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其实，历史上就有人认为阳明学和《金瓶梅》关系密切，格非老师也指出，“关于《金瓶梅》与阳明学的关系，研究界较少正面阐述。偶有论列，要么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属于阳明学一脉，与王学左派（尤其是泰州学派）渊源颇深；要么于《金瓶梅》中提炼出若干主题、旨趣和思想观念，并将它们与阳明学语录，特别是李贽的言论加以比照”。
比起这些关注点，阳明学与《金瓶梅》的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现实状况的混乱、矛盾乃至巨大变革做出了反应”。
《雪隐鹭鸶》的讨论从一个点开始：为什么关于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水浒传》发生在阳谷，而《金瓶梅》要将地点改到清河？格非老师认为，山东没有清河这样的县名，关键在于《金瓶梅》中与清河极近的临清，“元代大运河正式开通之后，临清是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聚的大码头”，“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故事发生地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
阳谷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不流动的熟人社会，而清河、临清则是一个商业社会，人脱离乡土，成为孤独的流动的个体，无时无刻不面对金钱、物欲的考验。这一地点的改动，其实表明《金瓶梅》的作者想要呈现明代商业经济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而这其实也是阳明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研究，再去细看这样一个社会的情形。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中描绘了16世纪明朝白银货币体系确立后的社会图景：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商帮崛起，比如我们熟悉的徽商、晋商都相继出现，“一匹缎子牵动半个朝廷”的跨区域贸易成为常态，这打破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封闭性，催生出“无人不从商”的市井生态。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士农工商）四民秩序”解体，出现“士商相混”现象，“金钱崇拜”取代了等级身份。一方面奢侈消费盛行，“雕花大床”“冰鲜鲥鱼”等符号彰显物质主义；而另一方面传统道德崩解，法律沦为权力游戏工具。《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这样社会下的“经济型人格”，格非老师写到，“西门庆对经济事务的敏感和用心，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这种‘经济型人格’的出现，不仅深刻反映了明代社会的一般商业经济状况，实际上也预示着一种新道德或新信仰的悄然孕育”。
世俗和平民世界对于金钱和色欲充满了渴望，“财色”二字，是西门庆一生的信仰，“西门庆这样的新型商人开始以金钱为基础，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构筑自己梦幻般的‘欲望天堂’，重构经济依附型的人伦关系，确立以金钱崇拜为核心、以挥霍纵欲为根本人生目标的新信仰”。这种“情欲合法化”冲击着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权威，传统伦理在资本逻辑冲击下已无法维系。在这一背景下，阳明学兴起了。
当然，还可以补充的是，面对这一社会背景的不仅有阳明学，我们还可以透过另外两个现象理解中晚明社会的社会变化与思想道德变化的关系。可以看到，宋元之后，妈祖信仰、关公信仰都开始变得愈发流行，而这都与这一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关。“海上守护神”保护的是海商，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精神支柱。商业发展催生对“信义”的需求，陌生人做生意，凭什么保证大家都能守信用？如此，关公的“忠义”形象被商人群体重塑为商业保护神，尤其在晋商中盛行。可见，社会的剧烈变化呼唤着思想信仰的变化。
“王阳明在弘治、正德年间所目睹的社会现实的重大变化，《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嘉靖、万历年间也看到了，而且他看得或许更为真切，更加触目惊心。”在这种情景下，我们还有没有道德生活的可能？建立在商业社会基础上的流动人口，还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些都是阳明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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