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分析——以交通类地名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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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地名受到历史时期政治因素、经济风貌、自然风物等的影响，形成了种类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北京老城是地名文化资源的高度集聚区，论文首先结合北京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具有代表性的交通类地名为例，选取1949、1965、1990、2005及2024年5个关键时点，对地名进行统计，明确了数量变化。其次，运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对1949、1965、1990、2024年4个时点的地名核密度进行可视化展示，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城市更新进程中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的变化；进一步通过对地名主要用字的归纳和分类，选择经济风貌类、生活元素类、政治军事类、美好寓意类、宗教信仰类5类地名的核密度演变进行展示与分析。结果显示：北京老城交通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市的布局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不同类别的地名文化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各具特色，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还揭示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变迁。通过系统梳理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的时空演变轨迹，不仅为揭示城市历史空间形态演变规律提供了微观视角，同时构建了地名文化景观与城市发展互动的解析框架，凸显了地名文化景观作为“活态城市档案”在文化遗产传承和空间治理中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地名景观；空间分布；核密度估计；北京老城；交通类

北京自秦代便是军事要地，隋唐时期已是重要的商业都会和交通中心。自金建中都（1153年）成为首都，一直到现在，北京始终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在历史的风起云涌中，北京这座城，有帝王朝代的更迭，有风流雅士的闲趣，有商贾走卒的迁徙，有寻常百姓的生计，而这一切在地名中都有所体现。地名不仅是关键的空间坐标，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风景线，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历史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城市的文化脉络得以延续。北京老城作为古都北京的核心区域，集中分布着北京的传统地名，是研究北京地名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源库。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实体空间的变化致使许多历史地名消失或被更改，而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地名的保护价值及其所承载的重要意义。2021年3月1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均属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对象”。2024年12月《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3—2035）》正式公布，明确将“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纳入北京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需从“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管理”等方面着手，加大保护力度。保护和传承这些地名文化，对于维护北京的历史风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文化景观作为城市空间布局和交通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北京老城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对其时空演变进行研究，是对老城空间格局和历史肌理的探寻，有助于深刻理解地名与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之间的紧密关联，揭示城市文化的连续性与变迁规律，进而为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地名研究和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1967年首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这一领域的正式起步，此后每5年举办一次，成为推动地名标准化进程、守护地名文化遗产以及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地名进行研究，不断为该领域引入新的观点和思考方式。2000年奈塔利·卡德蒙（Naftali Kadmon）基于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以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25年的工作经历出版了《地名学：地名的知识、规律和语言》一书，从历史、文化、语言、法律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地名学的内涵，分析了地名如何反映地域历史、社会变迁和语言演化的规律，并讨论了地名标准化的国际法规与实践。2004年时任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主席海伦·克富特（Helen Kerfoot）全面探讨了联合国范围内地名学的问题，包括地名的重要性、地名学的动态性、国际标准化进程、多语言环境下的地名使用等。2008年俄罗斯地理学者季库诺夫（V.S.Tikunov）等研究了信息系统在地名学中的应用，强调了地名在整合地理空间信息、支持决策及促进交流方面的关键作用。2011年毛汉英在“世界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建所70周年世界地理研究成果与发展前景”一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著名地名学家刘伉相继出版的《地名学论稿》《地名学研究文集》《世界地名与民俗漫谈》《环球地名初探》等系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地名学的研究内涵，拓宽了研究视野，为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贡献。2012年奥地利学者彼得·乔丹（Peter Jordan）从文化地理学视角阐释了地名反映自然特性、塑造文化景观、支持身份认同的作用，强调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也是文化记忆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南非学者詹金斯（E.R.Jenkins）从语言学角度，对南非2000—2014年间的注册地名进行分析，揭示了地名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紧密联系。2019年阿根廷学者构建了“地名与记忆”指标体系，旨在推进地名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2020年有研究指出，地名是权力结构的象征，提醒关注地名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2024年有学者针对加拿大北极地区土著地名的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地名学研究对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发展的积极作用。2024年郭舒等以沈阳市为例，从符号学视角讨论地名文化融入旅游的意义，推动了地名旅游研究的发展。近几年，中国学者纪小美等、马仁峰等、张治弘等、周亚等、Shi等、赵思文等、利用GIS技术，分别深入剖析了南京城市街巷地名、长三角地区地名、太行山乡村地名、通州运河聚落地名、湖南沅水流域地名、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为地名文化景观研究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现代关于北京地区地名的研究，早期作品为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和竹中宪一的《北京历史漫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北京地名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和《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著作，不仅详细阐述了北京地名的发展演变，还考证论述了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为溯源北京地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段柄仁主编的《北京胡同志》和王彬等主编的《北京地名典》收录了当时北京老城区的全部街巷地名，并辑录了部分近远郊区县的乡镇所辖地名，地理信息翔实，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张清常所著《胡同及其他》和杨建国所著《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北京街巷地名的特征，记录了地名变迁中的语言问题。尹钧科等所著《北京地名研究》和孙冬所著《北京地名发展史》从多个层面对北京地名进行研究，展现了北京地名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罗桂林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

