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已经超越了古人？

中书协前副主席聂成文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开抨击陈海良先生，认为其书法缺乏基本功，名不副实，一时间掀起舆论风波。

陈海良先生是中青年书法家中颇具争议的一位，其争议的焦点是在一次个展中，嘉宾宣称陈海良先生书法已经超越了古人，这触及了当今书坛的敏感神经，不出意外的引来了众多挞伐。

作为第二届兰亭奖创作类一等奖的书法家，陈海良先生的书法深耕传统并出己意，诸体皆善，尤以草书见长，其大草书狂放中不失凝重，洒脱处仍显文雅，为当今草书领域的佼佼者。

陈海良先生的草书奠基于明清，尤其得力于徐渭狂草，因而其草书讲求狂肆帅野之美。其书法兼才气、狂狷与文气于一身，具有一种来自书史昭示的深度，力求线条的毛涩和张力，从而将草书的气与势演绎到一个新的高度。

草书名家张旭光先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既有明清大草的气势开张，又有唐代狂草的严谨笔法与线条变化，同时还见水墨淋漓的丰沛笔墨。”

即便有如此高的赞誉，陈海良先生的书法真的超越了古人吗？想要理性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审视“超越古人”这一命题本身的有效性。

书法艺术不同于科学技术，其价值判断并非线性递进。古人的书法杰作，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物质条件乃至个人境遇之中，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书家个体性情、学养、技艺的瞬间凝聚。

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些经典所达到的高度，是历史与个体性高度融合的结果，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性。

所谓“超越”，若指在技术层面达到甚至超过前人，或许在某些个案中还存在讨论的空间。但书法艺术的核心，远不止于技术。它更包含着格调、气息、神韵以及作品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人格力量。

在这些更为本质的维度上，进行简单的“超越”比较，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能误解了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真谛。

因此，将陈海良先生与古人进行直接的“超越”对比，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可能就陷入了审美评价误区。

更值得探讨的，或许是陈海良先生在当代文化环境下，对书法传统进行了怎样的理解、吸收与转化。

陈海良先生书法的特点是在晋唐风格行书的基础上，将晋唐韵致与元代杨维桢奇崛书风相融合，显示了他不愿固守一隅、力求融通创化的艺术理想。

对于陈海良先生的书法评价，赞赏者看到的是，他在深入传统之后，能够大胆地突出个性，强化形式表现力，形成了具有强烈个人意志和时代感的艺术风格。

而批评者则可能认为，其对“狂肆”的追求有时过度，以至于在某些作品中出现了对传统笔法规范的疏离，显得过于恣意和草率，缺乏古典杰作中那种含蓄内蕴和精微境界。

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书法审美中一对永恒的张力：规矩与个性、法度与性情、传承与创新。它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书法界内在的价值分歧和焦虑。

一方面，书法艺术在当代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实用土壤，其主要功能转向纯艺术展示，这必然促使书家追求更强的视觉表现力和展厅效应，陈海良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时代需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冲击和全球化语境，如何保持书法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纯粹性，又成为书坛的集体关切。强调“基本功”、尊崇古法，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抵御浮躁风气、坚守文化本位的一种策略。

因此，对陈海良“超越论”的挞伐，背后或许隐藏着对书法艺术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失却本体、迷失方向的深层忧虑。

反观陈海良先生本人，从其艺术实践来看，他更像是一位在传统框架内努力寻求突破的探索者，而非一位意图彻底颠覆传统的革命者。

他的“新”与“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其所选择的明清狂草传统的深入学习之上的。问题在于，当这种探索的成果被部分人士冠以“超越古人”的极高赞誉时，便不可避免地被解读为对整个书法价值体系的挑战。

归根结底，书法的历史长河，并非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而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的书家，其使命或许并非急于“超越”哪一座前代高峰，而是如何更好地接续文脉，聆听古人的教诲。

陈海良先生的探索及其引发的争论，正是这场宏大对话中的一个生动片段，其价值在于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书法艺术的本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