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推介 | 谷继明：追踪易学哲学史的脉络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这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近日组织评选出了2022—2023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谷继明教授。他从事易学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隋唐易学及明清易学哲学方面着力较多。他试图通过对六朝易学和清代惠栋的研究，形成对易学哲学史脉络的描摹与理解。

原文 ：《六朝与清代：追踪易学哲学史的脉络》

作者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谷继明

图片 |网络

六朝易学展现何种肌理

公元220年曹魏建立，589年陈朝灭亡，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被称作“魏晋南北朝”或“六朝”。秦汉以后的哲学史研究一般重视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其中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以曹魏至西晋的玄学研究为主。在易学史的研究中，六朝是易学变革的关键时代，虞翻、王弼（韩康伯）自然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但问题在于，除了三国西晋的易学，近三百年漫长的东晋南北朝时代，为何就相对失声了？孔颖达称南朝易学“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是否准确？此一时期的易学，在整个易学史、经学史和哲学史的汉宋之变中展现了何种肌理？

在汉代经学家看来，天-元为存在之根本，人类为万物之灵，圣人则是人类中的立法者，其制作具载在六经，六经之礼乐文明是最为中正的生活方式，政治体的工作就在于推本六经而守护这种中正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随着汉末的战乱，这些信念已非天然正确或不证自明的了；经学塑造帝国的理想，亦日趋崩溃。从政治肉身来说，黄巾起义已经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彼岸理想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方案。它不仅构成了对汉帝国政权和制度的挑战，更是对其背后六经之教的挑战。实现太平的理想，未必可通过“孔子为汉制法”而得，亦可通过“天师”“真人”统领“种民”而获得。在思想界，本来统于六艺的诸子，又重新获得其独立性，特别体现为道家与名家的繁荣。天或元未必是万物生化之本原及其生长运动所朝向的目的，天人之间的感应未必真实地存在，六艺所描述的礼教生活亦未必就是唯一或最为中正的生活。佛教早已传入中土，却正是在这个旧的形上和形下世界全面解体的时代才兴盛起来。可以说，佛教满足了汉魏之际人们对他者文明的各方面想象：一者，佛教来自“方外”，足以对“方内”形成挑战或解构；二者，它有非常精深、博大、奇妙的义理；三者，它有比六艺更加浩博的经典；四者，它具有新形式的组织肉身，有完备的戒律，具有自己的“礼乐文明”。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难见到一种哲学或教义长久占据主流地位。“玄学”或被视为此时的主流，但与其说它是某种流派，不如说是一种运动或方法。此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思想上亦新见迭出，相互交锋与融合。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道教完成了其经典系统、教团组织、科仪的建设，佛教则展现了其与汉地义理深度融合的可能性，政治制度上展开了各种有趣的探索。在此种背景下，研究“六朝易学”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六朝对易学（易学史）意味着什么？易学对六朝思想意味着什么？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六朝易学”是易学史中的一个阶段。相较于系统整饬的汉代易学和理论精密的宋代易学，六朝易学显得相对驳杂，但驳杂也意味着丰富。六朝的许多思想家或学者给我们呈现了《周易》解读的丰富可能性，即使后来没有人继承其思路，这种丰富性本身不足以证明易学本身的深厚，不也同时启发我们的思路吗？更何况，尽管人物众多、流派纷繁，但中间仍有脉络可寻。从吉光片羽之中，推想其学说状况，使易学成为一个有机的生态，亦是一件乐事。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六朝易学是六朝哲学、思想史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思想和学术纷繁的时代，找到讨论的“接榫”或场域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易》恰恰是这样一个接榫。易学在六朝具有三重面向，即经学、玄学和数术。《周易》的数术面向，自其产生至今都在大众层面传习并且与精英思想相互渗透，此不待言。汉代以来，它是五经之首，在六朝的官方经学中，它仍保持着这样的地位，仍作为经学传承着；同时魏晋时玄学兴起，南朝有“玄儒之学”，《周易》又成为玄学经典，许多哲学讨论皆源于或阐发《周易》而进行。王弼易学在六朝思想和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自不待言，而王弼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易学亦非暗淡无光。

故新的六朝易学研究，可以分为如下框架：一是易学的经学面向，包括经注、义疏；二是易学的玄学面向，探讨其基于易学的玄学理论问题；三是易学的数术面向，及中古数术思想的知识型；四是易学与佛、道二教的交涉。

惠栋与清代思想史研究

学术界概括乾嘉时期的学术，往往称其为“汉学”“考据学”“朴学”“小学”等，在海外汉学界往往以“philology”指称。其实，“汉学”与“考据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汉学是就学派宗旨而言，考据学则是就学术方法而言。两个概念所指的群体有叠加，但不可等同。对清代考据学的“philology”的定位，往往带有一种近现代学术“philosophy”与“philology”对待分立的目的论色彩。或者认为，考据学家从事文字训诂，没有义理，也不负责思想；哲学家负责思想，不负责文字训诂。或者认为，在语言学中发展义理。如果说戴震及其学派还比较符合这个定位的话，惠栋在此叙事中不免尴尬。因为这种脉络只是在探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而恰恰忽略了汉学最基本的立场：五经及其古代的经说体系。因此对惠栋的研究，以及对吴、皖分派的重新思考，就成为检视这种思想史脉络建构的关键。

