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胡菊人(右)、张晓卿和金庸于2006年在《明月》创刊40周年酒会上合照:风云人物(图:《明报》)
我认识资深传媒人胡菊人,当年他找我翻译日文书刊,他不喜军国思想但佩服日本文化。
农历七月,鬼节,又一个前辈走了。胡菊人先生的去世,让我心痛如绞,苦楚无法释止。
五十年细说从头,一九七四年我从东京回港,赋闲家中,想找一点事做。老哥哥《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对我说:“关琦,你既然懂得日文,不妨给月刊译些稿,赚点外快吧!”《明月》是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作者都是知名教授、学者,我这个小杂毛,何能得列榜上?有点迟疑。黄俊东说:“怕什么,我们的老总胡菊人很开放的,一向认稿不认人,只要稿子好,就会刊登。”凑巧导演胡金铨要赴韩国拍戏,写在月刊老舍的连载要暂停。黄俊东便提议我在日本书籍里找资料,写一篇老舍的文字补上去。我找到木村浩翻译俄国作家爱鲁地.富特林哥所写老舍的文字,连夜开动,翻译了一万字交予黄俊东。半个月后,黄俊东喜孜孜地走来告诉我:“行了,胡菊人看过文章,说可以用,并请你继续翻译。”
由是,我一篇一篇地翻译下去,第二篇就是《中国的一九三零年代与鲁迅》,这是胡菊人指明要我翻译的。其时,胡菊人写了一篇关于上海战役时期《鲁迅日记》空白问题的文章,指出鲁迅在日军进袭上海闸北时,躲进了日军的司令部里,倘属事实,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必会受到彻底性的摧毁。日本京都大学竹内实教授不同意胡菊人的说法,特意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辩白,文章先寄到黄俊东手再转给我,文章长,一期刊不完,黄俊东便说:“只要文章好可以跟老胡商量,分期登!”未几,胡菊人打电话给我,征询意见,我直言相告。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说:“好吧,你先译一部分,我登在十周年那一期里,其他的,你慢慢翻译出来交给我好了!”
这篇稿子弄了一个星期还未好,黄俊东来催了,教我写好后自己送上《明月》编辑部。一个细雨霏霏黄昏,我摸上编辑部,二、三百呎左右,容纳著《明报周刊》和《明报月刊》。《明月》的编辑部只占两张合并写字台,承载着胡菊人和黄俊东。我走到尽头靠窗处,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背窗坐着,头发不长不短,前面那一小撮,轻轻挂在额角上,随着他握笔的右手在晃动,飘呀飘的,溢着一丝飘逸。
我的脚步惊动了他,陡地停下笔,慢慢抬起头,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射过来,我不禁倒退一步。他打量我一下,问:“你是沈西城?”我嗯了一声:“是胡先生吗?”他点点头,顺手拿起?面上搁置烟缸里的烟斗,朝烟缸边敲了两敲。“我的稿译好了,请你过目!”我恭敬地把包着稿子的公文袋迎了上去。“啊!”胡菊人立刻拆开来低头看。看了一会,重新抬起头:“很好,很好!”发觉我仍笔直立著,歉意地说:“请坐呀!忙着看稿子,没招呼你,真对不起!”
我坐了下来,胡菊人便询问我在日本留学的情形。他对日本人似乎没有好感,可对日本文学的发达,表示了极大的钦佩。“日本有些作家我很喜欢,像川端康成、安部公——”吸着烟斗,虎地喷了口烟:“可是我不能接受三岛由纪夫,这种军国思想,太危险了!”跟着又说,日本人除了那种武士道式的慓悍精神要不得之外,有许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以出版而言,就远比香港发达,他指着身边书架说:“这里有很多日本书,单看装帧,已教人爱不释手,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对眼的,拿回去,译一些给《明月》。”我看了看,挑了刘锦渊的《中国的素颜》,作者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书。
窥探文革下的中国
那时候,中国大陆还在四人帮的统治底下,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如火如荼,许多读者都很想知道大陆的实际情况,我提议翻译此书。胡菊人一听,十分高兴:“不过,译一本书很浪费时间,你有空吗?”我说有空,顺口告诉他我没有工作做。他想也不想便说:“你尽管放手去翻译,我加你稿费好了!”五十年后,这句话仍萦绕我心中不去。深秋叶落,斯人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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