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的精神原乡，到底藏着多少秘密？

*本文为「世界博览」原创内容 *

他将维拉庄园变幻出不同的形象搬进长篇小说《玛丽》《荣耀》《防守》等作品，在其晚年长篇《爱达或爱欲》中，那个不通电的阿尔迪斯庄园同样是维拉记忆的变奏。

小镇西维尔斯基（Siversky）位于圣彼得堡以南大约70公里处，被宽阔蜿蜒的奥列杰日河环绕。河两岸耸立着白桦、冷杉与赤松。这些高大的树木在风中缓慢摇动，将高纬度地区特有的柔和阳光切碎成道道星芒。

即便是在绿意盎然的夏季，这些元素组合也会让每一位旅行者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是亚寒带的广袤泰加林。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北纬59.35度），加之盛行西风从芬兰湾带来的大量云层和海风，就算在每年最热的7月，西维尔斯基的平均气温也仅有22至23℃。更因远离大城市的汽车尾气、拥挤的街巷和林立的工厂烟囱，即便与圣彼得堡有着类似的气候条件，这里依然比城市要凉快许多。

西维尔斯基小镇地广人稀，在秋冬季节会显得尤其萧索。然而一到夏天就是另一番光景，从圣彼得堡前来避暑度假的居民，会让小镇迅速热闹起来。除了凉爽的天气和宁静的自然，这座小镇季节性的喧闹更是与俄罗斯的“达恰”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

纳博科夫

俄裔美籍作家，以其精妙的文字游戏、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哲思闻名，代表作包括小说《洛丽塔》《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普宁》、自传《说吧，记忆》等，他对语言与记忆的独特探索，在文学形式上开辟了新路径。此外，他也是一位痴迷研究鳞翅目昆虫的专家。

纳博科夫家族有三座相邻的庄园：罗日捷斯特韦诺庄园、维拉庄园和巴托沃庄园，纳博科夫的童年在这些庄园中度过。只有罗日捷斯特韦诺庄园被保存下来，并于1984年被改造为作家故居博物馆。

明亮的夏日童年

从圣彼得堡波罗的海火车站出发，约1小时20分钟就可直达西维尔斯卡亚火车站。自1857年该车站建成以来，西维尔斯基就成了圣彼得堡居民喜爱的避暑胜地。然而据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布莱恩·博伊德记述，西维尔斯卡亚火车站的修建是为了小镇西侧13公里外一个名叫“维拉”的村子。村子中曾有一座真正的贵族时代的“达恰”，那便是著名的“维拉庄园”——作家纳博科夫的永恒乡愁之所在。

1899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纳博科夫家族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先后出过多位将军和政治家。他的曾伯祖父伊万·纳博科夫是反击拿破仑的战争英雄，后来在担任彼得保罗要塞司令时期曾善待过关押于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担任俄国司法部长，其父亲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师，十月革命前曾是俄国立宪民主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母亲叶莲娜·伊万诺芙娜·鲁卡维什尼科娃，则出身著名金矿主、百万富翁之家。维拉庄园就是母亲从家族继承来的房产。1919年流亡海外之前，作为沙俄帝国末期的贵族，纳博科夫的童年可谓锦衣玉食。而童年时光的中心，就是在维拉庄园度过的一个个夏天。在他的自传性作品《说吧，记忆》中，“维拉”一词总共出现了28次之多。即便后来的流亡生涯构成了几乎贯穿其所有作品的主题，但是，正如博伊德所说，“纳博科夫还有一个总体构思，他想告诉人们，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看出来。”

除了受到战争或革命的影响，纳博科夫童年时代的生活就如同候鸟一样有着固定的季节规律。每年冬天和春天在圣彼得堡位于莫斯卡亚街上的宅邸度过，夏天在维拉庄园，秋天为了躲避潮湿和雾气，他们一家通常会去南欧的海滨城市旅居。由于俄国冬季漫长、夏季短暂，他和家人在圣彼得堡的城市住宅中度过了更多的时间。尽管如此，在他后来的回忆中，维拉庄园最具有“家”的归属感和象征意义。夏日时光凝结成最明亮的记忆片段，深刻影响了纳博科夫的作品，甚至是人生的底色。