随着北京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更新，大量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地名消失，其承载的文化脉络也受到冲击，这引发了学者们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关注。2006年赵世瑜等较早从遗产学角度提出保护北京地名，阐述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2007年，周尚意等提出城市实体空间的变化不应必然导致传统地名的消失，应当根据变化的程度采取不同的地名保护措施。2011年，岳升阳等提出通过建立评价体系对地名进行评价和分级保护，并对北京西城区的地名进行了评定分级。2021—2022年，朱永杰等围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从遗产价值挖掘、管理机制改革、监管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对策。2023年，孙冬虎以京杭运河沿线地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名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揭示了京杭运河沿线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及保护意义。

综上所述，地名研究呈现多维度交叉的特点，既有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的深度挖掘，亦融入现代技术与管理学的创新应用。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北京地名文化的理解，还为地名文化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自1949年以来，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转变和现代化建设，北京老城地名数量减少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地名文化景观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然而遗憾的是，目前针对北京老城地名的研究多停留在静态的文字描述层面，缺乏对地名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以交通类地名为例，结合北京城市发展的关键时点，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展示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的变迁，并探讨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北京老城，即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含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的区域，涵盖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北京市的核心区域。现代交通规划上，北京老城是北京二环道路以内的区域，总体呈“凸”字形，面积62.5km2。北京老城自元代起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形成了严谨规整、东西对称的城市布局，中轴线贯穿南北，长安街横贯东西，展现出高度的秩序感与和谐美。规整的城市布局下，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层次分明，不仅孕育了富含皇家韵味的诸多地名，也保留了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巷名称，共同织就了北京老城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地名文化资源。民国时期，北京老城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与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和街区，但地名资源仍然大体保持明清时期特色。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历了快速而深远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更新，新地名不断出现，大量传统地名伴随城市发展而消失。北京老城地名的变迁，不仅映射出北京城市空间的扩展与功能的演变，也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变化。

2.2 交通类地名的地位与代表性

交通类地名在北京地名资源中具有基础性、动态性与文化传承性的三重价值。

（1）基础性。首先，交通类地名是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标识，直接关联城市交通网络，是空间组织的基础单元，也是北京老城地名体系中数量最庞大、分布最密集的类型。其次，元大都规划确立了“大街—街—胡同”三级道路体系，胡同作为居住区的基本单元，构成了城市肌理的基本骨架。

（2）动态性。首先，交通类地名随城市功能调整而不断更新，地名的形成、更迭和保留过程反映了城市交通格局的变迁。其次，交通类地名往往历史悠久，许多地名历经朝代更迭得以保留或进行雅化更名，比自然实体、名胜古迹、居民点等地名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层积特征。

