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你的错”：如何缓解幸存者内疚？从飞行员到自杀的医生和母亲｜楚学友

图片：Vivian Maier ,October 31, 1954. New York, NY, VM1954W03413-05-MC

在现代社会的危机叙事中，聚光灯往往投向受害者和英雄。然而，那些身处危机边缘的人，却背负着一种更隐秘的创伤：幸存者内疚。我一次次的在咨询中听到过它的低语。

这种内疚，不只是因为“活了下来”而感到羞愧，它更是一种源于自责没有尽职、没有阻止最坏结果的道德重负。在当代，这种内疚被匿名且残酷的网络暴力所捕获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一种致命的次生危机。

这种心理机制在专业精英、家庭角色和公共身份等各种群体和场景中，悄无声息地发生。认识到它的隐秘机制，避免类似悲剧不再发生。是我在本文中想探讨的。

1. 幸存者内疚：照护者角色困境

最近我在看英国灾难专家 lucy 的回忆录 「When the dusts settle」,她提到了丈夫 Tom 的幸存者内疚。

在2015年突尼斯苏塞省海滩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汤姆被选中执行首批遣返航班。他负责将那些刚刚经历生死、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和家属带回家。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公务，更是对他的乘客们的“攻击”——因为他曾将他们送往那个充满危险的海滩。

汤姆渴望“圆满完成任务”，以对抗那种不断侵蚀他的职业性内疚：他本应是旅程的守护者，却没有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灾难。这种情绪，促使他与他的危机顾问伴侣通宵达旦，字斟句酌地推敲向乘客宣读的广播稿，试图用每一个词句来弥补那份无法挽回的损失。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疲惫不堪，身上带着“飞机”的味道。那是汗水、重新加热过的食物、尿液、金属以及燃油蒸汽混合在一起产生的那种刺鼻气味。但他却很想倾诉些什么。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游客被带到海滩这件事负责，并且一直在反思：在把他们送回家之后，自己是否为他们及其家人尽了足够的责任。

他感到一种“幸存者内疚感”。这种情绪在那些在灾难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却只能从远处观察其后果的人中很常见。

其实这种情绪并不罕见。

2024年4月，河南周口的一起医疗悲剧引发了全国关注。产妇在医院分娩，新生儿不幸夭折。主治医生邵某，一位妇产科医生，被悲痛的家属推上了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她作为“专业人士”的身份，使她天然地成为了所有对医疗系统不满、对生命逝去恐惧的情绪泄洪口。

在遭遇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个人信息被曝光、名誉被彻底污蔑后，邵医生选择了用自杀来结束这场围猎。

还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案例。

2023年6月，武汉一位孩子在校内被撞身亡。孩子的母亲赶到现场处理善后，她精致妆容和得体着装，被偷拍并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她本该是受害者家属，却因“不符合”公众对悲痛的刻板印象，被集体审判为“作秀”、“不爱孩子”。

这种对悲伤模式的标准化要求，将她对丧子的原始内疚放大为社会性的、不可饶恕的道德罪责。在巨大的社会排斥和孤立感中，这位母亲从高处坠落，用自己的死亡来为自己的“清白”作证。

图片：Vivian Maier ,MCUndated, VM19XXW03458-12-MC

2. 内疚：道德重负和网络暴力

幸存者内疚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失调：个体认为自己应该对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结果负责。这种心理在专业的、负有“拯救”或“保护”使命的角色中尤为常见，一旦与外部的道德审判结合，便会产生致命的破坏力。

第一种类型是职业性内疚：汤姆与邵医生的双重困境。

汤姆和邵医生都背负着沉重的职业性内疚，但其诱因和后果有所不同。

汤姆机长的内疚源于“行动链的失败”。

作为航班的执行者，他的职责是将乘客安全运送。虽然恐怖袭击是外部因素，但他仍感到自己参与了将他们带到危险境地的过程。他必须通过执行“遣返任务”来修复这份道德赤字。

这种内疚是可转化、可引导的——他的危机顾问伴侣lucy通过赋予他有意义的“终结任务”（宣读简报），帮助他将内疚导向了服务的使命。

邵医生的内疚则是“专业失败的放大”。

在医疗事故中，医生首先承受的是对自己技术和判断力的自责。而网络暴力则将这种专业上的遗憾，强行扭曲为道德上的缺陷。网友的攻击剥夺了她作为“尽职医生”的身份，将她格式化为“凶手”。

