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秦刻石,还得说山东——从“尕日塘秦刻石”说到琅琊台秦刻石

□张漱耳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宣布，经审慎研究，认定青海扎陵湖北岸的石刻为秦代石刻，定名“尕日塘秦刻石”。石刻共37字，风格秦小篆。大意是，秦始皇卅六年（公元前211年）时，派五大夫醫带方士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于三月己卯日（初三）到此，再行百五十里可达终点。这样，全国目前的秦代刻石达到8处，大部分在山东。其中石刻字数最多的当数“琅琊台刻石”（简称琅琊刻石）。它怎么产生，前后又经历了什么？不妨细究一番。

初次刻石彰显大一统

琅琊台，作为地名符号，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琅琊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9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东巡琅琊，安抚东部地区并检阅士卒，巩固边疆稳定。

《史记》所载首巡琅琊，有年份无月份，推算在秋季。因秦始皇经河南濮阳抵达山东后，过巨野小驻，到峄山（今邹城境）立了一块石碑，然后去泰山封禅，也立了泰山石刻，又到芝罘山（今烟台市芝罘区北），最后才来到琅琊郡。就以年初从秦都咸阳出发计，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这几地走下来，大半年就过去了。

琅琊郡系秦代三十六郡之一，治所在琅琊县城（今青岛市泊里镇与琅琊镇之间）。辇车大队抵达小憩后，郡府引导，又往西南五十余里，来到这座三面环海，北连大珠山的琅琊山。

秦始皇站在山顶，极目远眺，逸兴遄飞。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的他，浮想联翩。当即决定划拨资财于郡府，修建琅琊台便于观礼。修建停留期间，随行文人和工匠在琅琊台摩崖刻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伟业。《史记》有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这篇“颂秦德”刻石为《始皇颂诗》，共497字，前289字记述统一天下功绩，后208字记李斯、王绾等大臣名字及议立碑刻的原由。

因年代久远，风化剥蚀，以及后世重剜的干扰，渐变残石，直至不存。好在《始皇颂诗》的内容可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查到，故不迻录了。总之，这是一篇两千多年前的大一统宣言。

帝亦如常人惧怕死亡

自此，秦始皇似乎上了东巡瘾。次年（前218年），他放下朝政，决定二次巡游。目的地还是山东，计划经河南博浪沙进入。

不料就在博浪沙，遭遇了那个文质彬彬的张良策划的行刺。张原本韩国贵族，秦始皇第一个就灭了韩国，一夜之间从贵族公子沦落亡国遗民。家仇国恨，让他狠了一把。得知秦始皇车队东巡路线，张良找工匠打造了铁锥，又从山东半岛找到一名力能扛鼎的“沧海力士”，进行针对性训练，练习一击必中移动目标及刺杀后如何逃跑。

秦始皇的车队进入刺杀地博浪沙后，张良与力士藏于崖上草丛，放过前队，瞄准了秦始皇坐的六马马车。没想到，为防范刺杀，车队中居然有两辆六马马车！

力士朝前面那辆扔下铁锥。不愧训练有素，扔得很准，精准命中车厢，车内人员当场死亡。哪成想，这是陪车。

秦始皇逃过一劫，但吓了个够呛，一路上惊魂未定，直接导致巡视计划精简，到山东后直奔芝罘，再至琅琊便草草结束了行程，经上党归咸阳。

自此，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秦始皇心头。八年时间他没再出巡，直至公元前210年，才开启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

这一年，他还同时派出五大夫醫带方士去昆仑山采仙药，而他依旧东行奔向山东沿海。尽管《史记》对他出游冠以安抚和巩固边疆稳定的名义，但观其几次巡游路线，用心完全在于以寻访长生不老仙药为目的。

首次东巡那年，始皇不过38岁，这个年龄，按说正处在意气风发之际，那时人相对短命，但主要是他身体欠佳，一点也风发不起来。

秦朝国尉（最高军事统领）尉缭对秦始皇有段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蜂准、挚鸟膺，豺声”都算生理缺陷。“蜂准”即马鞍鼻，“挚鸟膺”即鸡胸，“豺声”表明有气管炎。所以秦始皇身受疾病困扰。

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身患疾病的人都有着对正常、健康身体的渴望，何况他还拥有人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秦始皇非常怕死，且怕得非常具体。派人满世界找药不说，居然再一次亲自出马冒险东行。

最后这次由江苏连云港入境山东，先到琅琊，后沿海东北行，至成山、芝罘，时间长达9个月，行程近万里。

不料，在盛夏时节打道回府途中，走到河北沙丘，没有吃到长生不老药的史上第一个皇帝不声不响死在车辇中，终年49岁。他是走到山东平原县津期店感觉到不行的，弥留之际给大儿子扶苏遗诏：“让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即让时在边关的他把兵权交给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实际上是传位的暗示。

当时身边就三个人知道：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傻儿吧唧的二儿胡亥。一番密谋，拉来了一车咸鱼，用以掩盖混淆秦始皇尸体的死亡气息。然后三人在车里，为保住权力，篡改遗诏，立胡亥太子，赐死扶苏，改写了秦朝的历史。

