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飞等：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百年竞逐与中国进路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精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围绕《纲要》核心内容，开展阐释研究。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

教育、科技、人才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三者之间有机结合、良性循环、一体推进，能够形成推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倍增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概览各国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战略，其既因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而展现出不同的发展图景，又遵循了普遍规律。

当前，西方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模式呈现出精英化、阶层化、垄断化的发展趋势，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关系亦同步演变为失配、错配，社会发展成果为少数人享有，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态势日益激烈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的叠加复杂态势，加快构建内生式创新体系，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传统依赖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创新动能不足等挑战，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破解“外源化”历史课题，关键在于探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自主发展的良治善治之策，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力避历史弯路，以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并让发展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鉴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本研究尝试以贫富差距为因变量，以教育、科技、人才为自变量，探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问题根源和内在机理，以期为我国共同富裕下以“内生性”、“自主性”为特征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强国发展之路提供有益借鉴。

一、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逻辑

在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差距被视为一个动态的经济指标，贫富差距则是一个反映存量差异的经济指标，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转化为贫富差距。但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贫富差距，其形成主要源于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及其对生产要素的掌握程度。因此，在收入差距的产生机理中，劳动者是生产要素中人的要素，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看教育的供给；而物的要素及其结合的要素则指向了技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其产生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在影响收入差距的生产要素中，科学与技术剥离开来，原因在于科学是以认识的形态存在，是由实践向理论转化的领域，揭示客观过程的规律，而技术则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态而存在，是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领域，是知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的有机结合。技术与科学相比较，技术变革更直接作用于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后续研究将科学技术与教育、人才的供需关系进一步聚焦在技术与教育、人才的供需变化上。（见图1）

图1 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逻辑

（一）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与技能偏向性

在经济活动中，收入分配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议题，特别是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全球主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当前东西方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人工智能牵引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由此可能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梳理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有关研究文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提出的技术偏向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型三种类型，技术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而非中立。

20世纪下半叶，关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劳动内部的技能水平差异，即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上。后续研究者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精确的量化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推动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长，进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化，并扩大了收入差距。此外，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也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技术进步展现出技能的偏向性特征。研究者一致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在面对新技术时往往能更快地适应，且所需成本更低。一旦高技能劳动者成功适应新技术并投入到生产中，他们通常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与此同时，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仍处于适应阶段，这导致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则可能下降，从而加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斯蒂芬·德卡尼奥（Stephen Decanio）提出，为对接自动化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均致力于通过职业培训及继续教育等手段，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此举对于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具有积极影响。格奥尔格·格雷茨（Georg Graetz）则总结道，自动化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协作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高技能劳动力通常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他们很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薪酬，这将导致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上升。研究者普遍认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倾向于增加产品生产中边际资本与边际劳动的比例，从而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来改变收入分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进步如何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机制。

（二）“技术陷阱”：赋能型技术与替代型技术

科技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较，其温和外衣下掩盖的冲突与代价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科技尤其是技术变革车轮下的劳动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从长时段纵向剖析中，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技术革命是伟大而美好的，但是身处变革中的劳动者（工人们）却要承受收入不平等以及失业待岗的阵痛。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描述称，工业家们“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在1780—1840年的英国，尽管工人的平均生产效率提升了46%，他们的实际周薪却只增长了12%。同时，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还增加了20%，这导致了大部分工人的实际周薪实际上并未提升，甚至有所减少。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将其称之为“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技术进步的“美好”与“毁灭”，在于技术的二元性。荷兰学派代表彼得·克劳斯（Peter Kroes）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技术人工物所固有的物理结构与功能目的相结合的“双重属性”问题。卡尔则在《技术陷阱》（The Technology Trap）一书中，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阐释。他认为，技术可分为赋能型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和替代型技术（Replacing Technology）。从这个定义出发，英国“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的爆发以及美国电气革命时期“恩格斯停顿”消失将会得到答案。

