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在史念海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我是“文革”后史念海先生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从我登堂入室成为史先生的学生至今快三十年了，学生时代渐行渐远，但跟随史先生学习的日子却如同昨日。

我第一次见到史先生是研究生复试那天。从呼和浩特到西安复试，为了不给老师增添麻烦，我住在距陕西师范大学两站地的小寨，第二天按照规定的复试时间来到陕西师大唐史所办公室，史先生早已等在那里。那天参加复试的有三、四位老师，其中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长者站立起来对我说：“我是史念海。”那时我虽然十分紧张，但还没忘了礼数，向史先生鞠躬之后，退到一边等待下面的考试。史先生简单地问了我旅程、住宿之后，复试就开始了。

因为笔试阶段已经分别考过中国通史、中国自然地理与普通自然地理、古代汉语，此外还有综合考试(这是那几年教育部针对各个专业规定的综合性知识考核),史先生的面试主要侧重于历史地理专业问题，一共出了五道题：

1.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空间布局是否经历过重要变化，谈谈自己的看法。

2.历史时期黄河的灾害特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3.历史时期北方主要民族的分布及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4.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

5.读过哪些与历史地理相关的历史文献。

史先生说话略带山西口音，但语速比较慢，我记录试题的同时已经想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史先生提问结束，我的回答就开始了。五道题中第一、第二没有问题，基本的东西我都还清楚，第三道题也能大体讲出问题的轮廓，至于第五题，正好不久前我买到王国维的《水经注校》,翻阅过一些卷次，就此可以对付这道题，唯有第四题有些麻烦，虽然此前看过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但没有记准冷暖周期与朝代的关系，在史先生面前我不敢不懂装懂，随便乱说，于是只谈到五千年来经历过冷暖之变，但每个周期记不准了。参加复试的朱士光老师很替我着急，提醒了一句“那就谈谈仰韶时期的气候状况吧”。还好我对于这段温暖期印象深刻，包括作为温暖期的证据——在黄河中游发现过犀牛等亚热带动物骨骼也都记得。我不知道对于我的回答史先生是否满意，紧张地等待结果。史先生慢慢站起来，果断地说：“茂莉，我收下你了。”后来，听别的老师说，未等正式录取通知发出，史先生当场决定录取学生，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而原因在于我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从那天开始，我叩响了历史地理专业的大门，正式成为史先生的学生。

史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并不多，我这一届只有两名，我和吴宏岐，我们之上还有两名博士生，辛德勇与费省，因为人少，我们的教室就在史先生家。硕士阶段，史先生亲授的课程为历史地理文献与中国历史地理。

史先生培养研究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课前布置作业，课上由我们讲自己的读书体会与问题，这样的讨论方式看起来普通，关键在于我们说完之后，史先生的讲解。史先生学识渊博，我们读书中遇到的问题，史先生的解答从来都是引经据典，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折服于史先生学识的同时，也有了明显长进。记得一次讲起唐代“扬一益二”的提法，史先生令我们读厦门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就这一问题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由于史先生对这篇文章十分肯定的评价在先，捧着那几页油印的纸张我几乎当作经来读。正是这份认真我发现文章中一处硬伤，即文章认为开元二十二年瓜洲与长江北岸合并后，无论江船还是海船均不再出现在扬州城下，扬州因此而衰落，但后面作为论证扬州繁盛的重要依据却是开元二十二年之后出入以及随风浪翻覆在扬州城下的海船，由于两处文字相隔几页，竟然没有被参加答辩的老师们发现。我提出这一问题之后，史先生十分震惊，同时也对我的发现给予了肯定。事情很巧，几周后厦门大学那位同学从福建到西安看望史先生，史先生在招待他的家宴上让我作陪，我将这处硬伤告诉了那位师兄，他的文章正式发表时措辞有了明显的修改。从史先生这种讨论式教学中走过来，当我自己执教于高校的二十几年内，再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原因在于史先生令我们读书，令我们讲体会，目的并不在于讨论本身，而是有助于我们能听懂史先生最后的点睛之讲，而史先生的学识绝不是我们所具有的，我无法驾驭讨论课，只能选择讲课。