（3）文化传承性。交通类地名往往与特定的历史事件、人物、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等相关联，这些地名不仅是空间标识，也是思想观念、居民生活、经济活动、文化记忆等的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

总之，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是老城地名体系中数量最庞大、分布最密集的类型，其发展变化映射了城市形态扩展与功能转型，承载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及民族融合等多维度历史记忆。

2.3 数据选择与来源

1949年以来，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1965年北京地名改造，大量胡同合并，地名数量出现第一次骤降。这个时期除了地名数量的变化，地名名称上也有较大变动，许多地名经历了雅化处理或直接改名。1978年改革开放后，北京老城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城市现代化的需求，提升城市功能和形象，北京老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大量拆迁、重建，及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完善。改造过程中，伴随着地名的大量消失。至2004年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城市发展思路开始转变，从大规模的拆除重建逐渐转变为以保护、修缮和更新为主。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老城不能再拆”，此后北京老城风貌得到有效保护，地名数量基本无变化。图1为北京城市发展阶段与地名密度变化关系示意图。

基于以上发展阶段，下文选取1949、1965、1990、2005、2024年共5个时段的北京老城交通地名作为研究样本。其中1949年地名数据以《北京胡同志》所载地名为蓝本，统计得到地名数量为3064个。1965年地名数据综合《北京胡同志》、《北京地名典》记载的1965年地名整顿记录，统计出合并及改名的地名，最终得出地名及其数量为2674个。1990年地名数据以《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市崇文区地名志》、《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所载地名为标准，统计得到地名数量共2317个。2005年地名数据综合《北京胡同志》、《北京地名典》记载的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地名拆除情况，统计得到地名数量为1815个。2024年地名采用高德地图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公开数据库，以“交通地名”“地名地址信息”“门牌信息”为分类在北京老城区域内分区进行穷举搜索，得到地名数量进行清洗后又与《北京胡同志》所载地名进行核对与补充，最终得到2024年地名为1783个。

2.4 研究方法

2024年地名坐标数据来自高德坐标，并进行WGS-84坐标转换。其他历史地名坐标根据文献所载的具体位置，在高德地图进行坐标复原，并进行WGS-84坐标转换。最后将所有地名及坐标数据导入ArcGIS中，得到每个地名的空间分布位置，利用GIS中的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计算得到北京老城地名核密度分布图，分析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密度分析法（KDE）是一种用于估计数据分布的非参数统计方法，在地理学和空间分析中有着广泛应用，能够客观地反映地名的分布密度和变化趋势。这种客观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揭示地名分布背后的真实规律和特征。核密度分布图则能直观地展示北京老城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清晰地看到地名在空间上的聚集、分散以及热点区域，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地名的空间布局。这种可视化的分析方式，使复杂的地名数据变得易于理解和解释，可以为城市规划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3 结果与分析

3.1 地名分类统计

3.1.1 地名通名统计

对1949、1965、1990、2005、2024年5个时段的地名进行通名分析，得到胡同、街、路、条、巷、里地名数量（图2）。由数据分析可知：①“胡同”的数量下降最为明显，1949—2024年减少了550个。这与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变更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城市化改造进程中，为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和效率，大量的胡同被拆除或重建，以适应新的城市需求。②“街”的数量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相对胡同而言减少幅度较小，一些街道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拓宽或重建，但整体上仍保留了较多的街道。③“路”的数量相对稳定，体现了其作为现代地名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城市发展，新的道路不断被建设，同时原有的道路也在尽量维护和提升。④“条”和“巷”的数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1949—1965年间，随着城市规划和地名改造，一些新的巷道被开辟出来，数量有所增加。而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些较小的巷道被拆除或合并，条和巷的数量不断减少。⑤“里”作为居住区地名类型，本身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减少幅度较小。整体而言，地名数量变化映射了城市化、街区改造、道路建设及政策导向的综合影响。

