好、看战场形势准，李福泽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变成了优秀的革命战士，后来还被提拔成鲁东游击队参谋长、鲁南第一区队区队长、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一团团长这些职务。

1946 年 4 月，本溪城被硝烟裹着，风里都带着焦土的味儿。城墙底下，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战士们背着武器、抬着伤员，跟一股铁流似的往城外撤。

那时候四平保卫战刚打响，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趁东北野战军忙着打仗，赶紧抽了 6 个师的兵力，直扑本溪、鞍山这边。虽说战士们拼了命抵抗，拖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可反动派源源不断地增兵，真让人心里发怵。

当时的解放军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琢磨了半天，最后决定让第四纵队撤出本溪。命令一下来，战士们立马忙活起来，马蹄声、脚步声，再加上远处闷闷的炮响，凑成了撤退的动静。可就在第四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到城门口查看情况时，却看见李福泽居然还有闲心坐在城头上喝酒。

“李福泽！” 胡奇才的吼声跟炸雷似的在城墙下响起来，没等反应过来，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李福泽跟前，“好你个李福泽！都这时候了还喝酒，想害死大伙儿是不是？” 面对长官的质问，李福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胡奇才见他这模样，更火了，挥着手里的马鞭问：“你的 11 旅呢？跑哪儿去了？”

李福泽老老实实地回答：“11 旅早就安全撤出去了。” 这话让胡奇才挺意外 ——11 旅足足有 4000 多人，还有不少重武器和走不动道的伤员，这么短时间居然全安置妥当了，确实不简单。可不管咋说，大军都快打过来了，身为旅长还在这儿喝酒，实在太不像话。

胡奇才接着骂：“既然部队都撤了，你咋还留在这儿？” 李福泽一五一十地说：“我的队伍撤了，可其他部队还没撤完啊，我怕敌人这时候打过来，就上城墙这儿盯着点。可一个人待着太闷，就带了瓶酒过来。” 听了这解释，胡奇才心里的火消了大半，可还是没好脸色：“断后的事儿不用你管，赶紧去找你的部队！”

话说完，李福泽也不磨蹭，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顺着台阶下去了。看着李福泽走远的背影，刚才还一脸怒气的胡奇才突然笑了，眼神里甚至透着点欣赏。原来从刚才的对话里，胡奇才更看清了李福泽的本事 —— 他不光能在短时间内把 4000 多人的部队安顿好，还能想到大部队撤退时的断后问题。

就凭这一点，比部队里好多同级别的将领都强。而且，都这兵临城下的关头了，他还能慢悠悠喝酒，这份沉着冷静的劲儿，真没几个人有。胡奇才忍不住夸了句：“这小子，以后肯定有出息！” 果然，没过多久，他这话就应验了。

1948 年深秋，正是辽沈战役最关键的时候。那时候李福泽刚被任命为第四纵队参谋长，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四纵必须守住塔山防线。李福泽和纵队司令员胡奇才一起站在最前面的观察哨里，通过望远镜看远处敌人的动向，眼前的景象让他后背都冒冷汗 —— 所谓的 “塔山”，其实就是一片没啥遮挡的平缓坡地，可国民党反动派东进兵团的 9 个师，正跟钢铁洪流似的往这儿冲。

胡奇才犯了难，嘀咕着：“这仗可咋打啊！” 李福泽琢磨了一会儿，使劲攥紧拳头说：“既然没险要地形可守，那…… 就只能靠将士们的血肉之躯扛了！”

回到营地，第四纵队开了场战前动员大会。李福泽端起一碗酒，大声说：“同志们，这一仗咱们必须守住塔山，就算是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 说完，他仰头把碗里的酒喝了个精光。接着，战士们也都一饮而尽，然后纷纷把酒碗摔碎，表明跟敌人死磕到底的决心，齐声喊着：“战到最后一个人，绝不让敌人冲上塔山！”

很快，这场惨烈的阻击战就打起来了。敌人装备好、人又多，“101 号高地” 没一会儿就丢了。正在作战室里琢磨兵力部署的李福泽听说这消息，立马抓起一把冲锋枪，对身边的警卫连长说：“现在能上战场的兵都上了，我手里就剩你们警卫连了，所有人跟我上，把高地抢回来！”

可一旁的胡奇才突然拦住他：“你是参谋长，不是敢死队队长！” 可李福泽根本听不进去，已经拿定了主意：“今天就算你处分我，我也得带警卫连跟敌人拼一把！”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了作战室。

打了整整 5 个多小时，“101 号高地” 终于被夺了回来。通讯员把这消息报过来时，胡奇才脸上没啥高兴的，反倒急着问：“李福泽呢？他咋样了？” 就在这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满脸泥污的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胡奇才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李福泽，脸上终于露出了笑：“你受伤了？” 他紧张地上下打量李福泽，看着他浑身是血、走路都不利索的样子，刚舒展开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李福泽却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就是摔了一下，被子弹擦破点皮，没事儿！” 听他这么说，胡奇才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1948 年底，辽沈战役打赢了，四野的首长还亲自打电话来，表扬李福泽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也问了他的伤势。可自始至终，李福泽都在说：“都是战士们的功劳，我这点伤不算啥。”

新中国成立后，李福泽当了中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处长。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他还亲自带兵去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到了 1955 年 9 月，新中国举行开国授衔，一开始组织上给李福泽评的军衔是大校。要知道，这次授衔有个铁规矩 ——“红军不下校，八路不上将”，意思就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最低也能评上大校；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参军的，因为资历浅，是没机会评上将军的。

可没过多久，组织上考虑到李福泽虽然资历不算老，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表现特别突出，立了好多大功，最后决定破例，授予他少将军衔。9 月 27 日下午，新中国开国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当戴着中将肩章的胡奇才走到李福泽面前时，忍不住伸手拍了拍这个老部下的肩膀，笑着说：“当年在本溪城头上喝酒的小子，现在也成将军喽！” 听了这话，李福泽笑了 —— 他本来就不是贪慕名利的人，不然十八年前，也不会扔了富家少爷的好日子，跑到延安去当八路军。

1958 年，我国正式开始研究导弹，李福泽临危受命，去了西北戈壁滩，担任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在罗布泊漫天的风沙里，他亲自带着官兵们开荒种菜、打井找水，还用当年搭防御工事的经验，搭建导弹发射场的架子。

就这么干了十多年，付出终于有了回报。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 火箭顺利发射，托着 “东方红一号” 卫星慢慢升上了天。就在卫星进入预定轨道的那天晚上，毛主席特别高兴，开了场政治局临时会议。

面对大伙儿期待的目光，毛主席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连连说：“好，太好了！这是所有中国人都该庆祝的大喜事！”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甚至守在收音机前，反复听《东方红》这首曲子，还特意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把卫星传回来的原始录音带好好保存起来。

几天后，李福泽正和几个科研人员坐在帐篷里啃硬窝头，一个年轻的助手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笑开了花：“太好了！毛主席亲自发嘉奖电报来了！” 听到这话，李福泽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他在西北戈壁滩待了十多年，日子虽然苦，但过久了也就麻木了。可现在突然知道，毛主席这么关注他们这帮搞导弹的人，瞬间觉得就算吃再多苦，也值了。
1996 年底，已经 80 多岁的李福泽病重住院，最后在 12 月 24 日离开了人世，享年 82 岁。

没过多久，追悼会开的时候，中央特意写的悼词，把他的一生概括得特别准：“李福泽学习勤奋，工作勤恳，勇于奉献。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保持了革命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