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校长为何会迁都重庆，而不选择天府之国成都？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8年春天，重庆上空第一次响起防空警报。

那天雾气很重，雾里夹着点潮湿的凉意。

街边卖早点的摊主刚摆好锅灶，锅里水还没烧开，天上突然传来震耳的轰鸣。

没多久，炸弹落下，街道震动，房屋晃了三晃，吓得人四处乱跑。

这场空袭从早上持续到中午。

后来有人说，那次轰炸其实只是个“试探”，但对当时的重庆人来说，已经够呛了。

谁也没想到，这座山城，很快就要扛起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重担。

可奇怪的是，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成都更合适。

地广人多，气候温和，文化底子也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决定迁都重庆这事儿，还得从更早说起。

1935年，蒋介石带着一批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借“剿共”之名跑了一趟西南。

一路走走停停，观察地形、问计地方官员。

有人说，那趟其实是一次秘密的战略选址考察。

那会儿，东北已经丢了，上海的局势也紧张。

蒋在四川的时候曾说过一句——“四川之地，富庶甲于天下”。

但他真正看上的，是重庆。

重庆当时还只是个长江边的工业小城，地势险峻、雾气浓重。

可这恰好就是它的优势。

山多，炸弹不容易精准命中。

雾重，飞机看不清楚目标。

还有长江，能运人运物资，哪怕从武汉一路撤退，也能顺水而上。

1937年南京告急，国民政府高层早就做好准备。11月12日，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迁都计划。

三天后，林森主席一行人从南京登上“永绥”舰，悄悄启程西上。

那时候还没公开，怕引起恐慌。

要是真打乱了秩序，根本来不及撤。

等到11月20日，才正式发布《迁都宣言》，说是“为了长期抗战、统筹全局”。

可那时候，很多政府机构已经在重庆安顿下来了。

这地方确实不错，是老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

可惜，太平坦了。

从空中俯瞰，像一张摊开的图纸，哪儿都看得清。

日本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航程2500公里，从武汉起飞，轻轻松松就能来回一趟。

成都附近的山不多。

凤凰山、龙泉山算是高一点，可也撑不起整个城市的防空体系。

当时成都的防空设施远不如重庆。

重庆一条街走两步就能钻进防空洞。

后来有个统计数据——抗战期间，重庆全市有上千个防空洞，几乎每条街道都能找到入口。

而且成都离长江远了点。

从重庆到成都，500公里。

那时候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有几条简陋的公路。

要把东边撤来的设备、人员、资源继续往成都运，费时费力，太不现实。

1938年，武汉会战失败，日军占领了武汉。

国民政府这才把剩下的党政军机关全部撤到重庆。

陆续有300多家工厂、数十万吨设备、数万技术人员，经由“宜昌大撤退”转移到重庆。

组织这场大规模转运的，是当时交通部次长卢作孚。

他亲自盯着船队，用“三段航行”法，一段段把物资送进重庆。

那会儿，重庆每天都忙得飞起。

码头上人来人往，工厂昼夜不停。

各国使馆也搬了过来，英、美、苏、法，连韩国临时政府也设在重庆。

山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国际外交中心。

可这样的日子，日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从1938年开始，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轮番轰炸重庆。

炸得最狠的时候，一天十几次警报，市民白天上班、晚上睡觉都得盯着警报响不响。

炸弹落下来，房子塌了，火灾四起。

可重庆没垮。

山城的地形让城市“摊不开”，炸弹集中不了目标。

人们钻进防空洞，点蜡烛、吃干粮，等炸完再出来继续干活。

有一次，蒋介石视察重庆行营，指着山下的烟火说：“重庆不倒，抗战不亡。”他说这话的时候，身边是老搭档陈诚，还有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

没人说话，都知道这话分量有多重。

重庆撑了六年十个月。

从1938年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连续发动了200多次空袭，出动飞机超过9000架次，造成直接死亡32829人，间接死亡6651人。

财产损失100亿法币。

可就是在这座山城，中国的抗战指挥中枢没有停摆。

工厂照旧开工，报纸照常发行，政令依然上传下达。

重庆没被炸垮，也没人逃跑。

后来，抗战胜利之后，很多老百姓给重庆起了个名号，叫“雾都”，也叫“山城”，但更多人记住的，是那六年里重庆扛下的那些事儿。

再后来，防空洞渐渐成了商铺、火锅店、展览馆。

有人进去拍照打卡，也有人进去吃顿饭。

可那会儿的惨烈，只有墙上的弹痕、洞里的潮气，还在无声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挡住了整个国家的退路。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专辑》，中华书局，1981年。

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图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卢作孚编委会，《卢作孚全集》，重庆出版社，2010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