上课只是史先生培养学生的一个方面，上课之外最关键之处在于令我们写日志与读书报告。日志是每日必记的，一日之内各类事情均记载其中，读书、上课、闲杂等等，这份日志后被我们戏称为自己的起居注。史先生希望我们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学习，每日读什么书、一共读了几页，均需记述清楚，一周将日志交给史先生查阅，换一个本子记下一周的事物。虽然我从来不敢贪玩，或糊弄史先生将没看的书写在日志中，但我相信若有此类事情，史先生一定会发现。记得读《元和郡县志》那周，为了能形成系统认识，我将文献中的地名一一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对照，书看得很慢，史先生看了那周的日志脸色非常不好看，告诉我书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日志中涉及读书，在每日流水账之外，也会写一点读书的看法，史先生对于这些最感兴趣。翻看当年的日志，史先生对我的读书体会褒贬不一。如对于“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李光弼从朔方节度区出兵井陉关，而没有选取其他路径原因的讨论，史先生给予了肯定，但我做出的关于商、周两代人口的讨论，史先生显然十分不满意，至于那些只说看书而毫无心得的日志，更是史先生重点提醒之处。

日志只是史先生监督我们学习的方式，为了锻炼我们的研究能力，史先生要求我们每周必须写一篇小论文，论文最好有见解，但决不能抄别人的东西。回想当年的学习，圆满地完成周论文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记得比较轻松写完周论文是读《水经注》那周，最初我仍然抱着王国维《水经注校》去读，很快发现了几处经注混淆的地方，文章自然写成，当然没有一两天师兄告诉我这些问题在王先谦的《水经注合校本》中早已解决，借来合校本一看果然如此。虽然这周论文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但对于我自己经历了一次判别经注混淆问题的锻炼。更有很多时候已经周末了，还没有形成任何思路，每到这时最高兴的事是听到师兄通知我们，史先生去丈八沟开会，下周课不上了。我没有去过丈八沟宾馆，据说这是西安市最好的宾馆，陕西省或西安市重要的会议均在这里举行，虽然史先生并不热心政治活动，但担任民进陕西省主委一职，免不了参加各种会议，尽管这样的时候不多，但对于写不出东西的我们真是救星。我出身理科，文史功底并不好，周论文写得多数不理想，几乎每次拿回来的都是批红了的稿纸，史先生不厌其烦地在我那不成熟的文字上反复修改，并加以批语。一年下来史先生批复回来的周论文已经堆起了小小的一摞，现在拿出来，再次翻阅，泪水禁不住流下来，稿纸上每处批红都贯注着史先生对学生的心血。

一个学期结束，史先生要求我们在周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一篇学期论文，并提出最好达到发表水平。对此，史先生总提起辛德勇，硕士入学后他每周研究山海关一线傍海道的不同问题，学期终自然而然将周论文合成一篇成熟的文章，这篇为史先生称道的文章很快发表。但我的周论文没有形成系列，学期论文自然很是狼狈，最初的两年，史先生对我撰写的文章始终不满意。“茂莉，写得不如说得好”,这是那时史先生对我最多的评价。学期论文中，让史先生最不满意的是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关于唐宋马政问题的初稿，得到一些肯定的是一年后宋夏交通道路的讨论。

史先生对研究生设定的从读书、讨论到日志、周论文、学期论文、学位论文的渐进式培养过程，使我们的研究能力、论文撰写能力不断提高。不仅如此，关于如何做学问，史先生谈到最多的是问题意识与读书得间，其要旨在于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则是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史先生传递给我们的这些理念，伴随我以后的学术生涯，且随着研究经历的积累，而理解越深。

史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硕博连读制度，博士生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史先生对于自己十分了解的学生在考试问题上也绝不会走过场。虽然考试前，我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试卷打开时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整整十道大题，许多大题又包括若干道小题，即使所有的问题都烂熟在心，三个小时能写多少字是有数的。史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的考题基本如下：

1.《汉书·地理志》备载各郡国户口，以各郡国辖境的广狭及其所属县邑的多寡平均核算，全国什么地区最为稠密?为什么这些地区能够如此稠密?试就地理条件作出说明。

2.蚕丝与棉花为我国衣着的两项重要原料，其产地曾有不同的变迁。试论述其变迁的过程和地区，兼说明其变迁的原因。

3.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唐代十道最符合自然形势，唐代以后，元明清诸代就不一定如此，而且相邻的地区往往犬牙交错，难得整齐划一，试举出四个例证，并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划成这个样子。

4.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的存在与地理条件有相当的关系，试举两例，并加说明。

5.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古代曾经有许多湖泊，后来都先后湮塞了。试就其湮塞过程，说明其原因。

6.沙漠变迁常会影响附近的地貌，尤其河流、湖泊最受影响，试举四个例证(黄河除外)来作说明，所举出河流、湖泊的变迁，若还有其他原因，亦应一并提及。

7.用物候说明黄河流域古代气候的变化。

8.汉唐两代由内地通往相当于今云南省的主要道路有几条?分别经过什么地方?汉代由这个地区通往近伊洛瓦底江取什么道路?有什么证据?

