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刘大年史学思想散论

△ 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理论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著有《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抗日战争时代》《评近代经学》《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刘大年集》等。

刘大年先生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这一点，怀疑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一、对中国近代史的概括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少有人公开对他提出批评。刘大年则认为：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缺少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内容。在阶级分析方面，次要的情节讲得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关键讲得不突出。刘大年的评论，是我所见最早对范著提出批评的言论。这说明，刘大年没有囿于范著权威，敢于根据唯物史观提出自己的见解。

基于对范著《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刘大年主持的《中国史稿》第四册（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做了改变。依照刘大年的看法，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要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概括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很好概括。

这个概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从这个概括，提示了编写新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这种提示，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范例。

△ 郭沫若致刘大年信

二、对抗日战争史的概括

刘大年1938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就在冀南行署从事抗日宣传和教育工作，几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晚年，他把相当精力转到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主编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抗战史研究，学术界存在不少分歧和讨论，尤其是海峡两岸之间，或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认识差异。如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问题等等。刘大年作为亲历抗战全过程的学者，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时代做了认真的反思，提出了下列四点宏观思考。这些思考，是客观的、理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抗日战争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但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这个基本条件所发生的作用，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

（二）两个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它们在战略上互相依托、互相配合，与强大的敌人角胜。两个战场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缺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两个战场的存在来自于国共合作，来自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争中日军由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转变，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轻国民党的作用，更不要看轻共产党的作用。

（三）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但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双方全局性的领导作用，不是由于它们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领导或与之相反的分开领导来实现的，而是在既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实现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发生消长，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说明。

（四）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上述四点思考，我以为，在所有抗战研究的著作中，是最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最公正的评价。

△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

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核心问题的概括

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但它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刘大年一直在从事历史学理论的思考。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在《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里面。该书出版以后，他还在继续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问题。

刘大年对历史学理论的思考，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指出：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有的历史研究者在对待指导思想问题上，喜欢标榜“无偏无党、浩然中立”，其实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思想，而选择另外的某种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这里是指它的思想体系，不是指个别的词句与某些哪怕是很重要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人们“驳倒”了一千遍、一万遍。最新的反驳来自于苏剧变之后，一些预言家们站出来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总危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想讲清楚历史学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史观。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简单说起来，那就是它以人类社会任何共同生活里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第一，它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并结成相应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来开始自己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这是认定历史运动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过程的头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个根据是推不倒的，所以历史唯物论是推不倒的。第二，它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以及他们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但人们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环境条件，而是必须受物质环境条件的约束从事创造。这就是说，人们以前总是从人的思想活动说明历史是飘浮无根的，而只有从所生活的那个物质环境条件来说明历史，才能落到实处。第三，人们对于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现在则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完全可以从物质上量化查考的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了。这就是归结为物质生产体系结构中不同利益人群，即不同阶级可以量化查考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地位作用。一定的质必定表现为一定的量，社会物质生活中不能以某种方式量化的事物，就很难确定其质的地位。一旦形成了对于社会生活中某种物的性质，这个质就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就是说，这个质就规定了量的方向。这是关于质量关系的一个辩证的说明。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一向众说纷纭。或者认为历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或者认为凡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对象，或者认为历史上某些事物、某个领域的状况是研究的对象。以某些事物、某个领域为对象的，又有“人事”说、社会说、结构说、文化说、综合说、规律说等各种主张。从它们中间选择一种，或者对所有各种主张兼收并蓄，综合成为某种新说，都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根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事物，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和客观实在的事物。依照这个根据，从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考察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就知道，原始社会、私有制时代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就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纽带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与这种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相关的，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三）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对于什么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答案，有过无数的争论和辩难。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力与阶级矛盾斗争，其中只有一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两个都是？如果只能有一个，它是生产力还是阶级矛盾斗争，如果两个都是，它们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此我们需要有统一完整的理解。刘大年认为，生产力是最终起作用的，阶级矛盾斗争是直接起作用的。它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排斥一个，一个代替一个。它们紧密联结，又各立门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历史上，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矛盾、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这种观点不同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的观点，而是指出了个人活动是由一定社会关系、环境决定的，它会使人认识到社会历史过程，最终也是自然历史过程。

（四）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最后在于它是有规律可寻的。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以前人们有时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规律来说明历史运动。它们或者失于宽泛，或者失于狭窄。我们认定了社会阶级、它们间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就知道了它们运动演变的规律也就是历史前进的规律。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物质生产过程、产品交换分配、同一经济形态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斗争、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等等，现象背后的本质，无不处在重复中。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人民大众的状况，每一次重大事变、社会变动的过程，就是它们间的斗争、它们的性格及其相互关系重复表演与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中的重复性就是常规性、规律性。与自然界的事物不同，历史运动规律要通过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动、斗争来实现。历史运动方向并不随着权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变，这说明人们的意志只有在与重复性所表现出的客观规律性相适合才能起作用。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

刘大年认为，历史唯心论与历史唯物论，面对的社会现象相同。由于立脚点相反，对事物、事件的看法处处分歧对立。唯心主义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但无法抓住本质的事物。因此，它的科学成分，只能停留在个体的、现象上的描述、分析，对于整个社会关系内在的联系，它们的演变，不得不出于臆想和猜测。先天的弱点，使那种研究不能真正成为现代科学。唯心论否认历史运动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有时也讲规律，但并非指对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的认识，不过表示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及其运动，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的前提。

以上所提到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对象问题、历史前进动力问题、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应该是历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如果抓不着这四个问题，其他论述，都只是隔靴搔痒了。

四、对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的概括

刘大年认为，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展望未来，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特点。他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负担的迥然有异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崭新使命。它把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联系，完全不是看作外部的偶然的联系，而是看作内在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联系。

刘大年认为，从今天来说，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现实生活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

从宏观角度看，现实的研究任务是：

第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过程，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

第二，中国今天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我们的先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找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当认真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过去了多半个世纪，其间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没有证明这个制度不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我们对这个“国情”的认识存在局限，因此需要改革。历史的长河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中的改变、革新也就不会有尽头。总之，刘大年认为，一门中国近现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刘大年史学思想，尽管并不全面，却大体上概括了他的史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不算是系统论述，作为笔谈，算是散论吧。（节选自《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