当个体的自我拷问（“我是不是不够好”）与社会的集体指控（“你就是坏人”）完全重合时，个体就失去心理上的生存空间，导致了彻底的身份崩溃和意义丧失。

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性内疚：武汉母亲的社会性死亡。这是幸存者内疚最残酷的变体：被社会强加的内疚

这一方面体现了“完美受害者”的陷阱。

社会舆论要求受害者家属必须以一种特定的、可见的方式（衣衫褴褛、痛哭流涕、呼天喊地）来表达悲伤。这位母亲“精致妆容”挑战了这种道德格式化，因此被视为一种不真诚、甚至是侮辱死者的行为。

另一方面是内疚的叠加与毒化。

母亲对未能保护孩子的原始内疚，被网络暴力瞬间放大。每一次“作秀”的指控，都像是为她原有的自责又添了一块沉重的砖。外部的否定剥夺了她作为受害者家属应得的同情权和支持权。

在巨大的道德围猎之下，她经历了社会性死亡，最终选择了用生理性死亡来终结这份无解的痛苦。

这三个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代危机管理最大的挑战，不仅仅是控制灾难本身，而是如何保护个体免于被道德和网络暴力的次生灾害所吞噬。

图片：Vivian Maier ,March 1954. New York, NY

3. 走出阴影：缓解幸存者内疚的干预清单

要有效缓解幸存者内疚，必须从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干预，将焦点从“审判”转向“修复”。

首先是社会层面：重建伦理防线。

• 废除“完美受害者”叙事：媒体和公众必须意识到悲伤是复杂的、多样的。任何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的行为，都是在制造次生灾害。

• 将网暴等同于真实的物理暴力行为进行惩处：执法和网络平台必须明确将针对个体的、基于情绪的、导致身份污名化的网络攻击，视为与肢体暴力同等严重的公共危险行为。

• 推动媒体伦理自律：限制媒体和自媒体对非核心要素（如妆容、穿着、私生活）的过度关注和渲染，将公共讨论引导回事件的本质。

组织（医院、航空公司、学校）是保护员工和相关的最后一道防线。

• 结构化“去角色化”：对于像汤姆、邵医生这类承担核心专业责任的员工，危机后应立即启动强制性的专业解压。正式的组织声明必须确认：“在当时可用的资源下，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切断了员工“组织认为我失败了”的恐惧。

• 赋予有意义的使命和行动：将个体的内疚感转化为有形的贡献。允许并鼓励他们参与善后、参与安全流程改进或以遇难者名义建立纪念基金。例如，让邵医生的同行以她的专业精神为名，建立反网络暴力的医护人员安全流程。

• 建立“反网暴”防火墙：在舆论开始攻击个体时，组织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布官方声明，明确肯定员工的专业操守和奉献精神，并采取法律手段保护其隐私和名誉。跟员工站在一起。

• 家庭：创造非评判的安全港：伴侣和亲人必须为幸存者提供一个完全非评判、接纳所有情绪的空间。像汤姆的伴侣那样，耐心倾听他带着“飞机气味”的疲惫倾诉，是释放内疚的关键。

• 个人：心理边界重塑：心理干预的核心是帮助个体重新定义责任的边界。将“我是导致结果的原因”修正为“我是尽力而为的人”，将焦点从“未竟的责任”转向“已完成的努力”。

我总结为 9 条清单。

幸存者内疚是文明世界为生命设立的最后一条道德防线。

当我们学会保护那些在危机中竭尽全力的人，我们才能确保，悲剧的终点不会是又一个无辜者的沉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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