9.唐代人说过“扬一益二”,试就地理条件，对此作出解释。

10.试制一简单地图，以显示北宋都城开封的形势。

三个小时下来，向监考老师要了三次纸，一共写了十几页，手和胳膊几乎都不会动了，眼看同在一个考场古典文学的几位考生，一个多小时相继飘然而去，听监考老师说他们一共就两道题。

“中国历史地理”仅是其中一份考卷，另一份“历史地理文献学”具有同样的分量。当时我想史先生一定没有经历过考试，不知道三个小时能写多少字。几天以后见到史先生，提起考试，我没有胆量直接讲出我的想法，但还是委婉地表达了意思，史先生并没有马上说什么,慢慢地讲起往事，忽然提到一次顾颉刚先生考试，一共出了五十道题，两个小时完成，讲完这些史先生不说话了。我明白了，史先生在告诉我，与顾先生相比这已经很轻松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邀请史先生作为学术顾问并研究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问题，一次黄土队在北京举行学术会议正逢史先生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朱士光老师也没有时间出席，我代替他们听会去了。黄土队队长张有实先生听了几个课题组的报告，很想进一步了解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面貌，听说史先生在北京，很希望史先生能为大会作报告。史先生是个绝对中规中矩的学者，政协开会更不会逃会，于是史先生告诉张有实先生，这个报告就让茂莉讲吧，于是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我就在中科院一百多名专家面前讲了一个多小时黄土高原历史环境问题。当天晚上，张有实、陈光伟两位黄土队的负责人带着我去宾馆看望史先生，张有实先生高度评价了我的发言，用了一句他喜欢的词汇“小韩同志讲的东西让我们这些专家很信服”,并决定将我纳入黄土高原综合考察总报告编撰组之中。看得出来，史先生还是比较高兴的，后来史先生对别的老师说：“茂莉讲话，是不会给我丢人的。”

就是这一次史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末休息时决定让我陪着出去走走，史先生平日话不多，我不知道史先生要去什么地方，车子停到三里河国务院工作人员宿舍区，我们走到一个单元门口，史先生才说这是顾颉刚先生家。那年顾先生已经过世，顾师母开门迎接我们，史先生指着墙上顾先生的照片说：“这是顾先生。”我恭恭敬敬地面对照片鞠了个躬。历史地理学界三老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均出自顾门，依循这样的师承关系，顾先生自然是我的太老师，虽然我生也晚，无缘聆听顾先生教诲，但此次随同史先生看望顾师母，也算不枉作顾门再传弟子。事后回到西安，面对师兄弟最得意的就是史先生带我看望顾师母一事。

史先生是位厚道长者，平日言笑不多，每逢讲起往事中的人物，总是用“我的一位朋友”相称，从不指名道姓。那天史先生心情很好，话题的主人仍是“我的一位朋友”,但讲出的故事却出乎意料：“一日去看望我的一位朋友，那天朋友兴致很高，拿出一件东西让我评价，并且说这是他最近完成的一幅新画。”史先生说到这里样子有点神秘，因为我平日喜欢涂抹一些东西，我想这画一定很是不错。史先生继续讲，他对朋友说：“你这画我实在说不出什么。”那朋友不客气地质问：“你怎么连这都看不懂，我这画叫：千里长夜非洲黑人捕乌鸦图。”正当我想象这画的意境时，史先生一脸无辜地说，那画就是一张涂满了墨的纸。听到这里，我反应过来，忍不住想笑，又不敢在史先生面前放肆，憋得快喘不上气。我从没想到一贯严谨认真，不苟言笑的老师，也有这样能让人笑喷的故事。

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我在史先生身边学习了六年，史先生居住的32楼就是我们的教室，每周一上午10点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沿着唐史所的东墙，从附小门前经过，差不多每次走到这里就会遇到刚刚下课的博士生辛德勇、费省，绕过附小的北墙顺着缓缓向下的斜坡就到了32楼，那是一栋只有两层的红砖小楼，史先生住在二楼。史先生将最大的一间房用深绿色的布幔隔成两半，里面是史先生的书房，外面既是客厅也是我们的教室。二三十年过去了，那间不大的客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里是我们师生相处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史先生指点我们一步步迈进学术殿堂；在那里史先生引领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天空。

后来史先生搬离了32楼，黄永年先生搬进史先生的旧居。如今，我们的老师均已离开这个世界，32楼成为物化的纪念。

我们的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学术，用一个学者的良心和对学生的真诚培养了我们。

想起远行的老师，除了无限的怀念，还有深深的感谢!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新地学楼(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