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藏家与东方艺术家的沪上奇缘：范罗斯布鲁克家族藏重要林风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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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近三十载春秋里，林风眠深居简出，专注创作，既出于对艺术的热忱，也因生存的需要。其间他与来自比利时的银行家弗兰克·范罗斯布鲁克结识，这位外籍赞助人与中国画坛巨匠的跨文化交流由此开启

(左) 林风眠《宝莲灯》悬挂于范罗斯布鲁克比利时家中，约1980年代中期摄；（右）林风眠（1900-1991），《宝莲灯》。设色纸本 镜框。67 x 65.8 公分 (26 3⁄8 x 25 7⁄8 英寸)。此作于2025年5月1日在佳士得香港售出，成交价港元3,276,000

艺术之缘始于十里洋场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城市。作为近代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国际通商口岸，彼时的上海汇集了大量的外资和外商。这些外籍人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和管理经验，还对东方艺术产生了兴趣。当时居沪的外籍赞助人通过收藏东方艺术杰作，促进和见证上海成为东西艺术交汇、碰撞与融合的生动典范，展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
比利时银行家弗兰克·范罗斯布鲁克（Frank Van Roosbroeck，1919-2008）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1948年，范罗斯布鲁克远赴万里来到上海，荣膺比利时华比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在上海，范罗斯布鲁克与他未来的韩裔妻子琳达（Linda）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后育有四个孩子，一家人于20世纪50年代定居在原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峻岭寄卢的公寓。

琳达范罗斯布鲁克夫人是一位画家和艺术收藏家，闲暇时参加绘画课。透过艺术界的联系，范罗斯布鲁克夫妇与林风眠结识，并在上海期间从艺术家手中收藏了一批画作。除却自我珍藏外，范罗斯布鲁克亦时常引荐外籍人士同林氏买画，这点从林风眠于1971年在看守所中撰写的自传中也能得到印证。

“1956年爱人随女儿、女婿因生活关系，同他们到巴西去了（女婿系奥地利人）。他们离开上海之后，我还是继续卖画，此时由我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接洽，在我爱人未离开上海时，有比利时人罗斯布洛常来卖（买）画，因此我也认识了他，后来有外国人要来买画时，多由他介绍认识的。” ——《林风眠在看守所写的自传》，引自郑重著，《林风眠传》，东方出版社，上海，1999年10月，第240页。

融贯东西的“戏曲人物”系列作品

林风眠少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凡的绘画天赋，他于1919年获政府颁发奖学金赴法国负笈求学，先后在第戎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后来又前往柏林，这段时期的经历对他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发了他对糅合东西艺术的探索。

他的画作因善取东方神韵，融西方技法，令传统艺术的表达与西方现代艺术找到共通与交汇，受到旅居沪上的欧美人士欣赏并争相购藏。

范羅斯布魯克家族珍藏的林風眠戲曲人物畫作是融匯東西的大成之作。「戲曲人物」是林風眠一生中尤具個人風格的重要創作主題之一。在19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期，林風眠在老友關良影響下看了不少戲劇並創作了一系列戲劇題材作品。

林氏每次看戏都带着速写本，快速记下人物扮相以及服装道具。他从戏曲舞台上的神情姿态、动作步法、表演形式中提炼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将这些元素融入到画作中。同时，他运用西方的构图和色彩技法，从立体主义中汲取灵感，采用形式迭加的方式达到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感。林风眠用戏曲舞台中的时空观念表现方式解读西方立体主义，又以立体主义的表现形式刻画中国戏曲题材，这样的创作方式使其作品传达出中西互诠的多重层次感。

“新戏是分幕的，旧戏是分场的，分幕似乎只有空间的存在，而分场似乎有时间的绵延的观念，时间和空间的矛盾在旧戏里很容易得到解决，像毕加索有时解决物体都折迭在一个平面上一样…” ——林风眠于1951年11月17日致学生潘其鎏的信

峻岭寄卢乃1935年由沙逊家族建造，乃装饰风艺术风格的建筑，是彼时上海最为显赫的公寓住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范·罗斯布鲁克家族在此居住

林风眠（左二）、谢景兰（中）、赵无极（右一），1946年于杭州

承载历史记忆的画作

林风眠（1900-1991），《白鹭》。设色纸本 镜框。66 x 63.9 公分 (26 x 25 1⁄8 英寸)。此作于2025年5月1日在佳士得香港售出，成交价港元1,638,000

范罗斯布鲁克亲历了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在上海的24年间恰逢林风眠在上海创作的关键时期，见证了林风眠在题材和风格上的重大变革和在艺术探索上的重要实践，因此，范罗斯布鲁克家族珍藏的林风眠画作意义非凡，不仅是对林风眠作品及其艺术成就的珍贵纪录，更承载着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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