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论抗战历史的总结

【内容提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西斯主义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危机之中，其核心特征源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孵化器和温床。列宁曾经指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footnoteRef:1]。同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不是单一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压迫。如今某国公开喊出“某国优先”和“餐桌”、“菜单”理论的出台，以及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与屠杀。说明今天的世界正迅速的朝着黑暗的十九世纪倒退，法西斯主义正在重新抬头。结果都是因为原因而产生的，现实需要我们在回溯历史和纪念历史中，找出导致产生当年这种结果的原因和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当年这种结果的产生，并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逐步引领人类朝着正义与光明的未来前进。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

关键词：帝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 民族 阶级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月3日，国家以最高规格的形式对其进行了隆重的纪念。为什么说是最高规格的形式呢？《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footnoteRef:2]。我们从这场隆重的纪念活动的内容来看，即是在“祀”的形式下着重展现了“戎”的内涵，是“祀”与“戎”的双重结合，这种最高形式反映出这是真正的国之大事。 [2: 《春秋左传卷十三··成公下·成公十三年》：李梦生《左传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

为什么要以这种“国之大事”的最高形式来纪念这段历史呢？这段时间以来，很多同志对此都有过十分深刻的论述。我这里想从另外一个视角对这段历史加以解读并进行总结，希望能够对当下的国际政治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脱亚”也难以“入欧”——资本主义制度的“悖论”

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伴随19世纪以来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将全球领土瓜分殆尽的条件下产生出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并由此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14年中国反抗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作为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日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即将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进行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改革。在缺少原始资本的积累，并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把全球领土即将瓜分殆尽的情况下，参与对殖民地经济及资源的掠夺。

这种背景下的日本，相较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身体的“饥肠辘辘”决定了日本不仅更具有投机性且更具有野蛮性。这种带有以上“双重性”的特征，在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眼里，既有可利用的一面——如日俄战争前的1902年英国为了牵制沙皇俄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footnoteRef:3]，也有其共同防范和压制的一面——如中日甲午海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footnoteRef:4]事件。 [3: 英日同盟：1902年1月30日英日两国结成的互助同盟，英国和日本为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旨在反对俄国在远东扩张。一战期间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还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在1914年对德国宣战，并迅速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英日同盟完全是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在美国施加压力下，《英日同盟》于1921年12月13日宣告终止。为英、法、美、日《四国公约》所取代。] [4: 三国干涉还辽：日本称三国干涉（さんこくかんしょう），是1895年4月到11月沙俄联合法国、德国干涉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以争夺侵华权益的事件。中日甲午战争后，两国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中有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内容。俄、法、德三大西方列强从本国利益出发，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既有一种危机感，又觉得这是向远东扩张势力的机会。于是在德国倡导、俄国响应下，拉拢法国，结成德、俄、法三国联盟，对日本进行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1885年3月，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建议日本“脱亚入欧”。很多同志把日本“脱亚入欧”仅仅理解成全盘西化、学习欧美，这是不准确的。其原文有这样一段话：“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footnoteRef: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泽谕吉所谓的“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就是以侵略和殖民的手段来对待相邻的朝鲜与中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日本所谓的“入欧”其目的就是要加入到欧洲列强当中对亚洲的殖民掠夺。 [5: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对中国乃至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占领了台湾的同时也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日本将力量深入进此范围也使日本触及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在华利益所能容忍的限度。

这场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是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延续，也是对当时国际秩序的挑战。那么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呢？

这场战争爆发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巴黎和会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这个体系所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是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体系。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它巩固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中国回到了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局面。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下，生发出的独占中国乃至亚洲的狼子野心。这使日本不仅要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也要面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更是日本成为人类迄今为止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footnoteRef:6] [6: 斯大林：《对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斯大林的这句话不仅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洞见，也是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蔑视与讽刺。更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有力佐证。

二、警惕有形的“螳螂”，也要警惕背后的“黄雀”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footnoteRef:7] [7: 孔华润主编，王琛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那么二战后的美国又是怎样从“由欧洲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中从事对外事务”变成了“世界事务建立在由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呢？美国与欧洲——确切的说是英国——这种“主仆关系”是怎样发生置换的呢？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后裔的美国十分清楚，造就“日不落”英国的辉煌是因为有其广阔的殖民地市场的超额利润回流。而英国可以实现其前提就是能够有效的对世界事务的操纵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操纵，而欧洲的分裂就为英国操纵其事务提供了先决条件。