3.1.2 地名主要用字统计

借鉴已有研究中地名用字统计分类方法，结合北京地名用字的特征，对地名主要用字进行分类（表1），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类和人文景观类两大类。自然景观类地名中，如“海”“树”“雨”等字，反映了北京老城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依赖。文化景观类地名则更加丰富，如“宫”“坊”“庙”等字，不仅展示了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地位，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在文化景观类地名中，生活元素类地名也占据了相当比例，如“豆腐”“手帕”“芝麻”等地名与民众的生活习俗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蕴含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这些地名用简单质朴的辞藻却能让人过耳不忘，是北京地名独有的妙趣。

3.2 地名时空演变分析

3.2.1 地名总体演变分析

通过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资源核密度演变图（图3）可知：其一，北京老城地名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一直位于大栅栏街道，即东起前门大街，西至南新华街，南起珠市口西大街，北至前门西大街的区域。自元代始，这一区域便形成聚落，明永乐年间开始形成商业街区，清代时大栅栏地区已经成为百业俱全、商贾云集的地方。商业服务业和多种手工业的兴盛，成为街巷命名的重要来源，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众多标志性建筑、寺庙庵观及居民姓氏的聚集与繁荣，也丰富了地名的来源与文化内涵。其二，北京南城地名密度高于北城，这是受到清代北京南北城功能分区的影响，清代时旗人居北城，汉人居南城，“内外分城”与“旗民分居”，南城百姓居多，城市管理相对而言较为松散，自发形成众多小街小巷，因此地名密度明显高于北城。这些影响不仅发生在清代，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其作用。其三，北京城的营建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营建制度，城市内部道路呈现规整的棋盘式格局，整体而言，主要道路周边地带开阔，地名密度较小，远离主要道路的区域街巷密集，地名密度高。其四，北京主要道路基本保持稳定的棋盘式格局，通过对1949—2024年消失地名的统计，消失的地名多数为小街巷。首次地名密度显著降低源于1965年地名整顿，这一时期将大量小街小巷合并，如校尉胡同，将冰碴胡同、二十四间房、西夹道并入，统称“校尉胡同”；煤市街，将纸巷子和靴子胡同并入，统称“煤市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后地名密度降低源自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拓宽、商贸设施建设、居民区建设等。总体而言，北京老城改造中消失的胡同以长度短、布局曲折的居多，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城市街巷的原始布局。

3.2.2 经济风貌类地名演变分析

经济风貌类地名是北京老城传统经济布局的生动写照，此类地名南北城分布不均（图4），南城核密度高于北城。究其原因，是受到清代“旗民分居”布局的影响，由于南城聚集了众多百姓，形成了繁华的市井生活区，各种商铺、手工作坊林立，经济活动频繁，逐渐发展成为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如“菜市口”“香厂路”“打磨厂”等，见证了南城的繁荣与喧嚣，反映了清代北京城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经济风貌。在历史变迁中，1965年经济风貌类地名在珠市口东南、东便门西南两个区域密度明显上升（图4），是因为在地名改造中一些重名或拗口的地名被改造，改造后的地名承袭了周边经典地名元素。如东便门西南的“头条胡同”改为“花市上头条”“中条胡同”改为“花市上中条”“下条胡同”改为“花市上下条”“上二条胡同”改为“花市上二条”等。“花市”源自清代时此地汇集了北京大部分的制花作坊，形成了京城纸、绢、绒花的生产基地，得名“花市大街”，后衍生出东花市大街、西花市大街、南花市大街、北花市大街、东花市东街、东花市北街等“花市”系列地名。

随着城市发展，经济风貌类地名至今已明显减少。上述提及的花市上头条、花市上中条、花市上二条等胡同现已拆除，东便门西南的高密度区消失。其他，如天桥地区（天桥市场东街、西街、斜街、北街、中街、后街、东街一巷、东街二巷、东街三巷等）、椿树地区（前铁厂、后铁厂、前青厂、后青厂等）、陶然亭地区（黑窑厂东头条、东二条、东三条、东四条、西头条、西二条等）多条经济风貌类胡同被拆除，显现出明显的密度降低趋势。

