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旁,有一座古朴的院落静立闹市中,暗红色大门后藏着清代最传奇收藏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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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都来源馆藏展览和网络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陕西岐山县的农民挖出一件青铜器,几年后,它落入山东潍县一位文人手中,后来成为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这就是毛公鼎,而那位文人,便是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金石收藏大家陈介祺。
咸丰二年(1852年),陈介祺花费三年俸银,整整一千两白银,购得了这件毛公鼎。这一买,不仅买下了国宝,也买下了一段收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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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生于1813年,是山东潍县(今潍坊)人。他的父亲陈官俊是道光帝师、一品大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裕。
他自幼聪颖好学,19岁便“以诗文名天下”,1835年中举人,1845年中进士,后官至翰林院编修。
陈介祺19岁时开始接触金石收藏,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
身处晚清动荡时期,目睹朝廷腐败和官场黑暗,他心生厌倦。1854年,41岁的他借母丧返乡,从此不再复出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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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潍县后,他专心投入金石收藏与研究,建起“万印楼”收藏近万方古印,因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又取整数名其室为“十钟山房”。
他的收藏范围极广,包括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古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铜镜200面等,总量超过2万件。
在仿造品泛滥的晚清,陈介祺的两万多件藏品竟无一件伪品,这简直是个奇迹。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陈介祺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辨伪方法:“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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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伪刻必有斧凿之痕,用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而且真品手感浑融,伪者则无。
他对青铜器的铸字与刻字区别也有研究,认为“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划中之气,迄今人所能伪哉?”
陈介祺是第一个对毛公鼎铭文做系统考释的人。他克服困难,将毛公鼎的铭文拓制成功,并根据金石好友的意见,五易其稿,做出完整的释文。
不仅收藏,还致力于传承金石文化。他认为:“古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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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乌金墨拓”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造了“蝉翼拓”和“立体拓”。留下的拓片数以万计,所拓铭文浓淡适宜,连器物全貌、形制、花纹都神韵毕具,惟妙惟肖,被称为“古今拓法第一”。
他还将自己的拓片技艺写成专著《传古别录》,把古器铭文拓片整理成册,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历史文物资料。
陈介祺对后世的金石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编撰的《十钟山房印举》至今仍是篆刻家的必修课。
他还是中国陶文发现、鉴定、考释第一人,故有“陶文之父”之称。他所藏的1731件陶文残片于2011年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视为青岛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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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说到陈介祺慧眼识珠的宝贝,除了毛公鼎,还有一件不得不提,那就是曾经拍出2.13亿人民币的西周青铜器“兮甲盘”。
这只盘子如今正收藏在上海的龙美术馆里,它的主人是有着“亿元俱乐部”之称的收藏家刘益谦。
这只兮甲盘的经历非常曲折。它最早在南宋时出土,被一位名叫张抡的官员收藏,历经多位收藏家之手,但后来就失踪了。
无人知晓它的下落,直到清代,它才神秘地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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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得到了这件宝物。他一眼就认出这不是普通的青铜盘子,盘底刻着的整整133字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与匈奴的战争、贸易关市税法。
还为它精心制作了拓片,正是通过这些拓片,学术界才真正认识到兮甲盘的珍贵。可以说,是陈介祺的发现与研究,重新定义了这件国宝的价值。
然而,陈介祺去世后,兮甲盘再次开始了它颠沛流离的命运。它先是流到了日本,被一位收藏家珍藏,后来又奇迹般地回流到中国,直到2017年拍出天价。
这只盘子,见证了传统文人士大夫如何将收藏视为毕生学问,也见证了当今资本如何介入并重塑文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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