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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历史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常见问题,这一问题在当代俄罗斯格外迫切。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变让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以前的社会发展,以及祖国和国外的历史。本文将简要论述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最近三至五年内的俄罗斯中等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内容的叙述。
一、普京总统与新版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学者、历史教师和教学法专家的努力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历史的进程不再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单线的前进的运动;也不再是阶级斗争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中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改变不可避免的过程。在中小学历史课程中,与阶级斗争相关的史料已经减少,增加了以前不符合意识形态的祖国史和世界史的相关内容。最终,中小学历史学习转变成两个阶段,五至九年级是第一阶段,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历史事件;十至十一年级是第二阶段,深入学习祖国史和世界史,并对所学的内容有所思考。
2013年2月,普京总统在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的致辞中提出了编写统一俄国史教科书的问题,他说:“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年龄段,但要在统一大纲下,在俄罗斯历史连续逻辑下,在各历史阶段相互联系的框架下,在对我们过去每一部分历史尊重的前提下,编写统一的中学俄国史教科书。当然,应当在具体的例子中展现出俄罗斯的命运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传统和文化紧密团结的基础之上的。”普京总统号召不仅要在俄国史教科书方面,而且要在历史教育的全部领域内出台新的政策方针。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最近几十年急剧变化的历史教育的放弃,重新回归苏联模式,培养统一的中学生,历史教学大纲要经专家鉴定并由更高的国家领导层通过。
根据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总结委托纲要的第五条,组织制定《历史文化标准》和《新祖国历史教学法大纲》。此外,教育部长利瓦诺夫、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纳雷什金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联合通过了《编写统一中学俄国史教科书线路图》。这些文件引起了科学教育界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教学法完善和教科书印刷特点等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表明,公布的文件与现行的联邦法规不符,《线路图》的落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讨论中不止一次的提出历史教科书中史料过多的问题,学生不得不学习大量的人名、日期和事实。知识评价的标准首先是掌握史料,而不是学会分析。很多教科书中的材料仍然存在史学争议。讨论强调,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应当尽可能的引起学生兴趣”,“丰富智慧”,引领学生学会思考和分析。教科书中的史实罗列应当适度,并且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史实不能替代价值判断。教科书不应成为科学与意识形态争论的舞台。
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祖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的内容有何区别。积极参与讨论的阿布杜拉耶夫和莫洛佐夫强调,尽管周期式的中学历史教学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目前,这一问题仍然依靠作者个人解决,主观性很强,导致有时第二阶段的教科书与第一阶段相比,有明显的毫无根据的增加史实的情况。这通常使第二阶段教科书的内容发生明显的变化,破坏了认识的连续性”。
讨论者坚持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历史教科书的定位。按照他们的观点,历史教科书不应成为“填鸭式的书籍”,教科书应当帮助老师更有效的组织教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增加教科书中的作业内容,并且这些作业不仅应当让学习者掌握内容,而且应当帮助他们理解必要的问题。并且建议不要在历史教科书章节的结尾部分给出结论,而是应当由学习者自己得出,不应给他们提供现成的结论,因此每一章节的末尾应该有问题和作业。但是为了避免错误,应当在教师教学法中给出正确的结论。毫无疑问,在编写问题和作业时需要考虑学生的个人情况、受教育的水平,并且尽可能多的考虑学习者的兴趣。
在问题和作业中,应当对主要和次要内容所设的习题有所区分,对比较和抽样分析以及建立联系、分组、分类、总结等有所区分。表格具有实际的作用,它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在(课后)总结所学材料的基础上独立完成家庭作业;在课堂上讲解新材料时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完成作业;在进行调研时检验所学知识、能力和技能。
讨论者对当代可视化的历史教科书予以重视。他们认为,可视化历史教科书还可以做得更好。可视化历史教科书具有辅助性功能,它区别于文本,是一种独立的教学手段。有一种观点认为,“插图应当作为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一个独立来源,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了解型)为插图本身包含问题和作业的;第二层次(分析型)为通过插图获得对学习者必要的补充知识”。
带有插图及其它可视内容的历史教科书已经从原来的直观水平发展到了可视化水平。可视化是建立在概念、事件、过程、现象、事实等可视形象基础之上的获取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基于直观形式的联想思维和信息系统构成。在第一阶段历史教学中,可视化应以插图、“插画”为主;而在第二阶段,尤其在重点班级,应以图表、模型、表格等形式为主,并与学生作业内容紧密结合。
历史教科书在印刷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版教科书是一个十分赚钱的生意,为了赚取最高的利润,出版社会在编辑、校对、美工、用纸、彩印等项目上减少开支。讨论者认为,应当重新考虑教科书的出版政策,不仅要增加教科书编者们的报酬,更要考虑教科书的出版质量,这是一项需要耐心且责任重大的工作,不允许仓促、马虎、漠视和无知。
总之,到2015年9月1日应当出版2-3套统一的俄国史教科书,至少这将被列入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的计划。摆在作者们面前的任务是不同寻常的,既要把中学历史教科书与“爱国主义叙述”紧密结合,又要发展中学生批判的历史思维。关于世界史教科书,以及书中所反映的中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需要改变已经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问题在于,这是出于历史学们家的倡议,还是在完成国家领导层所布置的任务?
