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门后的鲜血与沉默：医患纠纷不该总是走向“暴力”极端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诊室门被反锁，门后是一位累计完成2000台关节置换手术的医生倒在血泊中——持刀行凶者，竟是他多年前的患者。

2025年9月22日上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中心主任王海彬教授出诊时遭遇袭击。凶手反锁诊室房门行凶，导致王教授多处受伤、多脏器严重受损，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转入ICU监护。据知情者透露，行凶者是王教授多年前的膝关节手术患者，一周前曾有过接触。

这起恶性伤医事件的报道多停留在“简要快讯”层面：医院接线人员称“不清楚救治情况”，广州市卫健委、公安局白云分局均以“不便透露”回应，仅三元里派出所确认“有此事”，却未说明是否与医患纠纷相关。

这种“谨慎的沉默”，恰恰折射出当前医患纠纷舆论场的核心问题——媒体常待法院判决后才追溯报道，缺失过程中的客观监督，最终加剧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与猜疑。

血迹之外的舆论真空：医疗纠纷为何“失声”？

王海彬教授的遭遇并非孤例，但其背后的“信息缺席”却是普遍现象。当恶性伤医事件引发短暂关注时，更多普通医患纠纷正陷入“无人问津”的舆论真空：患者投诉无门，医院回避回应，媒体保持沉默，直到法院出具判决书，才出现“事后诸葛亮式”的报道。

这种沉默，在四川巴中一起病历纠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25年3月，当地一位患者家属为复印病历用于鉴定（患者已去世），到省医学会鉴定时，却发现医院提供给家属的病历仅100多页，提供给医学会的病历竟有200余页。面对质疑，医院解释称患者申请用途是“伤残鉴定”，而非“医疗损害鉴定”，可当时医院的《病历复印申请书》上，根本没有“医疗损害鉴定”选项；“其他”选项后也无填写空间，无法补充用途。

家属向巴中市卫健委举报，得到的答复是“未发现医院隐匿病历”；追问“医院做法是否合规”时，卫健委工作人员先是直言“无法回答”，科长则表示，目前为止，国家卫健委、省卫健委还没有《复印病历申请书》统一模板，各个地方、各个医疗机构都不一样。科长认为这次医院没有给患方复印完整病历，仅仅是患方在复印病历时跟病案室医务人员沟通不畅，坚持认为医院按照患方申请的用途有选择性的复印病历合法合规。

讽刺的是，医院自行改了《申请书》版本，虽将用途从7项增至13项，新增“司法鉴定或医疗损害”选项，却仍未回应“前期未提供完整病历”的合法性。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患者有权复印全部客观病历，用途不得成为限制理由——但在“体制性沉默”下，法律条文的刚性被消解，患者只能陷入“投诉无门、监督缺位”的困境。

巴中这位患者家属说，他向20多家媒体求助，希望曝光医院《复印病历申请书》的设计套路，均无回应，其中有两位自称某媒体机构的记者联系，均表示法院没有判决之前，无法参与报道。

这种“沉默效应”的直接后果，是医患双方的对立加剧：患者认为系统在包庇医院，医生觉得自己被舆论抛弃，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对立面”，而非“共同应对疾病的伙伴”。

网络暴力与体制性失语：同一个困境的两种极端

当正规渠道无法回应患者诉求时，部分人选择转向网络发声，却往往陷入“网络暴力”的泥潭。2025年8月，河南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因一起医疗纠纷遭遇长达7个月的网络攻击，最终选择坠楼身亡；此前2023年10月，视频博主邓先生因指责四川什邡某医院“乱收费”引发争议，法院最终判决其说法与事实不符，构成对医院名誉权的侵犯。

网络暴力的滋生，本质是“体制性失语”的衍生品——当患者通过医院投诉科、卫健委、媒体等正规途径均无法获得回应时，便会试图以“极端发声”吸引关注。巴中那位家属坦言：卫健委、医院都知道，媒体不愿在法院判决前参与报道，逼着患者只能走法律程序；可媒体沉默越久，越让人觉得是“捂盖子”，有猫腻，难免怀疑有包庇。

更讽刺的是，部分医院的“防御性操作”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巴中案例中，医院通过“设计残缺的申请书”、“选择性提供病历”规避责任，本质是一种“防御性沟通”；而这种操作，与医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防御性医疗”（如过度检查、回避高风险手术）形成恶性循环——前者让患者更不信任，后者让医生更谨慎，最终将医患关系推向“对抗式”的死胡同。

构建良性医患关系：法治、透明与人文并重

医疗纠纷报道的“滞后性”，是当前舆论监督的核心痛点。媒体为什么倾向于“等判决再报道”？这种“谨慎”不应异化为“沉默”：媒体的价值从来不是“事后总结”，而是“过程监督”，是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而非做“缺席的裁判”。解决医患纠纷，不能只依赖“事后追责”，更需构建“事前预防、事中沟通、事后公正”的全链条机制。

我国已建立自愿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诉讼等多元纠纷解决途径，但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透明”与“公正”的支撑——当患者复印病历需“猜用途”，当媒体集体沉默，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沦为“空壳”。

首先，法治是底线。对恶性伤医行为，需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对医院违规操作（如隐匿病历、乱开检查），卫健委应主动履职，而非以“无法回答”回避；对网络暴力，需依据《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严肃追责，不让“舆论审判”替代“法律审判”。

其次，透明是桥梁。医院需简化病历复印流程，删除“按用途选择性提供”的不合理规定；卫健委应建立“投诉回应时限制度”，避免患者陷入“无限等待”；媒体需打破“等判决才报道”的惯性，组建专业医疗评论团队，客观呈现纠纷过程——既不偏袒患者，也不包庇医院，用事实还原真相。

最后，人文是灵魂。医疗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怀”，而非“人与机器的交易”。医院投诉科不应是“医院的挡箭牌”，而应是“患者的倾听者”，要让投诉者感受到“被重视”；医生在诊疗中需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强硬；患者也需理解医疗的不确定性，少一份猜忌，多一份信任。

正如那位巴中患者家属所言：“看病花了不少钱，维权成本更高——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还有耗不起的时间，这些都是压垮患者的根源。”若能通过“透明沟通”减少纠纷，通过“多元调解”降低维权成本，通过“人文关怀”化解对立，医患关系才能从“对抗”回归“合作”。

让医患之间重新站在 “同一战线”

王海彬教授仍在ICU与死神抗争，邵某某医生的悲剧已无法挽回，巴中患者的病历纠纷尚未完全解决——这些故事的主角不同，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医疗失去“透明”与“监督”，当医患失去“信任”与“沟通”，矛盾便会在沉默中积累，最终走向极端。

医患关系不该是“零和博弈”，医生的安全与患者的权益，从来不是对立的。唯有以法治筑牢底线，以透明搭建桥梁，以人文温暖人心，才能让诊室门后不再有鲜血，让患者心头不再有黑暗，让医患双方重新站在“共同对抗疾病”的同一侧。

不能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失去舆论和社会大众监督，缺乏透明度，才是磨灭患者心头最后一缕光，让其陷入黑暗和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但愿都能少一些套路，少玩文字游戏，少些敌对和防御，多一些真诚和理解，多一份责任和担当，方能让医患之间少一些戾气，多一些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