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22次来华道歉，临终遗言震惊中日朝野！

2006年1月3日，日本京都府医院，93岁的东史郎在病榻上留下最后遗言：

“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

这位被称为“日本最后良心”的侵华老兵，在生命终结时仍不甘心。

他对历史的忏悔与对真相的坚持，使其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符号——既是残暴的加害者，也是勇敢的忏悔者。

1937年9月，25岁的东史郎被征入伍，编入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16师团福知山步兵20团。

这位出身富裕造酒家庭、曾就读于立命馆大学的青年，很快在军国主义思想的侵蚀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东史郎的日记中，他如实记录了自己的蜕变过程。“杀人这件事不道德，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支配了我们。”

1999年，他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坦承了自己连杀3名中国人以及参与屠杀500名南京“安全区”内中国百姓的行径。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东史郎不仅目睹了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自己也参与了这些罪行。

他曾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目睹战友桥本光治用邮政袋装中国人，浇上汽油点火，然后将袋子沉入水塘的暴行。

这一细节后来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关键。

1939年11月，东史郎因病被遣回日本。回国后，他做了一件改变自己一生的事——整理战时日记。

1940年至1944年3月，他把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

这些珍贵的5卷37万字手稿，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即使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也未曾遗失。

1987年，面对日本国内日益猖獗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逆流，75岁的东史郎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公开战时日记。

同年7月6日，他应日本《为了和平的战争展览》实行委员会之邀，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

在日记中，他写下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

同年12月，《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即《东史郎日记》）正式出版，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日，东史郎自战后首次来到中国。

那一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出现了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

一位身着黑衣的日本老人，在“遇难者300000”黑色大字下，双手合十，长跪不起，白发在寒风中舞动。

据陪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回忆，东史郎到达纪念馆后，“对着每一个见到的中国人都深鞠上一躬，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者。

一边鞠躬，这个老人还一边喃喃自语：'我是东洋鬼子！我是来谢罪的……'”那天，东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时。

从1987年至2004年，东史郎7次到中国取证、忏悔。

他在中国各地演讲时，总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就是被称作东洋鬼子的东史郎！”

1999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的战友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在家乡他们都很善良淳朴，为什么穿上军装就变得毫无人性呢？显然，这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

东史郎的坦白并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宽容，反而引来了无尽的迫害。

1993年4月15日，东史郎日记中提及的“战友”桥本光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怂恿下，以“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

在长达八年的诉讼中，东史郎面对的不是一个原告，而是一股强大的右翼势力。

一审法庭上，“原告方有30多人，被告方只是东史郎孤身一人”。

那些昔日战友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

原告在一审胜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竟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山呼万岁。

1996年4月26日、1998年12月22日和2000年1月21日，日本三级法院无视历史事实和法理，三次判定东史郎败诉。

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门前，86岁的东史郎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面对不公正的判决，这位倔强的老人坚定地表示：“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煞。”

他声言要上诉到国际法庭，并且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东史郎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他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一度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

他所在的第3中队“战友会”开除了这名老兵。

这些打压并没有让东史郎屈服。1998年，他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款1万元人民币。

他说，洪水使他回忆起1938年因战争造成的黄河堤坝决口事件，当时惨景令他难忘。

2004年，东史郎曾希望能最后来一次南京谢罪。

当时他已办好了出国护照，并兑换好了钱币，但由于力不从心，身体状况不允许，终究未能成行。

据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透露，在东史郎病危时期，他仍想最后再去一次南京。

当医生告诉他，如果坚持要去南京的话，可能就要倒在南京时，东史郎却坚定地回答：“即使倒在南京，我还是想去。”

2006年1月3日11时45分，东史郎病逝于京都府医院，终年93岁。

临终前，他仍喃喃自语：“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

东史郎逝世后，中日两国对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在中国，他被誉为“日本最后的良心”；而在日本，一家访问量颇高的个人网站把东史郎列为“卖国奴”。

日本媒体对他的去世大多只有寥寥几句。

《产经新闻》用“出版南京事件著书的原日本兵”称呼东史郎，没有提及到中国谢罪一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五卷《东史郎日记》，第三次印刷时加印150030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发给东史郎亲属的唁电中写道：

“东史郎先生曾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

但是，在事隔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先生敢于站出来反省历史，维护历史事实，真诚地向受害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赢得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谅解，赢得了世界上主持正义与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东史郎去世后，他的遗孀久江夫人及子女受邀访问南京，完成了他生前未及实现的愿望。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东史郎的日记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见证着一位加害者向忏悔者的转变。

他曾说：“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

这位历经战争与良知的双重考验的老人，用他的后半生证明了：即使是最黑暗的历史，也无法扼杀良知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