惠栋称“四世传经”，将汉学推至曾祖惠有声，实出于自己的建构。通过对比惠士奇与惠栋二人在《周易集解》上的批校“对话”，可见父子在对待汉易的态度上充满张力的交流。惠栋虽以“汉学”自立，但其早期学术实亦脱胎于宋易。《周易古义》区分今古文、正俗字，最直接的来源即晁说之《古周易》及吕祖谦《古易音训》；而《周易本义辩证》不仅是初步的以汉易训释补充和修订朱子《本义》之作，更是宋代恢复古《周易》风气的延续。本书第一章即检讨惠栋与宋易的具体关系，试图不落入笼统的“学术史”论述，而是具体呈现其学如何从宋易一步步发展出来。

惠栋从宋学中走出，其关键方法论在于“师法”之建立。师法强调去古未远的汉代经学在先秦渊源有自，其义例应当为经学研究所效法。惠栋之所以倡导汉学，正是因为汉人有师法，而宋元说经在惠栋看来是“自得于心”。汉学固然不是学问目的，却是必经之途。师法所传虽关乎经文训释，不仅仅是文字、音韵、名物、典章，而更在于义例，义例则为微言与大义之寄托。此则与清代考据学绝不相同。本书第二章一方面比较师法与宋儒道统，另一方面更要讲清楚惠学与乾嘉考据学之区别。

进一步说，惠氏的“考古”实寄托了其微言与大义。其微言见于《周易述》所附《易微言》诸字目，以“元即太极”之说为根本。自元开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即是赞化育之大义。于《周易》而言，太极分为乾元、坤元，乾坤交通成既济，二五为中，相应为和。第三、四章即分别论述惠栋之微言与大义。“元即太极”说涉及“化育”哲学的根本，惠栋昌之，张惠言、姚配中讨论之，在近现代哲学中亦有其伏脉；“赞化育”则试图贞定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两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易述》“其理与宋儒不异”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惠栋的微言大义，最终要通过政治设计来实现。赞化育是人类（圣王）之事，即需要落实到人类的组织结构上。合于天道的组织结构，一言以蔽之曰“明堂大道”。此为第五章的内容。《大戴礼记》谓“明堂，天法也”。在明堂之道的考察中，惠栋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其经学家而非考据学家的特质，以易道融摄明堂之法，将上古制度与未来理想相融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设想。天与人、宗教与理性、圣与凡、古代与现代的张力，再次在其明堂之学中体现出来。

惠栋的思想和学术脱胎于宋学，继而以“师法”与宋学对立，而其晚年则试图在“古学”的体系中分判和融摄宋学。这些变化在他的手稿、抄本的不断增删中可以看出。乾隆十四年（1749），惠栋五十三岁，是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笔记中写道：“道味满于胸中。数年乐境，唯此为最。”这段话充满理学气息，所谓“道味”是何味道呢？考虑到本年他给沈彤写信提及刚写完乾坤两卦的经疏，可见“道味”之悟，实即成既济、赞化育及明堂之道。惠栋的易学著作可据此被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二十多岁到五十岁左右，是惠栋考订汉易、斟酌宋易，以积累潜伏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的《周易会最》《汉易考》《周易本义辩证》仍不免承接宋易的问题；而雍正十三年（1735），《周易会最》更名《周易古义》，以及《汉易考》改名《易汉学》，意味着他擎起了“汉学”之旗帜，建立于区别于“道统”的“师法”。但此时的“成既济，赞化育”之道犹未发出。五十岁以后，是他真正“以述为作”的时期，其易学著作总体可被称为《周易述》，具体包括《易例》《易微言》《易大义》《明堂大道录》《禘说》等。惠栋自弱冠治学，至临终犹不辍读书撰述，其传世手稿有多种，增删之迹实为其生命精神的写照。

思想史的面貌往往比表现出来的更加复杂，有多条演进脉络，可以用生物学上讲的“趋同进化”作比喻。譬如在乾嘉时期，不同的学派呈献出相似的风貌特色，但可能是不同的“物种”。它们来自不同的脉络，在以后阶段的走向也大相径庭焉。

治学谈：我所属的学科为中国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学哲学、宋明理学上，也会涉及经学史，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周易正义读》《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并完成课题“六朝易学研究”。我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两个阶段的易学哲学史领域关注较多，从长久规划来看，试图形成自己的对于易学哲学史脉络的总体理解。不过，我最近也反思自己的研究有严重的“路径依赖”，要在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从易学哲学史的具体研究中走出来，转向直接的易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比如，我拟处理“位”这样一个关于易学的中国古代空间哲学问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