与1798年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远征埃及而不是直接进攻英国本土的思路类似，埃及在地中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梁。控制埃及不仅可以切断英国的贸易路线，还可以为法国在东方的扩张提供基础。美国要颠覆甚至置换这种“主仆关系”，也需要从英国本土以外的亚欧大陆两个方向斩断英国的利益线和安全屏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欧洲美国则是扶持一战的战败国德国。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footnoteRef:8]和1929年的“杨格计划”[footnoteRef:9]都是为了德国快速恢复元气。恢复元气的目的即是鼓励德国向同为欧洲大陆的法国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日不落帝国”发起挑战。 [8: 道威斯计划（DawesPlan）是道威斯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由于德国财力枯竭，加上战胜国争夺德国赔款的矛盾，德国按《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支付赔款问题成为20年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与政治中难以解决的纠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于1924年制定了该德国赔款支付计划。] [9: 杨格计划（Young Plan）是1929年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扬主导制定的德国一战赔款方案，旨在替代1924年道威斯计划。该计划将德国赔款总额定为1139.5亿金马克，分59年偿付，取消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的监督权，设立国际清算银行管理赔款事务，并要求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

美国在亚洲则是通过对日贸易大量对其出口钢铁、石油等战略原料，鼓动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和内陆地区冲击俄国和英法等国的欧洲势力。其核心目的并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大发战争财，而是借助日本的力量驱逐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并使日本无力向东觊觎夏威夷而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欧洲在东亚和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被日本剥夺的所剩无几。此时的美国再联合残废的英国和疲惫的苏联在东亚地区携手向同样疲惫的日本发起反击，最后将英日在东亚的势力范围悉数收入其囊中，在亚洲地区一举颠覆了欧洲主导其事务的历史。随着二战后欧洲因战争的破坏而元气大伤，以及其势力范围被美苏两家——东欧在苏联反击德国的胜利中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联合剥夺。为了防止苏联的共产主义向其扩张渗透，纷纷向美国靠拢，美欧之间的“主仆关系”从此产生了置换。

这就是美国在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以东亚和中国的牺牲为代价，优先解决美欧矛盾，而后解决美日矛盾的逻辑根源。所以近代民族的弱乱不仅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也成为大国和强国博弈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牺牲品。

我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不仅要看见帝国主义国家“有形的”侵略和残暴，也要看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算计的“无形的”阴谋和野心。中国当年正是在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双重压迫下，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民族苦难。

三、中国的团结与统一是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世学派们提出“东洋的大日本岛同西洋的英吉利岛并称的‘富强之国’的设想和方案”，“海外雄飞”论逐步出台。佐藤信渊提出“讨伐东洋诸国并吞之”的主张；山县有朋提出了海外扩张的“双线论”。1890年，山县有朋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发表《外交政略论》，强调：“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footnoteRef:10]日本的疆域就是主权线，而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就成为日本的利益线，而其“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双线论”明确了日本在19世纪末的海外扩张方向。 [10: 山县有朋：《外交政略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观》，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81-86页。]

可以看出，明治以来的日本高层对日本的扩张理论基础是以同为岛国的英国的扩张为蓝本和参照。那日本为什么没有获得历史上英国曾经获得的“荣光”呢？

这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除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衰落和分裂之外，长期保持了大一统和占据了东亚地区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也正是因为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西方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而出现了短时期的衰落和分裂，让日本的狼子野心有了可乘之机。

而欧洲大陆上千年的分裂，并在以德法为对称力量的长期相互牵制和消耗下，使英国天然的拥有了日本不具备的地缘政治条件，进而拥有了日本不具备的——相对于日本操纵亚洲——操纵欧洲事务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是建立在中国的衰落以及分裂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灾难。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实现统一、稳定与繁荣不仅是中国人民需要努力奋斗的方向，也是亚洲各国实现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

对此我们要牢记毛泽东主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footnoteRef:11]的谆谆教导。而当今中国尚未完全统一的现状，则是影响中华民族团结的最大阻碍，进而也是影响我们事业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障碍。 [1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1895年日本占领了台湾，这是后来日本实行“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台湾不仅是日本进入我国华南地区的门户，也是日本扩张东南亚所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基地。如果明白了这段历史，与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就应该会对日本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保持深度的警惕，同时也应对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表示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footnoteRef:12] [12: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苦难的中国人民在近代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那么中国作为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将会更加稳如泰山。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一定会给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