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虹 ：写家庭之书是残酷的吗？作家和女儿身份之间的张力| 新气集ThinkAge

最新一期新气集ThinkAge播客，我们邀请到⻢华文学新锐作家林雪虹。她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非虚构作品《林⻔郑氏》。在这部写作时间⻓达六年的作品中，林雪虹以女儿的视⻆回溯母亲郑锦隐忍而顽强的一生。我们聊了聊第一人称非虚构的文学化书写，是否会成为中文非虚构一种新的趋势。这本书稿曾经被不同的十家出版社退稿，现在却已成为豆瓣"每月热门图书排行榜"的第一位。

我们探讨了她受什么样的文化地理和信仰影响的写作，这种语言风格如何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注入新的可能性。

在中国生活了20年，我依旧是旁观者

李梓新：雪虹，我知道您是学文学出身的，当时为什么会决定用非虚构这个体裁呢？

林雪虹：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写作，而是很自然发生的。当时我辞职后，一边写小说，一边给报纸写专栏，主要是随笔和散文。后来生活中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就顺势把遇到的事情写下来。虽然最后越来越沉重，甚至有点失控，但那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我只是让它自然流动。我平时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不同的写作形式就交织在一起。

李梓新：您母亲出生在马来西亚。读者在阅读时，会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而感到距离吗？还是说他们更多是从共性上产生共鸣？

林雪虹：一开始我以为会有人说这是典型的福建或闽南家庭，但其实很少。更多人觉得这是东亚、华人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母亲形象。他们会说这种母爱是沉重的，不完全无私，甚至包含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有些读者提到，在母亲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我”。所以反馈往往超越地域文化，而是集中在那种复杂、矛盾的母女关系上。

李梓新：这也是文学的力量，它跨越了地域，触及人性的共通之处。您刚刚提到“被遗弃”在原生家庭的感受，其实也呼应了很多中国孩子离开小地方、走向大城市的发展经历。您自己又是怎么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并最终留下来的呢？

林雪虹：20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读专科，中文系三年。如果要拿本科学位，就得去大陆、台湾或香港。我选择来大陆，就读天津师范大学两年，之后又在北师大读研究生。后来工作、结婚，就一直留下来。不知不觉已经20年了。

李梓新：当时您会想到自己是为了走上作家的道路吗？

林雪虹：真正有意识想成为作家，是在研究生时期。大学时也写过一些东西，但比较零散。到研究生阶段，会有一种迷茫或冲动，觉得“我要当作家”，但其实没有具体行动，只是一个念头。

后来工作以后，我几乎每份全职工作都做不到一年就辞职，职业经历很混乱，也常常迷茫。但在35岁那年，我彻底辞职，决定破釜沉舟去写作。

回头看，当时虽然下定决心，但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写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真正的行动和自觉，其实是从35岁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近八年。

因为身边虽然有走在前面的人，但在家族中，我始终被一种“失败文化”笼罩着。第一，我很慢热，也比较懵懂；第二，我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放在眼前。于是一路走来只能亦步亦趋，举步维艰。直到35岁以后，也就是八年前，我才真正开始直面这一切。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常常说，那才是真实的生活。

没有明确时间线的写作：《林门郑氏》的体例为中文非虚构作品注入新的可能性

李梓新：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失败文化”吗？

林雪虹：我把它放在引号里，因为“失败”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如果从我父亲的经历来看，这个词又很贴切。

我父亲在我十五岁后就不再工作，沉迷赌博，靠继承遗产度日。他生活在所谓的新村，那是殖民时期为了控制华人而建立的居住区。新村环境很糟糕：很多人辍学、早婚早育、争夺遗产打得家破人亡。我父亲不断换工作，缺乏坚持和耐力。我后来回望自己，也觉得多少继承了这种不稳定。

更糟的是，父亲对家庭有极强的控制欲。他表面自大，其实自卑。常年无业的他在外面戴着面具，在家里则用语言暴力来压迫、否定我们。即使我成绩好，他也故意贬低，把这些排除在他的价值体系之外。

在这种环境里成长，你很难相信自己能走多远。哪怕你幸运地有天赋、有机会，也始终听到内心有个声音说：你真的能成功吗？更像是随时有一只“水鬼”，可能把你拽下去。这就是我说的“失败文化”。

李梓新：所以，当时到天津求学，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解脱？至少在地理上，离家几千公里远了。

林雪虹：当时真是迫不及待想离开。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天津完全陌生，只能在地图上找。虽然不熟悉，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很多想象与憧憬，所以觉得“要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后来回头看，这当然也是一种解脱。但当时年纪小，更多是兴奋和期待，也觉得这就是命运。我们家也有“出走”的传统：姐姐去过台湾，弟弟也早早离开，甚至我母亲年轻时也曾外出。所以我始终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李梓新：你们家像是有“出走的传统”。我自己是潮州人，九十年代我们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必须在高考中很优秀，才能走出去，否则只能在本地打工。所以出走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也因此带来巨大的压力。

林雪虹：是的，我常想，如果祖辈没有下南洋，如果我只是福建永春或福州的孩子，是否有机会考上好大学？也许根本没有。对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幸运的是华社会提供奖学金或借款支持。来天津时我是全额奖学金，后来到北师大也有奖学金。当然还需要打工、借贷，但总能找到办法。相比现在我的外甥辈能直接去北大清华，我们那一代的选择有限，但依然会努力“挤出去”。