茹科夫斯基，《罗日捷斯特韦诺庄园起居室一角》，1916年。

罗日捷斯特韦诺作家故居博物馆内景。

达恰（дача）一词译为“度假别墅”。这一概念起源于17世纪，最初指沙皇授予忠诚贵族的城郊庄园。到了18世纪，俄罗斯贵族阶层常在这些乡间宅邸中举办各种社交和文化聚会。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俄罗斯城市人口激增，富裕的市民或是租赁或是购买，纷纷选择逃离污染严重又拥挤的城市，在城郊的达恰中回归自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达恰脱去其贵族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渐渐为许多城市中产平民所拥有，其定义也从动辄数百公顷的大型庄园演变成至今散布乡间的小型别墅。如今的西维尔斯基就是这样一座“达恰小镇”。镇上的达恰民俗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 Dachnaya Stolitsa）见证着其丰富的历史。

蝴蝶指引下的文学

维拉庄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简朴结实的木质两层楼。如博伊德所描述，“上层阳台伸展在酸橙树的掩映之中，底层游廊装饰着彩色玻璃，正对着花木葱茏的庭园。眺望远处，可以看到园子里密密的冷杉。楼房后面是一个陡坡，下面是一家磨坊。宽阔平缓的奥列杰日河在这里渐渐消失为一道低矮、长满芦苇的堤岸。”（刘佳林译）每年夏季学期结束后，纳博科夫一家就会坐上敞篷汽车，驶向维拉。据作家回忆说：“对我来说，夏日自由的真谛就是不上学，不待在城里。”相比起学校里的纪律和冬季傍晚莫斯卡亚大宅中寒气逼人的灰蓝色调，乡村庄园的夏天始终闪耀着金黄和淡绿色的生命力：划船、游泳、网球、骑马、野餐、写诗、命名日庆祝宴会、学习骑自行车……还有更重要的、几乎成为纳博科夫日后所有文学创作的标识——捕捉蝴蝶。

1908年，在维拉庄园的纳博科夫一家。中间是纳博科夫的祖母，两边是他的母亲（左一）和父亲（站立者），祖母右边戴领带的男孩是纳博科夫。

1906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在维拉庄园，纳博科夫第一次发现了蝴蝶。在《说吧，记忆》中，他回忆起那一瞬间的震撼：“正对着大门，一张长椅的雕花椅背上，垂着一株忍冬藤蔓。我的引路天使给我指出了一位罕见的访客，一个令人惊叹的淡黄色生物，身上点缀着黑斑和蓝色的锯齿状花纹，每条银光镶边的黑色尾端上方都闪烁着朱砂一般的眼状斑。它正在探察栖息其上的花朵，如粉状的身体微微弯曲，不停地抖动着宽大的翅膀。那时，我想得到它的愿望是我有过的最强烈的体验之一。”（王家湘译）纳博科夫对于蝴蝶的兴趣同样受到父母的影响。父亲青年时代也热爱捕捉、收集蝴蝶，而母亲受过良好的博物学教育，喜欢采集研究各种俄国树菇。

1975年，瑞士山区，在户外捕蝶的纳博科夫。捕蝶是纳博科夫除写作外最大的人生爱好。20世纪40年代中期，纳博科夫尚未以《洛丽塔》闻名之前，曾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研究员。1944 年，他还在纽约州北部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卡纳蓝蝴蝶。

在夏日的乡间庄园追踪蝴蝶，让纳博科夫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确知识带来的快乐”，也获得了一种对于世间万物的“特殊性”的敏感，这些都将影响他日后的文学风格和文学观念。在小说中，纳博科夫格外重视描写。他不厌其烦地将每一个人物从头到脚的细节一一呈现，例如《普宁》的开场，主人公铁莫菲·普宁教授的肤色、坐姿、身材比例、衣服的材料质地、眼镜框的颜色，甚至连袜子的图案都被刻画得一清二楚。在康奈尔大学执教期间，他会将《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所乘坐的火车车厢布局画出来呈现给学生，也会要求学生去想象《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发型以及卡夫卡《变形记》中萨姆沙家的房间布局。在文学上，纳博科夫是一个纯粹的审美主义者。他对于“精确的细节”和“特殊性”的艺术执拗，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那个在维拉庄园发现蝴蝶的夏天。

