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遗老的务实风骨：苏辙与北宋士大夫的坚守之路

元符三年（1100 年）冬的雷州半岛，寒风裹挟着海浪，拍打在简陋的屋舍上。苏辙裹紧棉衣，坐在案前，借着微弱的烛火修改《栾城集》的手稿。这位五十九岁的贬臣，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与兄长苏轼同赴汴京应试的清晨 —— 当时兄弟二人并肩走在汴河岸边，兄长意气风发地吟诵 “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则默默在心中立下 “致君尧舜，泽民济世” 的誓言。从嘉祐二年（1057 年）与兄同登进士榜的少年才俊，到熙宁变法中直言进谏的监察御史；从元祐更化时辅佐朝政的户部侍郎，到绍圣年间一贬再贬的 “元祐旧党”；从 “兄弟相知，患难与共” 的手足情深，到 “务实稳健，守正不阿” 的政治操守，苏辙用一生的坚守，在北宋波诡云谲的政坛与文坛上，书写了属于 “颍滨遗老” 的独特篇章。他的文字里藏着对民生的关切，对兄长的牵挂，更有历经沧桑后依然不变的务实风骨，成为北宋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的生动缩影。

眉山初露：兄弟同途的少年才俊

宋仁宋庆历五年（1045 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的苏家宅院，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苏洵看着襁褓中安静的幼子，想起长子苏轼出生时的喧闹，笑着对妻子程氏说：“此子性情沉稳，日后或可成大事。” 他为幼子取名 “辙”，字子由，寓意 “车辙随行，稳健前行”—— 这仿佛预示了苏辙一生 “随兄而行，却自有坚守” 的人生轨迹。

苏辙自幼便在兄长苏轼的光环下成长，却并未因此懈怠。三岁时，母亲程氏便教他识字，他虽不如苏轼那般早慧，却格外勤奋，一篇文章常常反复诵读，直到烂熟于心。五岁时，他开始跟随父亲苏洵学习《论语》，当读到 “仁者爱人” 时，他仰头问父亲：“仁者如何爱人？” 苏洵答道：“先爱百姓，再爱天下。”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苏辙心中，成为他日后为官的准则。

少年时期的苏辙，常常与兄长一起读书、论辩。苏轼思维敏捷，善于旁征博引；苏辙则沉稳细致，擅长逻辑分析。有次兄弟二人讨论 “战国七雄兴衰”，苏轼认为 “秦国胜在变法彻底”，苏辙却补充道：“秦国虽强，却失在暴虐，若能仁政，或可长久。” 苏洵听闻后，对妻子感叹：“二子各有所长，轼如奔腾江河，辙如沉稳山岳，日后皆可立足朝堂。”

嘉祐元年（1056 年），十二岁的苏辙随父亲、兄长踏上前往汴京的路途。近两千里的行程中，他不像苏轼那般热衷于欣赏沿途风光，而是将更多时间用于研读典籍。在船上，他通读了《史记》中的 “世家” 部分，对 “齐桓公用管仲”“燕昭王筑黄金台” 等典故格外关注，还在笔记中写下 “君主当知人善任，臣子当尽忠职守” 的感悟。抵达汴京后，苏辙凭借扎实的学问，很快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苏家二郎虽年少，却有老成之风，其文逻辑严谨，可成大器。”

嘉祐二年（1057 年），十三岁的苏辙与兄长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考试中，他针对 “民生疾苦” 写下《御试制科策》，文中指出 “百姓困于赋税，苦于徭役，若不改革，恐生祸乱”，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最终与苏轼一同考中进士。放榜那日，兄弟二人并肩站在榜单前，苏轼激动地喊道：“子由，我们中了！” 苏辙却只是平静地说：“兄长，这只是开始，日后还需为百姓做事。”

然而，就在苏辙准备赴任时，母亲程氏病逝的消息传来。兄弟二人当即放弃官职，回乡守孝。守孝期间，苏辙并未荒废学业，他深入研读《管子》《商君书》等法家典籍，结合蜀地百姓的生活现状，写下《民政》《兵政》等策论，提出 “轻徭薄赋、整顿吏治” 的主张，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洞察力。

