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孤忠：项英与皖南事变的悲壮终章

1941年1月12日深夜，皖南泾县茂林镇的密林中，项英拄着一根烧焦的树枝，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雨雪里。身后是国民党军七个师的炮火，身前是漆黑的天目山余脉，这个50岁的新四军实际负责人，此刻已三天没合眼——自1月6日部队在丕岭遭伏击，他和叶挺军长带领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方圆不足百里的山谷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六昼夜。此刻，他贴身的衣兜里藏着两样东西：一张被血染红的新四军军旗残片，和中央发来的"速从铜陵、繁昌间北渡"的电报底稿。当警卫员提醒"首长，子弹快打光了"时，他望着远处山头的火光，低声说："突围，去东边找胡荣贵的特务团，一定要把同志们带出去。"[1]

云岭抉择：北移路线上的争议与困境

1940年10月，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的银杏树下，项英的作战地图上画着三条红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强令新四军"限期北移"，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际负责人），项英面临着生死抉择：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皖东，是中央军委建议的安全路线；向东，经苏南再转苏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的提议；向南，绕道天目山再转浙西，是国民党三战区指定的"路线"——这条路线两侧已埋伏着国民党军的七个师[2]。

会议室里的争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叶挺军长坚持"按中央指示北渡"，拍着桌子说："三战区的路线是陷阱！顾祝同、上官云相巴不得我们送死！"项英却顾虑重重：江北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已在长江布防，"北渡要过日军和顽军两道封锁线"；向东则需穿越日军占领区，"苏南根据地能不能接应？"更让他犹豫的是"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情结——这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部队，多数官兵是南方各省人，"离开皖南，根据地怎么办？"他在日记里写道："北移非不可行，然千难万险，恐难保全。"[3]

最终的妥协埋下隐患。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决定"向南绕道，再伺机北渡"，理由是"麻痹顽军，争取时间"。项英给中央发去电报："为顾全大局，避免正面冲突，拟走三战区指定路线，行至茂林后折向东北，转赴苏南。"毛泽东接电后连夜复电："路线虽可，但须万分警惕，必经之地有顽军重兵，应作战斗准备。"这封带着担忧的电报，项英收到时已是1941年1月3日——部队即将开拔[1]。

开拔前夜的细节透着不祥。1月4日黄昏，云岭的乡亲们提着马灯来送行，项英站在军部大门前，对士兵们说："我们是去抗日的，不是去投降的！"他特意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拉到一边："带好宣传队，万一失散，就去上海找地下党。"叶挺则在检查装备时发现，全军仅有山炮4门、迫击炮15门，机枪不足200挺，"这样的武器，怎么打硬仗？"当晚，项英在油灯下给妻子张亮写信："此行凶险，若不复返，望教儿女继承父志。"信未写完，紧急集合号吹响[2]。

突围悲歌：从石井坑到蜜蜂洞的十七昼夜

1月6日下午3时，丕岭隘口的枪声划破了皖南的平静。当特务团前卫连与国民党军第四十师遭遇时，项英正在三溪镇的指挥棚里看地图。参谋跑来报告"前方遇袭"，他猛地站起来："是误会还是故意？"叶挺赶来接过望远镜，只见隘口处已筑起机枪阵地，"顾祝同果然动手了！"项英当即下令："强攻丕岭，打开通道！"但此时的新四军已成"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全军9000余人拉成10公里长的队伍，辎重、家属夹杂其中，行动迟缓[3]。

石井坑的最后抵抗成为转折点。1月10日，突围部队被压缩在方圆不足5公里的石井坑，三面环山，一面被国民党军火力封锁。项英在山头上对叶挺说："军长，你带主力突围，我带机关和伤员留下掩护。"叶挺拒绝："要走一起走！"两人争论间，敌人发起总攻，炮弹在指挥部附近爆炸。项英的棉袍被弹片划破，他撕下布条裹住伤口，继续指挥："把电台埋了，轻装突围！"当晚，他和叶挺决定分路突围：叶挺率主力向西北，项英率东南局机关和军部直属队向东南[1]。

突围途中的失散充满悲壮。1月12日夜，项英带着周子昆（副军长）、袁国平（政治部主任）等30余人翻越高坦山。袁国平腹部中弹，对项英说："别管我，为革命保存力量！"举枪自尽。项英含泪下令："把袁主任的遗体埋好，插块木板，等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三天后，这支小队伍只剩10余人，警卫员为掩护项英牺牲，他的眼镜被打飞，从此只能眯着眼在山林里穿行。1月20日，他们在铜山找到地下党员陈淡如，隐藏在当地农民胡金法家的柴房里，靠玉米糊糊和野菜充饥[2]。

