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加拿大朋友,之前为了学口语在脸书上认识的,他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正在努力的学中文,所以挺喜欢中文歌,尤其喜欢那种旋律好听、唱得又清澈的女歌手。
有次他来北京,我招待他一起喝咖啡,他兴冲冲地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曲婉婷*的,说他特别喜欢她那首《我的歌声里》*,刚学中文那会儿就一直听,歌词虽然还有点看不太懂,但旋律老带劲了。我说,你喜欢她啊?他点头,说声音太好听了,人也看着顺眼,关键是气质干净,特别符合他对东方女孩的幻想。我笑了笑说,那正好,我跟你讲讲她的故事。
我先跟他说了曲婉婷的履历,东北人,家里条件不错,早早送出来读书,后来在加拿大一边打工一边写歌,靠一首歌红回中国。
他听着听着,还挺感慨,觉得这是个靠才华逆袭的励志故事。
我说,励志是励志,但你知道她妈是谁吗?她妈是个东北地方官,当年国企改制,上千万工人下岗,家家户户断了收入,家里两个顶梁柱一起失业,能指望的就是政府那点下岗补偿款,起码能熬过最难的时候。但她妈,正是管这笔钱的人。那些本该救命的补偿款,最后都去了哪儿?去了温哥华,变成了她留学的学费,变成了她练琴的琴房,变成了她舞台上的镁光灯。工人们没拿到钱,只能上街讨生活,东北大冬天里,男人骑着二八大杠带着老婆站街卖身,甚至全家一起自杀。我说完这段,我那朋友脸都僵了,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她妈后来东窗事发,被抓判了死缓。
她人在温哥华,发了两句话:“我妈是个英雄,我相信中国法律。’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所以她那首歌,是用这些人的命换来的?”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歌是她自己写的,才华是真才华。但她能坐在温哥华的阳光里弹吉他写歌,是因为她妈在东北的风雪里,把无数家庭按进了泥里。
她能红,是因为她妈早就给她铺平了一条别人穷尽一生都走不通的路。那天之后,他再也没听过她的歌。
过了几天,他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温哥华是个特别干净的地方,现在我觉得,这地方埋着的肮脏故事,比任何地方都多。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想到自己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都觉得恶心。”
我听完没说话,这种感觉我太懂了。
很多人觉得曲婉婷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她妈被判了,她也淡出了公众视野,好像尘埃落定。但其实没完,东北那些下岗工人的日子还没翻篇,他们的孩子,很多到现在都没走出当年的阴影。
这事儿的本质不是曲婉婷唱得怎么样,不是她漂不漂亮,也不是她妈判得重不重,而是一一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还记不记得什么叫“代价”?
有些代价,不是你一句“我相信法律”就能抹平的。
那些冬天里冻红的手,那些卖身时低下的头,那些孩子偷吃猪肉被发现后流的泪,那些在屋里烧炭时最后一顿热乎饭,全都换成了一首干干净净的《我的歌声里》。她的歌声里,全是别人的血和泪。
我特别理解我那朋友,为什么知道这些后,会觉得跟她生活在一个国家都难受。因为有些肮脏,不是你看不见就不存在,它一直在空气里,在雪里,在无数沉默里。
你说她妈是个英雄?那那些被逼到绝路的下岗工人,是不是也该有个名字?这个故事,我每隔几年就讲一次。不是因为我恨谁,而是因为我怕它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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