初入仕途：直言敢谏的监察御史

嘉祐六年（1061 年），守孝期满的苏辙与兄长一同参加 “制科考试”。在考试中，苏辙写下《进策》二十五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经济上，主张 “抑制豪强，扶持贫民”；在军事上，主张 “加强边防，训练精兵”；在吏治上，主张 “严惩贪官，选拔贤才”。他的策论得到考官的高度评价，最终以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第四等的成绩，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

然而，苏辙并未立即赴任。当时兄长苏轼因反对宰相韩琦的 “苛政”，与韩琦产生矛盾，苏辙担心兄长孤身一人在京城难以立足，便主动请求留在汴京，担任 “秘书省校书郎”，陪伴兄长。有人劝他：“商州推官虽小，却是实职，校书郎只是闲职，可惜了你的才华。” 苏辙却答道：“兄长孤身在外，我岂能独自赴任？亲情与才华，我选前者。”

治平三年（1066 年），父亲苏洵病逝，苏辙与苏轼再次回乡守孝。守孝期间，苏辙整理父亲的遗作，将《权书》《衡论》等文章汇编成册，并为其作序，详细阐述了父亲的治学思想。他在序言中写道：“父亲治学，旨在经世济民，而非空谈义理。” 这份序言不仅让苏洵的思想得以传播，也让苏辙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推行变法。苏辙因反对变法中 “青苗法”“市易法” 等激进措施，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负责监察百官。上任后，苏辙多次上书，指出 “青苗法看似利民，实则加重百姓负担”，他在《论青苗法》中写道：“百姓本无余钱，官府强贷，到期需还高额利息，若遇灾年，百姓只能卖田卖屋，最终流离失所。”

王安石得知后，派人劝说苏辙：“变法乃国家大事，你若支持，日后必能重用。” 苏辙却坚定地说：“我为官，只为百姓，不为官职。若变法有害百姓，我必反对。” 此后，苏辙又多次弹劾推行变法的官员，指出他们 “强迫百姓借贷”“虚报政绩” 等问题，虽因此得罪了王安石，却赢得了 “直言敢谏” 的名声。

熙宁四年（1071 年），苏辙因反对 “市易法”，被贬为河南推官。离京前，兄长苏轼前来送行，劝他：“子由，何必如此固执？” 苏辙答道：“兄长，我并非固执，只是不能看着百姓受苦。若因此被贬，我亦无悔。” 在河南任上，苏辙并未消沉，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写下《河南府进士策问》，提出 “因地制宜改革赋税” 的建议，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

宦海沉浮：兄弟相携的患难岁月

熙宁七年（1074 年），苏辙调任齐州掌书记。齐州（今山东济南）当时遭遇旱灾，百姓颗粒无收。苏辙到任后，首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后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大明湖，解决灌溉问题。他还改革齐州的 “衙前役” 制度，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在齐州的三年，苏辙写下《齐州泺源石桥记》，记录自己治政的心得，文中 “为官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心” 的句子，成为他一生的为官准则。

元丰二年（1079 年），“乌台诗案” 爆发，兄长苏轼因 “讥讽朝政” 被逮捕入狱。苏辙得知后，心急如焚，当即上书宋神宗，请求 “以自己的官职赎兄长之罪”。他在奏疏中写道：“臣兄苏轼虽有言语不当之处，却无谋反之心。臣愿罢官，换兄长一命。” 这份奏疏虽未让苏轼立即获释，却让宋神宗感受到了兄弟二人的深情，也为苏轼日后被贬黄州埋下伏笔。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因 “牵连” 被贬为筠州监酒税。筠州（今江西高安）地处偏远，生活艰苦，苏辙却并未抱怨。他在筠州创办 “东轩”，作为读书、写作的场所，还常常深入酒坊，了解工匠的生活。他在《东轩记》中写道：“吾虽被贬，却能与百姓相处，观其劳作，听其疾苦，亦是幸事。” 在筠州的五年，苏辙写下大量诗文，其中《筠州圣祖殿记》《筠州重修城隍庙记》等作品，既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表达了自己 “随遇而安” 的心态。