二、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
苏联史学和苏联历史教科书对这一问题持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即将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这种说法基于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历史的叙述。但是由此却产生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即中国被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列,可这一场持续了八年的战争却被认为是中日之间独立的战争。本文的观点与俄罗斯和西方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在谈到中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我们首先认为,这一场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日本打着编造的借口对中华民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
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从远古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史》第七卷中,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被看做是“日本侵略”和“抗日战争”,作者并没有把它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日战场。
在第一阶段的中学通史(世界史)教科书(九年级)中,通常会对1937年中日战争有非常简短的介绍,认为这是一场独立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的战争。在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扬斯尼科夫编写的教科书中,有如下阐释:“1937年日本军队展开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向北京、天津地区调派军队。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舒宾写道:“1937年,日本军队全力进攻中国。中国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向后方撤退。中日战争陷入拉锯战”。扎格拉金写道:“1937年夏天,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中部地区。华盛顿会议的参与国号召和平调节冲突,只有苏联支持中国”。
在第二阶段(十一年级)的教科书中,理论上应该有更多的内容,但中日战争反而涉及的更少,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在扎格拉金和彼得罗夫编写的教科书中,提到中日战争的仅仅几字:“1937年日本人侵中国中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丘巴里扬编写的教科书中,提到中日开战的只有三行,也就是说与第一阶段的教科书没有差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中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对抗进一步加剧。日本军队公开侵略中国(1937)。”
与以上罗列的不同,在沃罗布耶夫、波诺马列夫和罗戈日金编写的教科书中相对多的介绍了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但是作者也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他们没有把中日战争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相反在《太平洋战争》一章中,他们写道:“早在1940年初,日本指挥官就召集中国北部和中部的所有傀儡政权的代表开会,目的是在南京建立统一的政府。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武装力量,所谓的苏区。在1940至1943年间,日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美国作战,占领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在中国几乎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1944年春,日本军队成功占领中国南方大片区域,对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和军事基地进行包围”。正如我们所见,作者们不认为整个中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军事行动的一部分。类似的矛盾在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其它科研和教学出版物中也可以见到。
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虽然欧洲中心论仍然占据着目前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主流,但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已经开始逐步转变。在刚刚召开的“苏中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作用”中俄国际会议中,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或冲突。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8月苏联参与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为止,绵延千里的中日战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地区的主战场。为取得共同的胜利,苏中两国在参战国中做出的牺牲是最大的。苏联有两千七百万人献出了生命,中国超出了三千五百万人献出生命。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主战场。”与会者提出,至少在诺曼底登陆形成欧洲“第二战场”之前,在亚洲从1937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第二战场”——中国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场。
关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已经松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认同:中国作为亚洲战场的主要参加国,与苏联一道,为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希望随着学者们研究共识的不断扩大,在不久的将来,新的观点会逐步体现在俄罗斯的世界史教科书中。
本文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5期,作者诺维科夫、俞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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