替代型技术可替代劳动力完成生产，而赋能型技术则提高劳动者能力。两者均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替代型技术使资本获利更多，易导致失业、劳动者收入下降和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引发社会抗议。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在英国受阻，并由此爆发了打烂机器的“卢德运动”。发端于1811年的“卢德运动”迅速席卷英格兰各地，抗议工人将机器视为工人阶级苦难的源头并大规模破坏工厂设备。英国政府为了压制这一运动，颁布了《限制破坏法》（Frame Breaking Act）和《1812年恶意破坏法》（Malicious Damage Act of 1812），将“卢德运动”定性为重罪。即便如此，直至1816年，此类运动仍不时爆发。英国政府采取上调工人薪酬、明令禁止童工等措施，助力国家度过困境。然而，这一过程历经了80年。在人类文明史中，这80年是短暂的阵痛，但是身处其中的普通劳动者却是历史车轮下的牺牲品，其负面影响长期挥之不去。时至今日，英国与欧洲在新兴技术面前仍显审慎。

赋能型技术则既利于资本也利于劳动者，故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顺利。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整理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赋能技术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好处是民众享有了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繁荣，美国实现了二次工业革命的弯道超车。面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变革，美国人乐观积极地拥抱新技术。

（三）跨越“技术陷阱”：重要的是教育

梳理科技发展史不难发现，技术是赋能还是替代决定着未来的走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是替代技术还是赋能技术也仍处在争论中。回到技术定义上，希克斯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激发技术发明的动力，并推动了特定的技术发明。从生产力要素出发，技术是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工具，是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劳动者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只有将其与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决定其是赋能技术还是替代技术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其是否与劳动者相结合。当劳动者自身素质即技能符合技术进步的需求时，技术与技能呈现互补性是赋能技术，反之则是替代技术。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升是核心要素，决定着技术的两面。当新科技革命发生时，教育能否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决定着技术是“陷阱”还是造福于社会的手段。

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劳动力技能需求相应地增长，技能偏向性因此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教育体系在适应技术进步的挑战时，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然而，教育体系的调整通常无法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步，这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导致了高素质劳动力的供不应求，进而加剧了技能偏向性的上升趋势，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技术进步无论是技能偏向还是资本偏向，弥合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便是提升劳动者自身素质，增强其专业技能，增加高素质劳动者供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技术不论是赋能还是替代，技术进步不论是技能偏向性还是资本偏向性，都与教育存在竞逐关系。弥合收入差距，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教育要与之同步发展。

（四）供需匹配：影响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关键因素

从教育、科技、人才供需的角度看收入不平等现象，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需求与教育供给存在适配、失配、错配的动态变化。供需关系成为分析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合理性的关键切入口。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其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中，对技术的界定存在范畴上的差异。首先，该技术变革应广泛作用于各类劳动力群体，涵盖生产线工人、办公室职员、专业人士以及普通工作人员等。其次，此类技术应属于“通用技术”范畴，即不仅局限于特定领域，还要能够广泛渗透至各生产和服务领域。最后，该技术必须具备迅速普及的特性，在短时间内实现广泛应用并对工作场所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在科技发展史上，称得上“通用技术”范畴的包括蒸汽机、电力、内燃机、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

在科技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竞逐中，也必须审慎考虑技术革新对不同时期较高教育水平人才需求的影响。在工业化阶段，教育发展主要关注的是正规学历教育中的高中教育，这一时期的人才主要是针对拥有高中学历的劳动者群体；而针对更近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时期，则着重研究正规学历教育中的大学教育以及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群体，并在再工业化阶段将人才的供给聚焦到不同专业劳动力群体的变化上。此外，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主要依据非农经济各项指标变化。以美国为例，在工业化阶段（1870—1970年），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与建筑业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去工业化阶段（1970—2008年）则见证了经济重心由实体经济向服务业的逐步转移；而再工业化阶段（2008年至今）则再次聚焦实体产业，以先进制造、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为导向。由此，研究梳理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百年演进之路及其重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见图2）