蜜蜂洞的隐蔽生活成了最后的安宁。2月12日，项英带着周子昆、刘厚总（副官）转移到赤坑山的蜜蜂洞——这个仅能容4人的天然石洞，位于悬崖峭壁上，只能靠绳索上下。白天躲在洞里，夜里才敢点燃松明子。项英用木炭在洞壁上记录突围人数："一营余73人，二营余42人......"周子昆则教大家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刘厚总表面上给大家烤红薯，暗地里却打量着项英和周子昆腰间的手枪——这个被项英从国民党军俘虏中"争取"过来的副官，此刻已动了叛变的念头[3]。

叛徒之刺：历史迷雾中的最后时刻

1941年3月12日夜，蜜蜂洞的月光被乌云遮蔽。刘厚总借口"换哨"，用柴刀砍伤正在熟睡的项英和周子昆。项英从剧痛中惊醒，挣扎着去摸枕边的手枪，却被刘厚总连刺数刀。据后来清理现场的同志回忆，项英的遗体蜷缩着，右手仍保持着握枪的姿势，胸口的伤口深可见骨，而他藏在棉衣夹层的那份"突围部队人员名单"，已被鲜血浸透[1]。

刘厚总的叛变并非偶然。突围途中，他曾多次抱怨"跟着共产党没前途"，项英批评过他"动摇思想"，却未及时清理。3月11日，刘厚总偷听到项英和周子昆商量"去江北找陈毅部队"，认为"带着首长投降能领重赏"。叛变后，他搜走项英、周子昆的手枪和随身携带的7块银元，用绳索溜下悬崖，直奔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部，交出项英的手表和钢笔作为"投名状"[2]。

真相的揭露充满曲折。3月14日，陈毅派来的侦察员发现蜜蜂洞，在洞口的血泊中找到项英的党证和半张突围计划。当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沉默良久，最终说："项英同志为革命奋斗多年，功大于过。"而国民党方面却宣称"项英被击毙于战斗中"，直到1942年刘厚总在福建叛变投敌后，才供出杀害项英的细节——此时距惨案发生已过去一年[3]。

遗骸的下落更添悲情。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被当地地下党员偷偷安葬在蜜蜂洞附近的乱葬岗，仅用一块写着"二烈士之墓"的木牌标记。1955年，民政部门组织寻找烈士遗骸，根据老农回忆挖出遗骨时，发现项英的头骨上仍嵌着柴刀的碎片。如今，在泾县皖南事变烈士陵园，项英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革命理想高于天"[1]。

功过留痕：项英的历史定位与时代困局

项英的一生，始终与中共革命的曲折历程紧密相连。作为工人运动的先驱（领导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他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领导者，他在蒋介石的"清剿"中保存了红军游击队的火种，为新四军组建奠定基础——毛泽东曾评价"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是有大功的"[2]。

但皖南事变中的争议也不容忽视。他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北移路线选择的犹豫、与叶挺在军事指挥上的分歧，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指出："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在军事指挥上犹豫动摇。"这一评价直到1980年代才被重新审视，认为"应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客观分析"——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项英的顾虑有其复杂性[3]。

叶挺的评价更显复杂。在《囚语》中，叶挺写道："项英同志忠诚革命，然过于相信统战，缺乏警惕。"但他也承认："皖南之事，非项英一人之过，环境险恶，中央远在陕北，信息不畅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月，中央与新四军军部的电报往来因国民党封锁延误近20次，项英收到"速北移"的明确指示时，已错失最佳突围时机[1]。

晚年的项英曾在日记里写："我不怕死，怕的是革命功亏一篑。"1938年新四军成立时，他拒绝中央"赴延安学习"的安排，坚持留在皖南："南方的同志需要我。"这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既是他的可贵之处，也埋下了固执己见的隐患。如今，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项英办公室的油灯仍摆在原位，玻璃罩上的烟熏痕迹，仿佛还在诉说那个雨夜的艰难抉择——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与现实、忠诚与失误中的挣扎[2]。

（注：文中史料主要参考《项英年谱》《新四军军部会议记录（1940-1941）》《皖南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及突围幸存者回忆，部分细节基于历史情境合理推演）

[1] 《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2] 《皖南事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3] 《新四军军史》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