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之死：死于锦江奉公第46年，死于小感冒？死前留下特殊遗嘱

董竹君这个人，说起来就是上个世纪中国女性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从底层爬上来，一辈子折腾出不少名堂。1900年2月4日，她生在上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当帮工，那时候的上海滩，贫民窟里挤满了像她家这样的老百姓。家里穷到极点，1913年她才13岁，就被父亲卖进了福州路的一家高级妓院，当卖唱女郎。想想看，一个小姑娘在那鱼龙混杂的地方混日子，得有多不容易。她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很快就学会了观察周围，找机会改变命运。

1914年，她遇到了夏之时，这个四川籍的革命党人，当时在上海活动。她觉得他靠谱，就跟他跑了，从妓院逃出来，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婚后，她随夏之时去了日本留学，那时候她14岁，东渡日本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直学到1917年毕业。留学期间，她学了不少新知识，接触到革命思想，回国后对未来有了更多想法。夏之时带她去了四川合江县，后来又迁到成都，在将军街和东胜街安家。她在那边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夏大明。日子过得还算稳定，她开始办企业，1919年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飞鹰黄包车公司，这些都是她凭着聪明劲儿搞起来的小生意。

不过，四川的局势乱七八糟，1929年币制贬值，企业都黄了，她损失惨重。夏之时这个人，本来以为是开明的革命者，结果露出了本性。他丢了兵权后，脾气暴躁，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因为她连生四个女儿，他就没完没了地埋怨，甚至对她动手动脚。有一次，因为女儿和年轻人说几句话，他就怀疑她不检点，逼她自杀。她忍不了了，1930年带着四个女儿回了上海，儿子夏大明当时被夏之时过继给了长辈，她暂时没法带走。离婚前，他们分居了五年，那五年是她人生最低谷，父亲病死，母亲也走了，生意又破产，她一个人扛着四个孩子，在上海滩东奔西跑，日子苦到骨子里。

1934年正式离婚后，她40岁了，靠着朋友李崇和的2000元资助，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现在叫宁海西路）开了锦江川菜馆。这家店一开张就火了，她请了川菜师傅，菜单上全是地道四川菜，很快就成了上海有名的川菜馆。1936年1月28日，她又在华龙路（后来改雁荡路）开了锦江茶室，还公开招聘女服务员，这在当时是新鲜事儿，吸引了不少人。锦江不光是吃饭的地方，她利用这店掩护革命活动，接待过不少地下工作者，暗中提供帮助。1940年，因为局势紧张，她去了菲律宾马尼拉避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到1945年才回上海。那年夏天，她在上海马浪路377号为地下党办了个秘密印刷所，继续支持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把锦江扩大，生意越来越好。1949年上海解放，她积极配合新政权。1951年春，她把锦江川菜馆和茶室合并，搬到茂名南路的华懋公寓，6月9日正式挂牌成锦江饭店，当时估值3000两黄金，约合15万美元。她没要一分钱，全捐给了国家，只带走了文房四宝和一首诗。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不少朋友劝她别这么干，说解放了机会多，不怕没事儿做。她坚持己见，说自己从来没把锦江当成私人财产，就是为了革命这个大目标。锦江饭店后来成了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宾的地方，1959年峻岭寄庐也划给了它，成为国宾馆的一部分。

捐献后，她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继续管理，但更多精力放到了社会事务上。从第二届到第七届，她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七次会议，每次都提了不少提案，重点是妇女权益。她总说，女性要独立，先得经济独立，这话出自她自己的经历，从穷丫头到企业家，她深知没钱寸步难行。她还关心家乡江苏海门东灶港的同乡，帮助他们到上海找活儿，培养出和平饭店经理东林发和国家级厨师成文彬。海门市后来为她建了纪念馆。

晚年她在北京住，身体还硬朗。1967年她遭过冤案，被关了几年，1973年释放，1979年平反，恢复政协职务。那段时间她没怨言，继续干自己的事儿。90年代，她开始写自传，花了近十年，书叫《我的一个世纪》，2008年才出版，里面记了她从晚清到改革开放的一生，挺接地气的，讲了不少普通人的苦乐。1995年11月，她和女儿董国瑛、孙辈们合了影，那时候重孙三岁了，她还挺高兴。邓颖超1992年去世，对她打击不小，两人革命年代就认识，邓颖超帮过她不少忙，她把邓的遗物——铜龟、羊皮拖鞋和健身球——当成宝贝，经常拿出来看。

1997年是锦江捐献后的第46年，她虚岁98岁。2月4日过生日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她自己说，大事儿都干完了，自传也写好了，样书很快就到手。香港7月1日回归，她在电视上看，觉得国家越来越好，那时候她唯一的遗憾是老朋友走得差不多了。3月8日，她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采访，谈妇女问题，说自己苦出身，从小在贫民区长大，对穷有切肤之痛，后来才意识到女性问题。她强调经济独立是关键，这话通过电视传给了后人。

从那以后，她精神头儿越来越差，儿子夏大明和女儿董国瑛看出来了，她发呆时间多，话少，得叫好几声才应。睡眠也乱了，晚上醒来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过去的事儿。9月，她得了感冒，本来以为小事儿，老人家感冒可不是闹着玩的，反复发作，咳嗽不停。夏大明和董国瑛赶紧送她去医院，住院期间，她拿到了自传样书，捧着书看，觉得一生都浓缩在里面。感冒没好利索，12月6日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就这么走了，享年97岁。说起来挺讽刺的，一个传奇女人，就这么被一场小感冒带走。

她走前留了两个遗嘱，第一，在墓碑上刻三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三句道出了她一生的倔强，从不随波逐流。第二，追悼会上播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这首爱尔兰民歌是她和夏之时相恋时喜欢的，歌词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孤独开放，伴侣都凋谢了，挺凄凉的。董国瑛托人找来了磁带，亲自送去治丧委员会，追悼会上一直循环放这歌。《人民日报》报道了她的死讯：“政协第二至七届委员会委员，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我国早期女企业家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8岁。”

董竹君这一走，留下的不光是锦江饭店，还有她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锦江现在还是上海的标志，接待过无数领导人，她90岁时还为恢复锦江历史奔走，把1935到1951年的部分加回了档案。她的子女也争气，大女儿是钢琴家，二女儿教授，三女儿董国瑛办了八一制片厂，四女儿在洛杉矶当图书馆馆长，儿子夏大明在北京大学教书。夏大明18岁时，她动用人脉从战场接他回来，他一直挺孝顺。

董竹君没活到100岁，有人说遗憾，但以她的性格，不会为世俗的圆满勉强。活着就是为生命本身，她做到了。她的故事，现在还被讲，激励不少女性，经济独立，信念不改，这才是真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