3.2.3 政治军事类地名演变分析

政治军事类地名是北京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彰显了北京作为千年古都的皇家气派，更蕴含了深刻的城市管理智慧与资源保障体系内涵。总体而言，皇城外围及城门周边作为古时权力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大量政治军事类地名（图5）。这些地名往往与朝廷机构、皇家禁军驻地等相关，如“户部街”“兵部洼”“五道营”“磁器库”等地名，揭示了该区域内曾经存在的政治军事设施或皇家资源储备，体现了封建王朝对城市安全及资源调度的高度集权管理，反映出深厚的古都文化特色和卓越的城市建设智慧。

随着城市功能转型，政治军事类地名逐渐蜕变为单纯的空间标识，在城市发展中其承载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城市文化的基因。以宣武门为例，这座明代为加强军事防御而命名的城门，其周边路网的演变深刻反映了这一现象。1965年宣武门城楼被拆除，“宣武门”衍生地名减少，但1990年以后，宣武门内外大街等拓宽工程不仅重塑了空间格局，同时衍生出以“宣武门”命名的系列辅路、商圈和社区等，“宣武门”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与此同时，广渠门区域，则折射出城市更新中历史文脉保护的深层困境。广渠门区域作为东二环的重要节点，在交通改造中经历多次功能转换。90年代，东二环路全线贯通时，广渠门立交桥的建设带来周边街巷格局的重组，传统地名存续空间被严重压缩。2000年后，广渠门外南街改造等项目，再次成为地名流失的转折点。这一流失也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平衡新旧更替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

3.2.4 生活元素类地名演变分析

生活元素类地名主要在北京皇城以外，用字活泼，生活中的常见元素成为地名命名的来源，不仅反映了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观察，也体现了这座古都质朴的民俗风情，使得北京地名充满了生命力和故事性。1965年地名整顿，对一些生活元素类地名进行了雅化，诸如“流血路”雅化为“留学路”，“母猪胡同”雅化为“梅竹胡同”等，这种雅化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更，而是对城市空间进行符号重构的文化实践，一些生活元素类地名成为美好寓意的载体。此后城市改造过程中，生活元素类地名不断减少，保留至今的主要在西城区（图6）。这些生活元素类地名是北京城市记忆的DNA片段，既承载着传统居住形态的物质遗产，也凝结着“京腔京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

3.2.5 美好寓意类地名演变分析

美好寓意类地名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对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的期盼，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渴望。1949年“福”“禄”“寿”“喜”“乐”“安”等吉祥字眼的地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图7）。1965年地名整顿后，此类地名数量显著上升，体现了政府对地名文化的重视与规范、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良好氛围。美好寓意类地名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改造，尤其是1990年以后，一些富含美好寓意的地名因地理实体的变化或消失而不再使用，至今，此类地名密度显著降低。