图2 美西方国家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百年演进

二、工业化阶段：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的适配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卢德运动”、“恩格斯停顿”为何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同样工业化进程的美国，技术自身不能给出答案，答案隐藏在英美两国的劳动者身上。换言之，技术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还反映在劳动者技能供给上。由此可以假设，英国在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30年）时，教育发展出现了相对停滞。经济学家马德森（Jakob Madsen）和穆尔丁（Fabrice Murtin）的内生经济学史研究佐证了这一点。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但教育进展缓慢，教育供给并未跟上科技迅速变革的步伐，机器和低技能劳动者逐渐取代传统高技能工人，收入差距在此时不断拉大，技术替代效应显现。（见图3）

图3 1270—1970年英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

（一）工业化阶段：“卢德运动”、“恩格斯停顿”的消失

同样是面对科技变革，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则分散了技术冲击的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的同步改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教育发展跟上了技术变革的步伐，总体上呈现适配性。根据美国联邦教育局的《刘易斯报告》（Lewis Report）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教育委员会公布的统计资料，1870—1960年，美国青少年教育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英国。以1960年英美两国17岁青年的毕业率为例，英国教育水平则落后美国约35年。（见图4）

图4 1870—1960年英美14～17岁受教育情况比较

注：英国数据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其入学使用“出勤”(attendance)；美国入学使用“在册”（enrollment）；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勤”一词通常指的是“在册”。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曾表示，“相较于英国精英主义教育模式，平等主义模式下美国正规的学校教育，为美国青年劳动力提供多次改变职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为技术变革迅速地做出反应”。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科技的领先者，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与英国的比较中，可以观察到美国在科技革新领域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低，其对技术进步的态度更加包容开放。每种减轻人类辛苦劳动和提高生产率的设备都是人类的福音。只是在调整期，当机器把工人原来的工作变成新工作时，我们必须学会处理，使困难最小化。从美国官方及民众对待技术变革的态度上，我们看到“卢德主义”在美国并没有生存的空间。来自美国历史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1870—1970年，美国农民和农场劳动者的劳动力构成占比由45.9%下降到不足10%，农业外流人口主要被制造业吸收了。（见表1）

表1 1870—1980年美国劳动力从事职业占比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HSUS）

1870—1970年百年间的美国劳动力构成变化，意味着曾经吸纳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传统行业让位于新兴行业。科技革命的风潮席卷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工作舒适度和收入变得更高，危险性则越来越低。在此期间，技术进步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动力，半技术性工作需求的持续增加为工人们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稳定且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之所以特别，不仅因为它的速度之快，更因为它的惠及范围之广。财富累积与分配呈现均衡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二）“大平衡”时期：高中教育供给与技术需求的适配

随着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同时，美国上层社会所持有的财富比例亦呈现出下降趋势，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在《不平等的收益：1700年以来的美国增长和不平等》（Unequal Gains：American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1700）一书中，将其描述为“最伟大的平衡时期”。“大平衡时期”（1900—1970年）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变革，虽然对熟练技术工人需求升高，但并未造成严重的技能溢价，进而拉大收入差距，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的回报不仅取决于技术变革产生的需求，还取决于教育供给范围的扩大。由于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技能需求，降低了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见表2）

表2 1910—1970年高中毕业生工资溢价、相对供给、相对需求变化

注：资料数据来源于克劳迪娅、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整理194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样本。

拥有高中学历的蓝领、白领工作者获取的收入高于低教育程度工人的两倍，而这一群体快速扩大得益于美国在1910—1940年开展的公立高中运动。高中教育的大众化，使得美国劳动力结构在此期间实现了高技能化，从而压缩了技能溢价。1910—1970年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持续增长，使得美国技能相对供给高于相对需求的增长，从数字上可以看到“大平衡时期”（1910—1940年、1940—1970年）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被进一步稀释了。在此期间，美国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呈现适配的平衡态势。

三、去工业化阶段：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的失配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学家普遍抱持乐观态度，那种认为通过剥削工人来积累财富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其中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认为，科技进步允许以一国所拥有的劳动和资本，实现更多的产出，使得经济持续增长，可以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并提出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模型，该模型预测社会各阶层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平等的利益。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则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尽管机械化发展迅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大致保持在三分之二，未有显著变化。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更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经济进步理论，认为无论经济政策如何选择，不平等现象都将逐步削弱。他们的乐观主义在当时看来似乎合情合理。美国似乎仍是全球向往的杰弗逊式理想国度，但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曾预言，制造业贵族可以使美国不平等的状况逐步演变为现实。当美国进入去工业化阶段，技能的相对供给落后于相对需求的增长，“恩格斯停顿”在百年后似乎又重新回归。

