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实验室的灯光亮至深夜，显微镜下，微生物如星云般汇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徐建国常常凝视着这片微观世界，陷入沉思。
微生物，这个与人类共生的“隐形王国”，既孕育着生命奇迹，也暗藏突发传染病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微生物？面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严峻挑战，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一辈子与病原学打交道，徐建国深知，面对浩渺的微生物世界，需要有发现新病原的先进能力，需要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南极冰层、深海热泉……随着技术进步和生态变化，更多“生客”正闯进人类视野。2024年，我国科学家就在标本中发现了16万余种新的RNA病毒。
“哪里有危险的病原，哪里就是疾控人的战场。”为了这份初心使命，徐建国执着追求了四十余年。
徐建国（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网 刘厦 摄 1999年初夏，电话铃声打破平静：“徐教授，徐州有事，明天出发！” 火车上，疫情轮廓大致勾勒：一种不明原因腹泻病已致死亡人数持续增加。由于病原无法确定，迟迟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当地产生各种猜测，恐慌如乌云压城。防疫站的疫情讨论会议室里，徐建国敏锐注意到：“先腹泻后肾衰竭，这是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标志性病史！” 要想更准，就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点。
在徐建国指导下，疾控队伍从原本已被放弃的培养基中分离到病原菌，患者血清样本也立即随列车北上。24小时后，北京实验室确认：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抗体阳性。
快、更快，昼夜不停只为与时间赛跑。
“一些同志对这个细菌不熟悉，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为了控制疫情，必须立即确定病原体。我们的结论有科学证据。”面对疫情讨论会上的观望，他直面挑战，果断写下疫情诊断报告。
三天后，防控方案紧密部署。徐建国带领团队持续改进检测方法，100多名疾控人员昼夜不停，现场采集各种标本上万份。最终，疫情不到一个月基本得到控制。
溯源进一步揭开“谜团”：畜牧业进口的种羊携带病原体，传播给猪等家畜家禽；后又经屎壳郎、苍蝇等污染了人群生活环境……
“若非及时干预，感染和死亡数字或将成倍上升。”徐建国回忆，“这就是和病原体赛跑的意义所在。”
然而，人类与病原体的较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更精准地识别病原微生物，甚至预测疫情，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防御，徐建国扎根到实验室。
2004年，他首次提出建立包含80种罕见病原菌的储备名录，迎接罕见病原体的挑战。
“我们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足研究储备。”2003年，为了锁定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病原体，全球科学家奋战了4个多月，才获得明确结论；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中国政府用8天时间确定病原体，16天研发成功检测试剂盒。徐建国担任了疫情初步结果评估专家组组长。
大疫，淬炼出中国疾控体系的韧性。数据显示，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4小时，建成了72小时内锁定超过300种病原体的检测技术网络。
挑战，磨砺出不断创新突破的中国疾控专家。在过去10年间，徐建国率领团队发现150余种新的细菌和20余种新病毒，让科研、科技更好助力传染病防控。
“未来要警惕那些尚未现形的未知传染病。”徐建国说，“只有搞清未知病原的宿主与传播链，才能让传染病防控的‘马后炮’变成‘先手棋’。”
走进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楼道内挂着的几张黑白照片引人驻足。
简陋的实验室里，老一辈科学家聚集在显微镜旁讨论工作；青藏高原上，防疫人员跋涉在崎岖山路；新细菌发现牌上，写着中国病原学专家寻找到的全新病原体“旱獭埃希菌”……
“从马车上的防疫队到先进的移动P3实验室，我时常想起我的老师和前辈们。”徐建国凝望着这些照片说，每当遇到困难时，总能从先辈事迹汲取精神力量。
那些未知微生物基因组序列飞速解码，那些顶风冒雪高原缺氧环境的采样，考验着抽丝剥茧的耐心，更激励着追求真理的勇气。
徐建国说，中国疾控人有信心、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与微生物更好地和谐相处，将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降到最低。
被问及疾控精神的真谛，他语气坚定：“我们甘愿做默默无闻的基石，更好护佑人民生命。”（记者顾天成）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华网
本文编辑：Chem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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