3.2.6 宗教信仰类地名演变分析

宗教信仰类地名1949年广泛存在，1965年地名整顿后数量锐减，此后此类地名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图8）。1949年，地名体系传承自前朝，地名中频繁出现“寺”“观”“坛”等宗教信仰类词汇，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祈求，宗教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1965年整顿地名时，对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可能引发误解的宗教类地名，进行了大量的更改或简化，如“碧峰寺”改为“碧峰胡同”，“火神庙”改为“春雨胡同”，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1965年至今，宗教信仰类地名随着城市改造的进行持续减少。当前隆福寺、白塔寺等街区的活化实践表明，宗教类地名的保护需要超越简单的符号留存，转而构建“动态延续”的文化生态系统，让宗教的文化符号与城市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通过可体验的文化场景，持续滋养市民心灵。如此，宗教信仰类地名才能真正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1949、1965、1990、2005及2024年5个关键时点，对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数量进行系统统计。其中1949年地名3064个，1965年地名2674个，1990年地名2317个，2005年地名1815个，2024年地名1783个。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胡同街巷因城市改造而消失，导致交通类地名资源显著减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尤其是2004年以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逐步实现从“点状保护”到系统性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的转变，地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这一现象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通过核密度图可以看到，1949—2024年地名核密度最高的区域一直位于大栅栏周边，得益于大栅栏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发展与更新得当、商业活动持续繁荣等共同作用，地名资源得以保留和传承。清代“内外分城”与“旗民分居”的城市治理方式深刻影响了北京城的地名分布格局，使得南城地名密度明显高于北城，不仅体现了清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也塑造了北京城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1949年，北京进入城市更新和改造阶段后，大量的小街小巷经历了合并、取直乃至拆除的过程。由于清代及民国时期南城小街巷分布更为密集，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南城地名密度的下降相较于北城而言显得更为显著。

进一步选择经济风貌类、生活元素类、政治军事类、美好祝愿类及宗教信仰类5大类地名，分析其核密度演变情况。发现不同类型的地名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和演变规律存在差异。如经济风貌类地名多集中在南城，亦是受到清代“旗民分居”布局的影响，清代南城各种商铺、手工作坊林立，经济活动频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类地名文化景观。政治军事类地名主要集中在皇城周边与内外城各城门周边，体现了自古以来北京城在政治控制、军事防御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考量。生活元素类地名主要在皇城以外的区域，西城密度明显高于东城。美好寓意类地名在1965年地名整顿后有明显增加，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及政府对地名文化的重视与规范。宗教信仰类地名1949年广泛存在，1965年地名整顿后数量锐减，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

总之，北京老城交通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及其演变，是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构成了北京城市空间的文化肌理，也是北京城市的历史脉络、空间布局、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承的实证。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城市的发展，保护和传承这些地名文化景观，对于维护北京城市的文化特色与历史记忆，促进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讨论

近年来关于北京地名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学者们从地名的命名规律、文化内涵、传承价值等角度对北京地名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在探讨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方面，尤其是结合GIS技术进行可视化展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研究内容上，结合北京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交通类地名为例，选取关键时点，分析交通类地名数量、分布与核密度的时空分异规律，将传统文献考证与空间量化分析相结合，弥补了早期定性研究在动态演变追踪上的不足。在研究视角上，早期的工作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分析地名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较少通过具体案例，详细剖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别地名随城市功能的变化趋势，本文选取经济风貌类、生活元素类、政治军事类、美好寓意类、宗教信仰类5大类别，分别对其核密度演变进行展示与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城市到智慧城市变迁中地名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城市功能转型的文化映射。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核密度估计法，能够直观且细致地揭示出地名分布中的热点区域及其演变趋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且更加直观、易于理解。在理论构建上，采用“功能—文化”双重属性分析框架，“功能”维度关注地名如何反映城市空间的功能性变化，“文化”维度则着眼于地名背后蕴含的历史记忆、社会价值观和地方文化等，不仅能够描绘出地名随时间推移的空间分布变化，还能够深入探讨这些变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和社会意义，推动地名研究从“描述性”向“解释性”转型，深化对地名文化内涵的认识。因此，本文不仅丰富了地名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其他城市和区域的地名文化遗产价值识别和演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尽管本文在研究视角、内容等方面有一定创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选取5个关键时点进行地名数量及分布的统计，但受文献记载缺失、历史变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最终统计出的地名数量难以确保为全部的数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数据获取来源，提高地名数据的完整性，并尝试增加更多的时间截面。其二，受数据获取的限制，以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为例进行分析，虽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北京地名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尤其城市化进程中新增众多商业中心、居民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地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对不同类型的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更全面地分析地名文化景观随时间推移的变化特征。

作者：范文静，吴雨农，霍斯佳

来源：《地理科学进展》2025年第8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宋柄燃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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