（一）去工业化阶段：“恩格斯停顿”的回归

当时间步入20世纪后半段，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大平衡时期”压缩的收入差距却在去工业化阶段出现大幅度反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扩大。针对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有许多研究者秉持这样的观点，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进步，在市场规模效应和资本—技能互补效应的加持下，使技术的技能偏向性呈一种螺旋式上升态势。在市场规模效应和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下，专用性机器投资与低技能劳动者生产过程结合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随着高教育水平工人占比的持续增长，技能密集型技术领域迎来了更广阔的市场机遇，同时也为研发领域注入了更强的经济驱动力，促使技术创新日益向技能偏向性倾斜。但是，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并非始于计算机时代。历史数据显示，早在电气化时代，偏向性技术进步便以稳定的步伐持续推进。

来自美国制造业以及更广泛经济领域的证据均显示，在20世纪的早期和晚期，科技变革对技能的偏向性变化以及对高技能熟练工人的需求增长均显示出高度的连续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和劳伦斯通过详细的历史数据进一步证实，技能偏向性的技术变革一直以稳定的步伐推进。在20世纪的前半叶，那些吸纳了更多高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先进行业，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并且这一趋势在1950年之后依然持续。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对高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在总就业市场中所占比例均以相似的速度稳步上升。1909—1919年，技能升级最为迅速的行业正是那些资本密集度高且电气化推进迅速的行业，这与20世纪晚期计算机技术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情况相似。即便将时间跨度缩短至20世纪50年代与晚期进行对比，技术进步对技能的偏向依旧保持了稳定的演进态势。自1950年起，对教育水平较高工人的需求相对增长并未出现显著加速。事实上，1950年至1980年对大学教育背景工人的需求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1980年至2005年的增长速度。（见表3）

表3 1950—2005年大学教育程度相对工资、相对供给、相对需求变化

注：资料数据来源于克劳迪娅、劳伦斯整理1940—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样本。

（二）高等教育供给与技术需求的失配

鉴于20世纪整体需求侧演变的共通性，其不平等现象从上半叶至下半叶的转变，无疑与供需平衡的另一端即供给侧息息相关。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较高劳动力供给的起伏波动，成为剖析工资溢价、收入不平等现象拉大的核心要素。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拥有高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相对供给增长迅猛，而进入20世纪晚期，其增长速度则显著放缓了，由1970—1980年的4.99下降到1980—2005年的2.00。

自19世纪以来，美国率先为民众提供了免费且开放的基础教育。步入20世纪初至中叶，当全球其他国家致力于小学教育的普及时，美国已凭借高中教育的全面推广进一步夯实了其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1945年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应然权利。凭借高中教育大众化奠定的基础，美国大学便跃居世界教育之巅，再次稳固了其在全球教育版图中的领先者地位。美国在教育体系的各个层级均取得了瞩目成就，其领先地位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始终得以维系。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国民众的教育水平开始出现转折。在大规模扩张的时代，入学率是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当规模扩张放缓进入瓶颈期时，毕业率成为衡量教育水平的另一重要标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统计资料显示，1970年以后，美国高中毕业率在触及高峰后趋于稳定，而大学毕业率则显现下滑趋势。尽管美国20～24岁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在大学入学率上取得了显著增长，由1980年的44%跃升至2003年的61%，然而，这一变化可以视作对198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薪资溢价的不断提升做出的应然反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并未能与入学率的增长相匹配。美国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已滑落至OECD成员国的平均线附近。随着高中毕业率和大学毕业率增长的放缓，收入差距在此期间不断扩大的原因就浮出水面了。高教育程度人才相对供给落后于相对需求，美国教育的发展在与科技进步的追逐中逐渐呈现出失配的态势。

