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柯文：记忆与遗忘国耻

作者｜柯文（Paul A. Cohen，1934年-2025年9月15日）美国历史学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20 世纪的中国人曾多次提及国耻这一主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节点，爱国知识分子所担忧的情况不尽相同：有时是同胞对国耻主题完全漠不关心，有时是同胞无法长时间聚焦国耻，到了 20 世纪后期，他们担忧的则是同胞对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这段历史的记忆逐渐模糊。一方面，人们执着于国耻；另一方面，又不断担忧国耻未得到足够重视，或担心国耻从民族意识中消失。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倘若民族羞耻感如此强烈，为何它又如此容易被淡化或遗忘？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通用的答案。笔者所探讨的三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每个时期的复杂社会中，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别。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为此，对每个时期国家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区分，或许会有所助益。清末时期，国耻议题首次出现在公众讨论中，当时的国家往往是沉默的旁观者。诚然，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1900 年以后，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愈发受到民族主义议程的影响，该议程明确以维护和恢复中国主权为核心。但当时革命运动正在开展，这场运动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推翻满族统治；与此同时，20 世纪最初十年，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迅猛发展，而这些民族主义往往与争取民众权利和政治权力共享的诉求紧密相连。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培育中国民族主义情感并无浓厚兴趣。换言之，我们必须明确区分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受民族主义驱动的外交政策，国家对其尚能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另一种是民众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很容易失控，并转而反对清王朝。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耻议题具有直接催生民众民族主义的潜力，当时这一议题几乎完全是在社会层面被提出的，提出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群体（尽管这一群体规模正迅速扩大）。本章开篇所讨论的《东方杂志》某篇文章的作者便是其中一员，看到绝大多数同胞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国耻无动于衷，他感到困惑且震惊，并认为唤醒中国社会、使其摆脱麻木状态，是自己的紧迫使命。

在中国接受 “二十一条” 之后的大约二十年里，情况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复杂。起初，这一事件引发的愤怒与愤慨似乎遍及各地（至少在城市地区是如此），并且跨越了社会阶级界限。但到了 1915 年夏天，距离 “二十一条” 最初提出仅短短数月，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活跃度便出现了明显下降，观察家们开始公开担忧中国民众 “那宝贵的‘健忘’能力”（引用鲁迅的这句名言）。在随后的几年里，颇具矛盾意味的是，那些本为留存 “二十一条” 记忆而采取的手段 —— 主要是周年纪念活动和宣传口号 —— 因其数量过多、让人感到麻木，反而削弱了人们对 “二十一条” 的记忆。此外，“二十一条” 记忆还因被用于经济和政治目的而进一步淡化。一些企业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了扩大销量、提高利润，将民众购买其产品与 “雪国耻” 挂钩。在 “二十一条” 周年纪念日之际，学生们会把当初因这一事件产生的愤怒，转移到当时他们最为关注的各类政治不满情绪上。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一方面为了确立并强化其对后帝国时代中国历史的解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周年纪念活动（尤其是 “二十一条” 纪念日，也包括其他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引发政治动荡、损害政府相对于共产党以及日益咄咄逼人的日本的地位，试图对整个纪念活动过程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国民党的目的并非要让民众彻底遗忘中国过去所遭受的屈辱，而是要确立国家的专属权力，由国家来决定应该铭记什么、以及如何铭记。民众民族主义要被转变为官方民族主义，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这种民族主义 “一个一贯的特征，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它具有官方属性——即它源自国家，且首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民众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之间这种模糊的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同样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协同作用的。但与国民党时期类似 —— 尽管所处的背景存在显著差异 —— 两者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张力。只要民众民族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领导者便会对此表示欢迎；而且确实有意让民众铭记过去遭受西方和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并歌颂所有“雪耻”的时刻（如香港回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然而，他们也担心完全不受约束的民众民族主义可能会危及政权稳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干扰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始终敏感的双边关系时。因此，政府禁止举行与国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群众集会（或其他民众情感表达活动）；即便完全禁止的代价过高，也会竭尽全力对这类民众情感的宣泄进行严格的国家监管。

那么，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20 世纪以来，人们对国耻的体验、记忆、利用和遗忘方式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此前提出的 “一方面民族执着于国耻，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忽视或遗忘国耻” 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脚？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比这种简单的矛盾表述更为复杂。首先，尽管在整个 20 世纪（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中国人对国耻的敏感度无疑是一个突出主题，但它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和显著程度并不相同。而且，在任何特定的历史节点，国耻意识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普及程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不同时期的国耻意识强烈程度也存在差异。用 “执着” 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或许过于粗略和不准确。

其次（这一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在每个历史时刻，那些最积极发声、指责同胞漠视或遗忘国耻倾向的人，都是对中国所遭受的一系列屈辱有着强烈感受的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秉持着一个悠久的传统，即自视为中国民族记忆的正当守护者——有时在这方面还会与国家形成隐性的竞争关系。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他民众（甚至所有知识分子）都持有与他们完全相同的看法。20 世纪 90 年代的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不少知识分子，都乐于忘却国耻，一心追求致富；还有许多人（尤其是内陆省份的农民和工厂工人）未能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红利，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更多来自本国政府的政策，而非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三，代际经历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时已提及这一点，但实际上在民国初期，这种差异同样存在。就对国耻的记忆与遗忘而言，一个人是否亲身经历过 “二十一条” 事件（且当时具备认知能力），与仅通过社会中老一辈人的讲述、学校教育或媒体报道间接了解这一事件，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能期望那些在 1915 年 5 月还是孩童、甚至尚未出生的人，会对当时的事件抱有与亲身经历者相同的情感。无论是哪种情况，记忆都有可能逐渐淡化，但对同一事件的亲身记忆与间接记忆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

第四，尽管在笔者所探讨的每个时期，记忆与遗忘之间显然都存在张力，但正如记忆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也早已熟知这一点），所有的记忆都是在当下形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当下的元素。认为记忆只与过去相关，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因此，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和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记忆” 与 “遗忘” 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张力的性质，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对当下所遭受的一系列屈辱漠不关心、遗忘此前因某一屈辱事件产生的最初愤慨（或将这种愤慨的记忆与无关、或至多是间接相关的目的联系起来）、通过书本学习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的屈辱历史，这三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它们反映了笔者所探讨的三个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 “当下” 语境。

最后，笔者想强调清末 / 民国初期与 20 世纪后期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清末 / 民国初期的人们往往将对国耻的麻木或遗忘视为中国独有的问题，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特质，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而 20 世纪后期的人们则认为，遗忘具有偶然性，这一问题是中国因历史原因而迟发出现的，并非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文化和历史是导致遗忘的两个不同根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