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重新掌权，苏辙被召回汴京，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重回朝堂的苏辙，依然保持着 “务实稳健” 的作风。在担任户部侍郎期间，他针对北宋 “财政亏空” 的问题，提出 “节流开源” 的改革方案：一方面削减宫廷开支，废除不必要的工程；另一方面鼓励农业生产，增加税收来源。他还亲自核算户部账目，发现 “官员贪污挪用公款” 的问题，当即上书弹劾，最终严惩了十余名贪官。

元祐四年（1089 年），苏辙升任吏部尚书，负责官员选拔。他改革吏部的选拔制度，主张 “以政绩取人，而非以资历取人”，提拔了一批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当时有人想通过贿赂苏辙谋求官职，苏辙严词拒绝：“为官当凭本事，而非靠钱财。” 他的公正无私，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然而，苏辙的仕途并未一帆风顺。元祐八年（1093 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掌权，苏辙因 “元祐旧党” 的身份，被一贬再贬，从汝州（今河南汝州）、袁州（今江西宜春），最终被贬到雷州（今广东雷州）。被贬途中，苏辙并未消沉，他每到一处，都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在雷州，他发现当地百姓因 “盐税繁重” 而生活困苦，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盐税，虽未被采纳，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文学成就：沉稳务实的 “栾城文风”

苏辙在文学上的成就，虽不如兄长苏轼那般耀眼，却有着独特的风格。他的文章以 “逻辑严谨、务实沉稳” 著称，被后世称为 “栾城文风”（因苏辙晚年自号 “栾城居士”）。

在政论方面，苏辙的文章多针对社会现实，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的《进策》二十五篇，涵盖经济、军事、吏治等多个领域，每一篇都有具体的分析和建议，而非空谈义理。例如，在《民政策》中，他针对 “百姓贫困” 的问题，提出 “减免赋税、兴修水利、鼓励农桑” 三项具体措施，并详细说明了实施步骤，展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

在史论方面，苏辙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他的《历代论》二十篇，分别评论了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等历史人物，分析他们的功过是非。在《汉文帝论》中，他认为汉文帝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的政策值得借鉴，同时指出 “汉文帝过于节俭，导致边防薄弱” 的问题，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对当时的朝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散文方面，苏辙的作品多以 “抒情叙事” 为主，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他的《黄州快哉亭记》是千古名篇，文中描写了快哉亭的景色，以及自己与兄长苏轼在亭中饮酒论诗的情景，既表达了对兄长的牵挂，也展现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豁达心态。文中 “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 的句子，成为后世流传的名句。

苏辙的诗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诗多关注民生疾苦，语言平实，情感真挚。在《蚕市》中，他描写了蚕农 “卖蚕得钱，却不够缴纳赋税” 的悲惨境遇，诗中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 的句子，深刻反映了当时百姓的生活困境，展现出强烈的民本思想。

此外，苏辙还注重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他晚年整理自己的诗文，编成《栾城集》五十卷，收录诗、文、词等作品数千篇，成为研究北宋文学、历史的重要文献。他还为兄长苏轼的《东坡七集》作序，详细阐述了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为苏轼作品的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兄弟情深：患难与共的手足之谊

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情谊，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自幼一同读书、成长，成年后一同科举、为官，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相互扶持，相互牵挂。

在汴京求学期间，苏轼因性格豪放，常常与人发生争执，苏辙总是耐心劝说，为兄长化解矛盾。有次苏轼与一位文人因 “诗文优劣” 争论不休，苏辙上前说道：“诗文本无优劣，各有千秋，何必争执？” 一句话化解了僵局。苏轼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子由如吾之盾，总能在吾冲动时，为吾挡下不必要的麻烦。”

“乌台诗案” 爆发后，苏辙不顾自身安危，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赎兄长之罪。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苏辙多次写信安慰兄长，还寄去钱财和书籍。苏轼在黄州写下《赤壁赋》后，第一时间寄给苏辙，苏辙读后，写下《和子瞻赤壁赋》，文中 “人生如逆旅，吾亦是行人” 的句子，成为兄弟二人共同的人生感悟。