迷信“长生”被方士忽悠

秦始皇热衷寻找长生不老药，除前所述身体原因，更在于当朝卢生、侯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的忽悠。

卢生燕国涿州人。他伪造谶书《录图书》，称“灭秦者胡也”，导致秦始皇派兵攻打匈奴并修建长城。侯生韩国人，与卢生一起以方士身份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几年过去未果，惧怕被杀，双双逃遁。秦始皇因此审问咸阳的儒生，进而引发对方士群体的猜忌，导致焚书坑儒事件（也有学者认为被坑杀者是方士而非儒生）。

最大的忽悠者还是徐福。徐是琅琊人，里籍还有黄县、江苏赣榆等说。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在山东沿海民众中颇有名望。秦始皇三次到琅琊，都会见了徐福。

公元前219年，侥幸逃过张良刺杀的秦始皇，第二次站上琅琊台。面对黄海，眼里充满了对长生的渴望。

此时，御用专家徐福上前叩见，一番“海有三神山，仙人居之，可得长生药”言说，精准击中了帝王的软肋。那对死亡的恐惧，对永恒统治的渴求，让他对徐福产生了近乎偏执的信任。

徐福所谓的“海有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山海经》云：“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海内十洲记》载，方丈仙山位于东海中央，是群龙所聚之地，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瀛洲，传说在东海中，方圆四千里，距离会稽七十万里的地方。瀛洲仙山上生长着神芝仙草，还有高约千丈的玉石。仙山的仙泉名叫玉醴泉，味道甘甜，饮之可令人长生不老。

作为齐地方士，徐福深谙这些传说，奏书中引经据典，详细描述了“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往来其间，以金银为宫阙，饮甘泉食灵芝”，贴合了秦始皇对“仙境”的想象。

于是，秦始皇心甘情愿掏钱，支持徐福出海寻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徐福受秦始皇之令，率童男童女三千人东渡瀛洲，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

《史记》记的只是决定，瀛洲到没到，悬！照徐福后来的说法，是海上遇到风浪半途而废了。

公元前210年，在琅琊台，消失了八年的徐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秦始皇面对渺无音讯、空手而归的他，怒不可遏。但徐福一点也不慌乱，编造了“海中大鲛鱼阻拦，无法靠近神山”的理由，并顺势提出“需增派射手、携带连弩，射杀鲛鱼”的新要求。

此时的秦始皇，已为第一次东渡投入数千童男童女、耗费了巨资、粮食、船只等，若就此放弃，此前的付出全部归零。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只好再次“支持”徐福提出的规模升级。给他配备补充了能工巧匠、五谷种子。并亲往芝罘，协助射杀大鱼，继续为“寻药计划”买单。

可以说，千古一帝连续被骗，是个人恐惧、权力欲望、方士蛊惑、传统文化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国史略》提到：“孝灵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来。”这一年即公元前210年。徐福到了日本，但秦始皇已死于归途，徐福无从得信。可以断定的是，秦始皇死于不死，徐福到达后就会一去不返，压根就没胆量再回来。

秦二世琅琊石刻有续

秦始皇死后，继位皇帝胡亥于二世元年（前209年）沿当年父皇的足迹出巡，来到至琅琊台。

随同的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德，上书提出在秦始皇十年前所立刻石旁镌刻《二世诏书》。这便是琅琊台刻石的后一部分。

《二世诏书》共79字：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大意是：皇帝（秦二世）说，天下金石碑刻都是始皇帝所创刻的。现在我继承了皇帝尊号，但各地金石碑刻不称‘始皇帝’，到久远的将来，后人看到这会以为不是始皇帝而是后嗣皇帝所刻，就不能显现始皇帝的功德。左丞相大臣李斯、右丞相大臣冯去疾、御史大夫大臣德冒死上奏：臣等请求将皇帝（秦二世）这篇诏书完整刻在于始皇帝的刻石后，后世人就明白了。皇帝（秦二世）下诏说：可以。

幸运的是，《始皇颂诗》旁边镌刻《二世诏书》的地方，挨到一处天然石柱。若干年后，前后两次石刻出现了不同状况。

《始皇颂诗》北宋时就失。熙宁七年（1074年），在密州（今诸城）任知州的苏轼记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

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曾由青州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考证，在他的《金石录》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

残存的琅琊台刻石后来被凿下，呈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的竖直长方体。明诸城知县立大碑一座，将刻石嵌于碑上妥善保护。至清代乾隆年间，刻石行将迸裂，时任诸城知县宫懋让“束之铁箝，得以不泐。”清道光年间，铁束散断，知县毛澄筑亭复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碑亭坍圮，石刻又遭雷击而破碎，散失在荆棘中。

民国十年（1921年），诸城县奉省政府命令，派员赴琅琊台，将散落于荆棘丛中的石刻碎片收集运回保存，经校对尚缺数石，次年又去琅琊台，访求诸道院及台下居民，又得数石运回，再为校对，竟成完璧，粘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护所中。1959年，刻石被调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诸城市博物馆保存的是一复制品。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