李梓新：那20年的生活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

林雪虹：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刚来时，第一年冬天非常难熬，衣服不够保暖，常常被冻哭。但慢慢适应后，我开始喜欢这里的四季。饮食和生活习惯对我来说不算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生活。周围没有马来西亚同胞，我常常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所以很多事物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这种旁观感一直延续至今。

李梓新：这和大家说你作品像“一把刀”也很呼应。那八年前你决定开始创作时，具体是怎样走出这条路的？

林雪虹：大致有两条线。一条是专栏写作。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编辑通过我在脸书上写的书评发现了我，邀请我写专栏，后来持续了五年，还做过与作家的对话专栏。在中国，我也给《北京晚报》投稿，写一些生活、读书的感受。再后来有了公众号，让更多人读到我的作品。虽然读者群很小众，但时常会遇到非常真诚的读者，这让我感到珍贵。

我常想，写作不会带来一拥而上的畅销，但读者会在不同时间，一个个走到你身边。有时你在黑暗中写作，会突然被某个读者的光照亮，那一刻就觉得很美好。

写作家庭是残酷的吗？作为作家和女儿身份之间的张力

李梓新：这本书最终能呈现出来，其实不仅仅是字数的累积，更是结构和自我梳理上的巨大工作。您最初是在专栏里写过一些母亲去世的文字，那么从那时到成书，中间经历了哪些阶段？在写作构思上有什么变化吗？

林雪虹：其实没有刻意的阶段，它是流动的。我也放任自己，因为一开始根本不确定能不能成书，只是单纯享受写作。写了六年，这期间不断被现实打断：父亲还在，家里发生许多事，先生生病，整个人生被死亡和疾病笼罩。在这种氛围里，自然会不断想要往深处走，一直挖下去。

我印象深的是母亲去世时，我在日本，从大阪坐亚航飞回马来西亚。那六个小时飞机上没有餐食，没有人打扰，我独自坐在角落，突然感到身体里出现一个黑洞——没有声音、沉默、黑暗。那时很陌生，不知道是什么，只能放下，先去处理现实事务。回到北京后，母亲的遗物、种种回忆不断扑面而来，我又一次感到那个黑洞。作为写作者，我能做的就是走进去，把它写出来。书就这样自然形成，不是我刻意构思的结果，而是那个黑洞有多深，我就写到多深。

李梓新：我读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书里有很多“现场感”。作为非虚构文本，这种真实的再现很难做到。很多记忆跨越六七年，尤其是对话，如果没有当时记录下来，往往难以复原。您是有意追求这种现场感吗？

林雪虹：没有特别刻意。可能我记性好。别人说过的话，我常常能记得清楚。虽然偶尔会有偏差，但总体可靠。再加上姐姐妹妹常常会和我互相印证，甚至补充。我们兄弟姐妹和父亲沟通时有时会录音，这些都成为记忆的辅助。所以现场感更多来自这种反复印证，而不是刻意的写作方法。

李梓新：另一个感受是：这本书的时间线并不明确。开头和结尾都涉及葬礼，中间不断穿插和闪回，形成一种编织感。这个结构是有意为之吗？

林雪虹：也谈不上有意识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二姐有囤积和整理的习惯。母亲去世后，她不断在遗物中发现新的东西，拍照发给我们，引出新的回忆。姐姐们也常常会和我分享，她们的叙述让我即便身在北京，也仿佛不断被卷入这些场景。于是我就顺势去面对、去写。

比如我印象很深的是母亲的一盒冰箱贴。她常常旅行，会收集许多贴纸，却从未贴在冰箱上，因为父亲不允许。我们是在葬礼后才在姐姐家发现的。这种细节让我震惊，也萦绕心头许久。于是我必须写下来，去追问：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唯独我不知道？这种被触动的感觉，常常驱动我写作。

李梓新：在成书时，编辑会不会建议把这些看似零散的主题串联起来？

林雪虹：没有太多干预。唯一的讨论点是繁体版出版时，有一篇《一个女人的脸》被编辑觉得可能有些突兀。但后来经过解释，也没有调整。总体来说，除了书名和个别篇章的位置，编辑并没有要求我做结构上的改变。

马来西亚的编辑当时觉得没人这样写过，出于推广马华文学的考虑，便给予我极大自由。而文景的编辑王萌则常说这本书“完整又克制”，已经不需要再改。

李梓新：这实际上也为中文非虚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大陆的非虚构写作常常和新闻、特稿紧密绑定，而您的作品则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它不是依靠职业身份或社会标签来展开，而是从家庭、亲情进入，这是一种更文学化的非虚构探索。您会认同这种说法吗？

林雪虹：是的。这本书在出版前被至少十家出版社拒绝或忽视，那时我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能给读者一个机会？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写作过程并不是计划好的，而是伴随生活、心境、身体变化自然写下来的。最后呈现的是一个很私密、亲密的东西。如果能交出去，并得到好的回应，我已经很满足。

李梓新：有位作家曾经说过，写作家庭本身是危险的。写自己可以，但写亲人可能像一把刀。这本书里既有母亲，也有父亲。您如何面对这种残酷？

林雪虹：作为作家，确实应该不留情面。但与此同时，我又是女儿、姐姐、妹妹，这种张力很强。写作初期我常常悲愤大哭，像是在为母亲伸冤。但后来会反问自己：你是谁？你能做多少？于是从“伸张正义”转向“想要理解”。母亲已逝，她无法对话；而生者仍在，我必须面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父亲是否看过这本书，也无法控制家人的反应。但我告诉自己，不该害怕。

对谈｜李梓新&林雪虹

编辑｜L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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