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回望早已远去的天津社会

前言：回望早已远去的天津社会

2014年，我很欣喜地为我的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下称《天津工人》）中文版撰写了简短的前言。该书由许哲娜、任吉东和喻满意做了完美翻译，并于201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鉴于该版现已绝版，我很高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发行新版。

虽然《天津工人》的中文版首次面世距今已近十年，但我十年前所写的内容仍然能够表达我认为的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可能具有的价值，因此我在此附上了稍作修订的原版前言。

《天津工人》一书最初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它探讨了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阶级的区域特性与生存策略。在该书英文版问世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一直希望它能被翻译成中文，让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人们以及对中国20世纪初社会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翻译工作耗时费力，我要向译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的众多当初支持此项目的同仁，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自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已过去很长时间，或许我应该谈谈我研究和撰写此书时的一些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年，正值美国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的高潮，尼克松访华和“文革”后期，人民历史观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要求“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受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报道的鼓舞，我报名参加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国课程，渴望亲眼看看当时这个美国人难以访问的地方。（我十几岁时获得的第一本护照明确禁止前往中国。虽然第二本护照取消了这一禁令，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普通美国人获得中国签证仍然非常罕见。）

1975年，我短暂访问了中国。1979年，我再次回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研究，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关于改革的讨论已经开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同学，有许多人是下乡知青，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动荡中：一方面回望自己以往的岁月，另一方面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之间的对话所展现的开放性、辩论和变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积极参与知识交流的重要典范。

当我于1979年开始研究时，我对1949年前在天津工厂工作的男女工人感兴趣：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抱负？

简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是如何改变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变新兴城市景观的，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还想探讨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上海，人们对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历史知之甚少。

但到1979年，天津1949年前的世界早已远去。它已被以国有工厂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取代，其中一些工厂成立于1949年之前，但如今都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

早期工人阶级中规模较小且更不稳定的部分，如三条石的小作坊里的铁匠、在城市里拉货的运输工人，正在萎缩或不复存在。记得1949年前岁月的工人已步入中老年，尽管我有幸找到并采访了其中一些人，但很多人已无法再受访。

此外，在我于1979年至1981年期间进行研究时，天津所讲述的故事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曾用于展示小铁匠铺中学徒所遭受的残酷苦难，但当时已对公众关闭，尽管仍有工作人员留守，我还是能够查阅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记录簿，但似乎没人能确定，旧的剥削和苦难故事是否已经被完整记录下来。

三条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还是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小规模生产的中心而应该作为天津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的标志受到颂扬？答案并不明确。不少人对我要调查工人阶级的历史表示好奇。我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解释欧美学术界“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尝试，以及我对阶级的探索旨在追踪阶级和阶级意识出现和转变的不均衡且不可预测的方式。

然而，尽管革命前的天津社会早已远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我仍然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越天津各个“租界区”那“百衲被”般的地形，那里的电车轨道互不衔接，电压也各不相同（前日本租界为110伏特，其他地方为220伏特）。

尽管三条石铁工业区里那些老旧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狭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国区的一角纵横交错，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当时的一个项目就是学习每一条小巷，以了解这个20世纪初的条约口岸的社会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

如今，我从1979年至1981年认识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改革时代的一波又一波变革淹没。

建筑环境已翻天覆地：摩天大楼矗立在市中心，历史街区被翻新成餐厅和旅游景点，工人阶级社区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层公寓楼中，国有工厂也被重组和改造。即使我足够勇敢，骑着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将不知道该往哪里转弯。

和其他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一样，天津是一个由城市移民、金融活动、巨大财富、众多差异、环境挑战和万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构成的复杂景观。它无疑值得许多当代学者研究，但它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城市。

然而，天津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城市移民网络仍然依赖人们彼此进行互助和求职援助，城市移民与农村地区的持续联系仍然是其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工作场所仍然是密集、复杂且有时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的场所。

关于中国应该是什么、应该变成什么的公开讨论仍然充斥着报纸和其他媒体。人们仍然在全球力量、国家建设项目和被激烈辩论的当地问题深刻影响的环境中过着日常生活。在这些方面，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预示着当代的景象。

我希望在《天津工人》一书中，读者能够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