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愿我们捍卫本国民主 也能像乌克兰人捍卫他们的民主那样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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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只有走出美国，去了像乌克兰这样的地方，你才看得见唐纳德·特朗普政策对我国以及对世界的全部冲击。几天前我在基辅看到的对照分外鲜明：借用我自造的一句话说，他一边把以色列的民主“爱到致死”，一边则对乌克兰的民主“疏而生之”——在疏离中反逼其自立自强。

过去几年，乌克兰人自建了本土无人机产业，还形成了一套适应战场变化的体系，如今快到什么程度呢：乌军工程师会在两次出击之间就把无人机代码改好，以应对俄军的反制。参加“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时，主办方就在现场展示了一条典型的无人机装配线：一人负责机架，一人装螺旋桨，第三个人装控制板。两天会期里，我估计他们就在大厅里当场装出了大约一百架。

乌克兰人并不指望特朗普来拯救他们的民主。近几个月来，这位美国总统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反复横跳：有一天怪乌克兰挑起战争，有一天又发誓要制裁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石油出口，另一日则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这不是特朗普的战争……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甚至连普京都不提。随后在周二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后，又宣称乌克兰“完全有能力战斗，并把原本属于乌克兰的一切都打回来”，却没有给出任何新的美国援助。

可我们自己能指望本国的民主制度救我们吗？当你从基辅或耶路撒冷回望当下的美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热爱民主的乌克兰人和以色列人，即便身处炽烈的战争之中，仍愿意走上街头，抵抗那些意图肢解民主制度的准独裁者。

与此同时，面对诸如“批评他应当违法”之类的宣告，美国最怯懦的一群人，尤其是硅谷的科技巨头以及几乎整个共和党，只是顺势而为、随声附和。那些自称最积极的人，也不过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反对的推文，或者给自己偏爱的自由派网红贴文点个赞。这种“抗议”，好比朝银河里打一发迫击炮就自以为改变了什么。谢天谢地，妇女权利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年代还没有社交媒体。

做一组对照吧。我在基辅会见民主活动人士时学到的第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担忧本国民主的同时忽略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今夏更早些时候，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推动通过一项法律，剥夺两家独立反腐机构——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在高层腐败案件中决定谁可以被起诉的权力。新法把这项起诉权移交给由总统任命的总检察长。这意味着总统府将能够单方面关闭或改派涉及高官的反腐调查。

令人不安的坏消息是：泽连斯基和其强势的办公厅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推动了这部法律。令人惊叹的好消息是：普通乌克兰人，主要是年轻人，站了出来反对。而且他们不只是给自己的脸书页面发几个表情符号。他们无视普京几乎天天发动、且致命的无人机袭击，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要求泽连斯基和叶尔马克把手从这些至关重要的反腐机构上拿开。几天后，他们迫使泽连斯基重新投票，推翻了这部他才刚签署的法律。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31日的报道所言：“就在10天之前，议员们还支持了泽连斯基的这部有争议的法律，可在周四的投票中，他们以331票对0票推翻了该法。两次投票看起来都在遵循泽连斯基的意愿。”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

促成这一切的乌克兰年轻人很清楚：如果那部法律不被撤销，他们永远也别想加入欧盟，那个他们渴望加入的自由市场、法治与民主自由的大本营。

我的《纽约时报》驻基辅同事这样描述法律被推翻的那一天。“就在普京的无人机袭击引发爆炸后的几个小时，聚集在议会外的人群在听到表决结果时爆发出欢呼……一位名叫齐娜伊达·阿韦里娜的23岁绿色能源咨询师，成为这场抗议的关键组织者之一。她原本是行动新手，因为感到民主被越过了一条‘红线’而被激发起来。她先在Telegram上拉了一个小群与朋友们协调，群很快就涨到大约3000人，成了组织抗议行动的枢纽。”

《纽约时报》驻乌克兰资历最深的记者之一马克·桑托拉告诉我，那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清晨以俄军“成群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开场，傍晚则在成千上万人庆祝之中收尾——他们为自己促使泽连斯基改变方向而欢呼。桑托拉和同事随后发布了视频快讯，传达出那股近乎亢奋的情绪。

我的美国同胞们，这些就是热爱民主的人民，而特朗普却以我们的名义冷落了他们，转而站在他的朋友普京一边。这正是我所说的特朗普把乌克兰的民主“拒而使之自生”的意思。由于偏袒普京并从援乌事业上退却，他实际上在逼迫乌克兰人自力更生，加倍推进并巩固他们自身的民主进步。

