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90年8月25日中午,一架中国空军的歼-6战斗机突然降落在苏联远东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机场当时并没有接到任何通报,塔台也完全没见过这架飞机的飞行计划。
飞机落地之后,一名苏联士兵走过来查看情况。
飞行员打开舱盖,冲他招了招手,然后用不太熟练的俄语说了一句:“我想去美国。
这个场面,在当时苏联军方眼里,简直就像闹剧。
可他们很快明白过来——这不是飞行员迷航,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叛逃。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宝玉,黑龙江某空军航空兵团的飞行员,32岁,飞行技术不算顶尖但也不差,理论基础扎实,平时话不多,但喜欢自己琢磨事儿。
他的飞行日志里记录得很细致,甚至比一般飞行员多出一倍的字数。
那天的训练科目是低空飞行特技,他照常起飞,飞到了指定空域,然后突然调头,贴着地面一路飞向边境。
其实他最开始的目标是苏联的乌格洛沃耶军用机场,但飞机飞到那儿上空一看,才发现机场正在维修,无法降落。
他临时改道,飞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
那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长、地面宽,适合战斗机硬着陆。
不过问题也不小。
由于他一路低空飞行,耗油量远高于正常训练飞行。
等他飞到机场时,燃油几乎见底。
更麻烦的是,飞机在落地时因为减速板无法回收,导致着陆姿态不稳,主起落架受了损,机身出现轻微偏斜。
苏军地勤看着这架陌生飞机横在跑道上,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能想到,这位飞行员居然是中国空军现役军官?
说起来,王宝玉在部队里并不是个出风头的人。
他没什么后台,也不算特别外向。
可要说他完全没有想法,那也不对。
他常年订阅一些内部刊物,私下里还对西方政治哲学感兴趣。
那会儿中苏关系刚缓和,信息开始流动,他接触了一些西方的广播,偷偷听,还做了不少笔记。
他不是一时冲动。
据后来调查,他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规划路线,用训练的机会观察地形,甚至研究了苏联几个机场的气象数据和跑道状态。
他的飞行图册里,边角画了很多小标记,都是边境机场的方位和高度。
可他也没想到,苏联并没有立刻答应他的政治避难请求。
那时候的苏联,正处于全面改革和内部动荡的时期,外交政策谨慎得很。
他们第一时间向莫斯科汇报,随后通知了中国驻苏使馆。
中方反应很快。
外交部在48小时内派员赶到哈尔滨,与苏方代表进行紧急磋商。
那是个很特殊的节点。
中苏刚刚恢复了正常邦交,谁也不想让一架战斗机搅乱局势。
最终,两国决定低调处理。
协议达成后,中方派出技术小组和一架运输机前往苏联基地,准备将王宝玉和飞机一起接回。
但飞机出了问题,地面设施又不够,苏方只能临时提供部分支援。
令人意外的是,王宝玉本人提出由他亲自将飞机飞回国。
这件事本身就够荒唐的了:一个刚刚叛逃的飞行员,驾驶原机返回祖国。
苏方同意了。
他们在跑道上做了简单的修复,在天气许可的窗口期内放行。
王宝玉重新穿上飞行服,坐进座舱。
他没有做任何表情,只是点了点头,把氧气面罩扣好,起飞离去。
回国之后,他迅速被处理。
军籍、党籍全部取消。
空军军事法院对他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事儿在当时军队内部引发了极大震动。
有人说他是心理出了问题,有人说是长期压抑导致走极端。
也有人觉得,是组织对他的关心不够。
他妻子后来接受过一次非正式谈话,说当初两人经常吵架,她也觉得他越来越不正常了。
有时候半夜还在看一些哲学书,说什么“要追求真正的自由”。
她没太当回事,只是觉得他脾气越来越怪。
王宝玉的飞行日志后来被封存,连同他在部队的全部档案一起送入军事档案馆。
里面有一页纸被折了角,那页写着一句话:“一个人能飞多远,不是靠翅膀,是靠信念。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远东红场第二案”。
- 参考资料:
- 李景田,《中国空军档案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 王树增,《朝霞映照的天空:新中国空军口述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
- 《中苏关系演变实录(1949-1991)》,外交档案编辑组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 《人民空军战备值班制度演进研究》,空军指挥学院内部资料,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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