破碎却永恒的梦

然而，维拉庄园以外，俄国已然云波诡谲，时代的飓风向着这座仿佛只有夏天的牧歌世界渐渐逼近。尽管过着安全宁静的生活，“在乡村庄园，小弗拉基米尔常常有一种‘彩云易散琉璃脆’的奇怪感觉。”对于许多艺术家来说，命运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作品，尤其当身处历史转折处。1916年，纳博科夫的舅舅因心脏病去世，纳博科夫继承了舅舅的巨额财富，包括200万英镑和与维拉隔河相对的罗日捷斯特韦诺庄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纳博科夫一家就离开圣彼得堡逃往克里米亚。他们不得不抛弃巨额财富，包括庄园和纳博科夫刚刚继承的财产。1919年，他们再度离开克里米亚，开始了流亡欧洲的岁月。1922年，纳博科夫的父亲在柏林遇刺身亡，此后，经济每况愈下。为了谋生，纳博科夫做过许多工作：英语和法语家教、拳击教练、网球陪练，等等。直到1955年，伴随着《洛丽塔》出版带来的巨大争议和巨额版税，他再一次重获财务自由。

在同时代的俄国流亡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失去了母语的土壤和昔日的读者而创作枯竭。而在纳博科夫的流亡生涯中，从克里米亚到伦敦再到柏林、巴黎、纽约……历经纳粹的威胁和经济的窘迫，纳博科夫不仅没有放弃写作，而且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创造力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学疆域。

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中写到，纳博科夫从流亡经历中汲取艺术灵感，对他来说，“俄罗斯存在于梦回儿时在家族庄园里度夏的情景”。或许，童年在维拉庄园里的诗化记忆，帮他熬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时光，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泉。他将维拉庄园变幻出不同的形象搬进长篇小说《玛丽》《荣耀》《防守》等作品，在其晚年长篇《爱达或爱欲》中，那个不通电的阿尔迪斯庄园同样是维拉记忆的变奏。相比起后期作品的精妙技巧，纳博科夫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于1921年的短篇《木精灵》，则充满了稚拙而浓烈的抒情。小说讲述了来自维拉庄园的森林精灵前来探访流亡中的作家。逃离维拉的森林精灵热情而感伤地倾诉着过去的时光：“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我又一次产生了幻觉，好像看到如波似浪的滚滚灵气，高大茂密的树枝汹涌奔腾，明亮的桦树皮一闪一闪，宛如海浪飞溅，伴着一种连绵不断的悦耳轰鸣……他亲切地盯住我的眼睛，‘还记得我们的森林吗？冷杉黑漆漆，桦树白茫茫？如今全被砍光了’。”（逢珍译）

多年以后，在《说吧，记忆》中，已经67岁的纳博科夫重访记忆中的维拉庄园：“我再度看见了我在维拉上课的房间，墙纸上的蓝色玫瑰，开着的窗子。皮沙发上方的椭圆形镜子里满是窗子反射出来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发上贪婪地读着一本破旧的书。渗透在我记忆中的是一种安全、安乐和夏季的温暖的感觉。那个鲜活的现实变成了今天的幽灵。镜子里满溢着光明；一只大黄蜂飞进了房间，撞在天花板上。一切都应该如此，什么都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有人死去。”（王家湘译）

维拉庄园的命运同样富有戏剧性。据说，它在历次的战争和动荡中幸存下来，甚至二战时期纳粹占领都没有将其摧毁。然而，在战后不久的某一天，几个调皮的孩子玩火，将其烧成灰烬。在如今的西维尔斯基，维拉庄园的旧址上只有一小片杂乱的树木。但维拉以南约4公里的罗日捷斯特韦诺庄园依旧屹立，那是纳博科夫家族拥有的3座庄园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个。罗日捷斯特韦诺于1984年被改造为作家故居博物馆（Rozhdestveno Memorial Estate），对游客开放。如今，其新古典主义的石柱门廊依旧典雅庄重，建筑内部也尽可能还原了从前生活的布局，让人们得以感受作家的童年夏日和沙俄末期贵族生活。

离开俄国后，纳博科夫终其一生没有买过任何房产，或是租房，或是借住在同事家里，到了晚年，则直接住进瑞士蒙特勒皇宫酒店，直至去世。关于他不买房的动机，外界众说纷纭。回顾维拉庄园与作家的一生，我们有理由猜测自从离开维拉之后，任何地方都无法在地理空间上给予他可以称之为“家”的归属感。或许，安居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处土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对自己记忆神坛上那座故园的背叛。纳博科夫选择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居住在维拉庄园永恒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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