四、再工业化阶段：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的错配

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彻底转向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金融、保险、旅游、娱乐等成为美国的优势产业。劳动人口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工业部门的经历与一个世纪前农业部门相似。当前，美国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80%。过去我们很少关注科技进步对经济结构的重塑，因为在农业经济转移到工业经济时，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普遍获得了较好的工资收益，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缩小了收入差距。那么，吸纳就业人口80%的服务业，是否也意味着劳动力普遍获得较高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再工业化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只有金融、信息科技（互联网）等少数产业，连同美国本土保留的制造业高端部分在内，就业人数都极为有限。对曾经属于美国中产中坚力量的大部分民众而言，从制造业迁转出来之后，只能去从事餐饮、零售、导购、客服代理等工作。这些低端服务业提供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比，甚至很多服务业的岗位只是零工模式。

美国的去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下层就业岗位减少和实际收入倒退。2008年，奥巴马政府首次提出“再工业化”政策时，美国第三产业比例达到了79.6%。该政策虽然在特朗普、拜登政府时期得以延续，但仍然没有明显改善美国第三产业吸纳就业比例的升高和制造业就业群体的衰退，并由此造成了经济不平等问题在再工业化阶段继续加剧。大学毕业生薪资攀升速度远超未继续深造的群体，而高级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薪酬增速也大幅领先普通劳动者。此不平等现象不仅跨越教育与职业界限，还深入各群体内部，即使教育程度相同，收入差距亦日益显著。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在所有社会群体内部均有体现，且难以通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毕业率等单一的因素来全面解释。既然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有很高的回报率，美国也依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但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又如何解释，原因不仅在于前文中提到的大学生毕业率下降造成的失配问题，还在于大学生接受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出现了错配的问题，专业技能人才供给失配与错配叠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加剧。

（二）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技术需求的错配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发布的《2023年美国教育统计报告》（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23），2012—2022学年，本科学生总入学数量从1770万缩减至1540万。2020—2021学年，大学生的毕业人数相较于2010—2011学年也有所减少。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人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且未见明显改善。

进一步观察学科专业设置情况，2020—2021学年，商业、健康医疗、社会与历史是学士学位授予数量最多的专业。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类专业的设置占比高达64%，而理工类专业则仅占36%。从这一角度来看，文科专业的设置与当前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匹配性，但专业与产业的匹配并不直接等同于收入水平的匹配。实际上，在美国，部分理工类专业的薪酬水平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优势。根据薪酬调研机构（PayScale）报告，2023年美国薪酬排名前十的专业中，尽管有应用经济与管理、运筹学、公共会计和量化经济分析等四个社科类专业上榜，但薪酬最高的是石油工程专业，紧随其后的是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这两个均为理工类专业，且其薪酬水平远高于其他上榜专业。具体而言，排名前两位的专业在职业中期的平均年薪高达167000美元，较排名第三至第十的专业高出约22.54%。（见表4）

表4 2023年美国薪酬前十专业排名

注：数据来源于PayScale发布2023年大学薪资榜单。

伴随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美国投资建厂规模的扩张，“再工业化”能否引领美国新一轮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更多积极的信号。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美国完全有能力复制电气化时代的成就，让本国制造业重回世界之巅。但是，人工智能技术从研发阶段迈向应用阶段，必须要求更多拥有理工科背景的高素质人才进行匹配。从《2023年美国教育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上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为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等领域设置的文科类专业授予学位的数量远远高于理工科。不改变学科专业结构，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拉大使得美国再工业化一直处于帕累托次优，进展缓慢。在工业化阶段，美国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还可以定义为适配的话，那么在当下，审视美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人才供给，情况则变得更加糟糕，其与科技进步的需求已转变为错配了。

马克思曾预言，持续的机械化将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持续贫困化。历经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美国，其经济社会发生、发展的事实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工业化阶段依托机械化催生庞大中产阶级的美国经济也曾对这一预言做出回应，但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再到智能化技术的不断演进，在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这种回应日渐式微，美式贫富差距正朝着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方向发展，曾经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国梦”已与普通大众渐行渐远。