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维塔利·西奇在基辅对我说，乌克兰人恢复反腐法的举动“对乌克兰来说感觉很好”。但这让他对美国人“既困惑又惊诧”，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竟如此轻易迅速地放弃，亲手为一位无能、怪诞且具有破坏性的总统铺平道路”。

我从以色列人那里听到的乃是同样的心声：过去九个月里，每逢周六，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投入时间，反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试图剥夺以色列最高法院制衡政客越权的权力——至少目前为止，他们取得了成功。如今，几乎是同一批以色列人的联盟，几乎每个周六都走上街头，要求结束加沙战争，并把解救以色列人质置于优先事项。

但他们面对的是两位联手的威权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

特朗普事实上给了比比（Bibi，内塔尼亚胡昵称）一张军管整个加沙的空白支票，以惨重的平民伤亡把那片土地碾成尘土，尽管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批评这一计划鲁莽，因为它根本没有退出策略。特朗普还拥抱内塔尼亚胡的做法，在约旦河西岸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名誉扫地，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他还禁止巴方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与会，冒着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崩溃的风险。特朗普还基本上为以色列在E1区域扩建定居点开了绿灯，历任美国总统长期反对此举，因为它会把被占领的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切断，从而堵死任何连续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

特朗普任命的驻以色列大使、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迈克·赫卡比，经常以美国的全部力量为以色列的定居者运动站台，却对那些更世俗、更自由、仍希望与加沙和西岸实现某种安全分离的以色列人全然冷漠。可耻的是，赫卡比的行事仿佛是在担任“以色列西岸定居者驻美大使”，而不是“全体美国人驻全体以色列人的大使”。

这正是我所说的把以色列“爱到至死”。因为这条路的尽头，只会是以色列对加沙的长期军事占领，再加上对约旦河西岸的长期军事占领。那意味着，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大约七百万以色列犹太人要长期管控大约七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更糟的情形则是：以色列最终把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沙驱逐出去，从而动摇美国最可靠的两个阿拉伯盟友——埃及和约旦。

无论哪一种，都是一场“永恒战争”的处方，而且会在TikTok上被现场直播，进而把全球一整代年轻人推到以色列的对立面，帮助把这个犹太国家一步步推成世界上最大的“贱民国家”之一。事实上，就在这个周末，英国、加拿大、葡萄牙和澳大利亚已无视以色列方面的关切，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几乎像是在惩罚以色列在西岸的土地侵占和对加沙的军事占领。无论如何，赫卡比那套救世式的福音派愿景总会被“实现”。多谢了。

内塔尼亚胡似乎也在含蓄承认，他正把国家带向这条路，而且荒诞地把这说成一种“优点”，夸口称以色列的力量会让它成为中东新的“斯巴达”。

上周，比比在耶路撒冷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正处在某种孤立之中”。他解释道，这个国家“将越来越需要适应一种具有自给自足特征的经济”，也就是更自足、也更封闭于全球贸易。

在“做雅典还是做斯巴达”的选项前，内塔尼亚胡夸耀说，以色列将会是“雅典+超级斯巴达”。“别无选择，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必须应对那些让我们被孤立的企图。”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你从外部——从基辅或耶路撒冷——来看美国时，你会明白，特朗普的动机并不是要拯救他们的民主，也不是要拯救我们的民主。

但请不要把这篇专栏发到脸书或在X上点分享。别只是“表态”，而要“作为”。去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登记选民，无论党派，支持那些承诺要捍卫我们的民主——也捍卫基辅与耶路撒冷的民主——并把我们的宪法置于特朗普渐进式威权主义或硅谷逐利之上。

否则，我们也会变成“斯巴达”。如果你熟悉历史，你就知道斯巴达的结局并不好。

正如《国土报》经济版编辑兼专栏作家大卫·罗森伯格上周所言：“斯巴达的体量过小，无法长期充当霸主。更糟的是，它不得不持续耗费资源去镇压数量不断增长的黑劳士起义（Helots，受其统治的非斯巴达人农奴）。最终，斯巴达丧失独立，先后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城邦本身虽然存续，却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真的要走到那一步吗？”

托马斯·L·弗里德曼，《纽约时报》外事评论专栏作家，1981年加盟本报，三度荣获普利策奖，著有《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获国家图书奖）等七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