元祐年间，兄弟二人一同在汴京为官，常常一同上朝、下朝，下班后还会相约饮酒论诗。有次苏辙因 “反对保守派全盘废除新法” 而遭到弹劾，苏轼当即上书为弟弟辩护，称 “子由并非反对旧党，只是主张务实改革”。苏辙后来在《兄子瞻墓志铭》中写道：“吾与兄长相知四十载，兄长为吾挡风遮雨，吾为兄长拾遗补缺，此生无憾。”

绍圣年间，兄弟二人一同被贬，苏辙被贬雷州，苏轼被贬儋州。虽相隔千里，他们仍通过书信保持联系。苏辙在信中告诉苏轼 “雷州气候湿热，多注意身体”，苏轼则在信中为苏辙寄去 “儋州特产的荔枝干”。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苏轼北归途中病逝，苏辙得知后，悲痛欲绝，亲自为兄长撰写墓志铭，文中 “吾兄一生，才华横溢，忠勇正直，虽屡遭贬谪，却始终不改初心” 的句子，饱含着深厚的兄弟情谊。

颍滨遗老：晚年著述与精神传承

苏辙的一生，虽不如苏轼那般耀眼，却有着独特的价值。在政治上，他坚守 “务实稳健” 的操守，始终以百姓利益为重，虽屡遭贬谪，却从未改变初心；在文学上，他开创了 “栾城文风”，以逻辑严谨、质朴务实的文字，为北宋文坛注入了 “经世致用” 的力量，与苏轼的豪放、欧阳修的畅达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宋代古文运动的坚实根基。

他的文学主张 “文当以务实为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更成为后世治学的重要准则。南宋诗人陆游曾言：“读子由之文，如饮清泉，虽无激荡之势，却能润人心田，知民生之艰，悟治世之道。”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研读《栾城集》后，感叹 “苏辙之文，句句皆从民生中来，句句皆为治世而去，此乃真儒之文也”。即便是清代考据学派，也将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视为研究北宋历史的 “信史”，其对 “熙宁变法” 中官员贪腐、“元祐更化” 中党争细节的记载，填补了正史的诸多空白，为后人还原北宋中期的政治图景提供了珍贵依据。

而在人格精神层面，苏辙的 “坚守” 更具超越时代的意义。他不像苏轼那般以 “豁达” 消解困境，而是以 “沉稳” 直面磨难 —— 被贬雷州时，他虽无力改变盐税苛政，却仍逐户记录百姓疾苦，将《雷州盐法议》藏于箱底，盼有朝一日能为后世改革提供镜鉴；兄长病逝后，他虽心灰意冷，却未沉沦于悲痛，而是以十年之力整理苏家三代诗文，让 “三苏” 文脉得以完整传承。这种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务实坚守，恰是北宋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精神的最佳诠释。

如今，在河南许昌的颍昌故城遗址，仍有 “颍滨遗老祠” 的残碑；在四川眉山的三苏祠中，苏辙的雕像与苏洵、苏轼并肩而立，供后人瞻仰。往来的游客驻足于他的诗文碑刻前，读着 “人生如逆旅，吾亦是行人” 的句子，不仅能感受到他与苏轼的兄弟情深，更能体会到一位文人在时代浪潮中，如何以 “稳健” 为舟，以 “务实” 为桨，在宦海沉浮中守住本心，在文字传承中照亮后世。

苏辙的一生，如同一颗温润的玉石，虽无钻石的璀璨，却有着历经岁月打磨后的坚韧与厚重。他用七十四年的生命证明：并非所有伟大都需要轰轰烈烈，那些扎根民生的坚守、直面困境的沉稳、传承文脉的执着，同样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朽的印记。而他所代表的 “务实风骨”，也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 “平凡亦伟大” 的生动注脚 —— 正如他在《颍昌湖上》所写的 “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世之人却从未 “恨” 过这份迟来的懂得，反而在千年后的今天，愈发清晰地看到：颍滨遗老的坚守，早已化作一盏明灯，照亮着每一条 “以民为本、以文载道” 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