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20世纪美西方国家工业化取得的成就，正在21世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重现。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参照美欧战略布局的得与失，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筑牢教育根基，化解“外源化”之困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美国在工业化阶段取得的成功依托于本国强大的内源式技术创新，而中国的工业化则借助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承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成熟技术转移，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外源式技术创新体系，长期的跟随战略导致我国技术革新表现为满足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随着后工业化阶段的到来，我国需要由外源式技术创新驱动转向为内源式技术创新驱动，促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摆脱产业中低端锁定之困。从美国经验来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努力使青年一代适应科技变革。当前，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按毛入学率已达到普及化发展阶段，其整体水平虽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但并未走在最前列。在继续保持大学入学率与毕业率的同时，进一步释放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深度分类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挑战与机遇并存，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发展间依然存在诸多非对称、非平衡的问题。当需求侧偏向性技术进步持续发展，技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替代属性时，供给侧教育的跟进至关重要。按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部署，高等教育要紧跟科技、产业发展趋势和走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增强学科专业的前瞻性、战略性布局，以产业急需的人才和技术需求为出发点，主动对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率先构建以高等教育为龙头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体系优势，释放叠加效应，为我国前沿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稳定的人才支持。

（二）增强科技创新“内核”，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在教育与科技进步之间的竞逐中，美国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依然世界领先。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头号教育、科技、人才强国，特别是在当前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各领域深度交叉融合背景下，其以未来为导向的科技探索和以战略为导向的技术攻关，使其在科技领域持续引发颠覆性的创新和引领性的变革。在塔尖教育、科技、人才导向下，优质教育资源、尖端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育使美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精英化、垄断化、阶层化的发展趋势，社会财富虽快速增长但其发展成果呈现的“涓滴效应”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恶化。从美国“大平衡时期”收入差距缩小的经验看，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布局在关注未来导向和战略导向的同时，更加注重产业导向的应用技术的发展。而我国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创新关注问题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成果转化效能仍显不足。鉴于此，我国当前和今后在科技战略布局中，既要继续强化“外核”，即未来导向的科技探索和战略导向的技术攻关，还要增强“内核”，即推进产业导向的应用研究，通过跨越科技成果与应用之间的鸿沟，既关注未来的科技、产业，更关注科技与产业导入的当下，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三）构建面向“人人”，释放人才红利潜能的人才体系

在迈向教育、科技、人才强国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战略重点必然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科技人才培养，科技人才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底气。根据《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0）》的数据，我国拥有科技人才约1.12亿人，规模居世界第一，这使得国家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一席之地。根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和美国的经验看，科技人员作为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在未来就业和收入中拥有着显著的竞争优势。但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推算，我国就业群体中，产业工人总数大约为2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占60%，拥有技术等级者仅占30%），约为科技从业者人数的两倍。产业工人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其收入水平偏低成为我国当前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未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推进，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41个工业大类的国家，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要紧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由此，科技人才引领，产业工人托底，面向“人人”的人才体系将充分释放我国人才红利的潜能，形成共同富裕的“驱动力”，夯实共同富裕的“聚合力”，筑牢共同富裕的“保障力”。

（四）优化资源配置，率先形成体系化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也面临是否去工业化的问题。秉持效率优先原则的美国，在这一时期迅速布局去工业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资源配置，并牢牢把控价值链，收割全球财富，维系本国经济长期增长。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使美国经济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国内产业也面临着高端化与空心化并存的挑战。美国虽然依靠本国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加速科技创新，引育高端人才，但工业化时期崛起的中产阶层则在去工业化阶段持续滑落。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美西方国家脱钩断链、逆全球化等全方位的挑战，使得我国在战略布局中既要考虑效率还要兼顾安全。由此，国家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既依托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秉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又立足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在兼顾安全的前提下布局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固国内实体经济压舱石。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防止过早去工业化，遏制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社会财富通过非法渠道流向海外。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便是对当前过早去工业化的积极应对，美式教育、科技、人才体系虽然仍是西方国家效仿的模板，但已不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依托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层次丰富、需求多样化的消费市场，构建以“内生性”、“自主性”为特征的教育科技人才畅通循环体系战略，将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基数大、教育底子厚、科技潜力强的比较优势，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内源式的动力支持。

来源 | 《教育研究》2025年第7期
作者 | 王小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明广（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