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敝国虽穷，爱之弥笃！他们从留日到抗日

敝国虽穷 爱之弥笃

他们从留日到抗日

20世纪的赴日中国留学生中,鲁迅无疑是名声最卓著的之一。

在长达7年的留日生涯里,鲁迅剪去辫子、倾向革命、最终弃医从文。鲁迅一生中对于日本的情感倾向,可想而知。

鲁迅雕像(图源:“鲁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但日本侵华之际,鲁迅又变成了坚决抗日的民族精英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发表多篇文章痛斥日军暴行,批判“崇日”“恐日”的奴化心态。除了参与发起“左联”以团结文艺界的抗日力量、提携萧军萧红等东北抗联作家之外,鲁迅还曾秘密捐款给吉鸿昌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而其实像鲁迅一样的文化人还有许多:当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之际,他们第一时间投入前线后方,义无反顾地参与抗日救亡。之前的留日,从未影响他们坚决地抗日。

抗战前,郭沫若曾两次赴日。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1916年,24岁的郭沫若与护士佐藤富子(安娜)相恋,安娜最终也成为他的妻子。日本恋人给年轻的郭沫若带来的灵感,让他于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鲁迅是弃医从文,郭沫若是先文后医。1918年,郭沫若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一边学医,郭沫若一边与郁达夫等人创立了“创造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1928年,郭沫若二度赴日,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在日期间的研究,使他接连发表《古文字研究》等轰动学界的论著。可以说,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日本对于郭沫若而言都有重要意义。

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即抛妻别子从日本秘密回国。他在《归国杂吟》中写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表达破釜沉舟的决心。抵达上海,他创办《救亡日报》,发表《全面抗战的再认识》等社论,提出“文化界要成为抗日的前线”。

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组织“扩大宣传周”,通过戏剧、歌咏、美术等形式动员民众。武汉三镇参与人数超百万。凭借在日多年对日本的细致观察,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能精准把握国际局势。他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中指出“日本的侵略本质源于其文化中的军国主义基因”,这种深刻洞察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郭沫若也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抗战的文化外交家”。

与作家郭沫若相比,科学家李四光赴日的时间,整整早了十年。

1904年,15岁的李四光即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系统学习造船机械。但留学后期,李四光逐渐意识到:“无钢铁则无舰船,无地质则无矿产”。他开始自学地质学,利用课余时间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研读莱伊尔《地质学原理》,并在箱根火山带进行实地考察。

留日时的李四光

20多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已是知名地学教授的李四光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辗转迁徙,咬牙坚持地质科研。颠沛流离之中,他于1944年发表《中国地质学与战时资源》,通过国际学术渠道揭露日军掠夺华北矿产的罪行。他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日本的侵略本质,根植于其资源匮乏的地质宿命”。

从船舶到地质,留学日本期间见闻导致的思想转变,使李四光最终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跟李四光相像的是,郁达夫赴日留学期间就读的专业,也不是后来他所从事的专长。

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兄长郁华赴日本留学。他系统学习西方哲学、文学与科学课程,接触到歌德、尼采、泰戈尔等思想家的著作。1919年11月,郁达夫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一直到1922年毕业回国。

虽然修读的是经济学,但郁达夫参与的文学活动更多。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沈淪》(《沉沦》)出版,轰动文坛。小说主人公在日本的孤独与挣扎,折射出弱国子民的精神困境,鲁迅评价其“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零余者’形象”。

1918年,郁达夫即参与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留学生抗议,在日记中痛斥“日人野心昭然若揭”。到七七事变,郁达夫担任《救亡日报》编辑,发表《全面抗战的再认识》等社论,呼吁“以笔为武器,粉碎敌人的文化侵略”。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浙东、皖南前线,记录军民抗战实况,被《新华日报》评价为“用文字铸造的抗日堡垒”。

从1938年抵达新加坡到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在3年中发表《纪念“九一八”》等400余篇政论,以“抗战必胜” 的坚定信念鼓舞南洋华侨。之后在印尼,他化名“赵廉“以开设酒厂为掩护,凭借优秀的日语交流能力担任日本宪兵队翻译,却暗中保护陈嘉庚等爱国侨领,并将日军情报通过地下渠道传递给盟军。

由于身份暴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郁达夫仍然被日本宪兵带走秘密杀害。被捕前,他仍对友人说:“我虽死,中国必生”。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同为浙江人,茅盾在日本时的岁月更艰难。

1928年7月,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通缉的茅盾秘密东渡日本。此次赴日并非主动求学,而是被迫选择的生存策略。他在日本期间既创作长篇小说《虹》,也开始关于神话的学术研究。只是因为作品被当局查禁,茅盾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租住的木屋“四面透风”,冬季需抱火钵取暖,每日仅以味噌汤和饭团果腹。即便贫病交加,他却仍坚持每日写作八千字,这种生存韧性深刻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冷峻与深刻。

1930年,茅盾回国。两年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茅盾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控诉日军暴行。1937年淞沪会战后,茅盾在上海创办《呐喊》(后改名《烽火》)周刊,发表《炮火的洗礼》等战地通讯,记录四行仓库守军的英勇事迹。

日本时期的流亡经历,使茅盾形成“在困境中保持思想独立”的精神底色。这种韧性,在抗战时转化为“文化抗战绝不妥协”的坚定信念。他以淞沪会战为背景创作的《锻炼》,聚焦上海国华机器厂内迁历程。小说中“修复发电机”的场景,是将工业重建升华为民族生命力的仪式化呈现:陈克明抚摸机组,发声:“这就是中国的心跳!”

这一幕,成为抗战文学的经典意象。

茅盾在日的时间不长,丰子恺则更短,只有十个月。

1921年,丰子恺到东京展开他的短期进修生涯,名为留学实为游学。音乐上,他在四个月里拉完了三册提琴练习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美术上则专攻炭笔画,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册《春之卷》中,丰子恺找到了自己的美术之路。十个月后,盘缠用尽,丰子恺不得已匆匆归国。

刚刚归国时的丰子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丰子恺率全家逃难,一路辗转长沙、桂林、重庆等地,也一路以画笔和音乐抗战。他的连载《抗战漫画》,以“大树”象征中华民族:被斩伐的树干上抽出新芽,配文“生机不灭,中华必兴”,被誉为“用线条编织的抗战宣言”。他与学生合编《抗战歌曲》,更将《义勇军进行曲》改编为合唱曲,在西南联大演出时引发万人齐唱。

在贵州遵义,丰子恺创办“日本反战同盟艺术班”,通过书法与美术教学教化日俘。日俘山田太郎在《忏悔录》中写道:“丰先生让我明白,战争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军国主义。”这种“以艺术化干戈” 的实践,被周恩来誉为“文化统战的典范”。

丰子恺是日俘的老师,而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更是身在佛门、心系家国。

1905年,李叔同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专攻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他与同学曾孝谷创办业余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开中国话剧之先河。

李叔同在《茶花女》里的扮相

他甚至还从日本带回一位妻子。1910年,李叔同携日籍妻子春山淑子归国,之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音乐及美术教师,因此而成为丰子恺的教师。但八年之后,李叔同却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弘一。

既然出家,自可从此不问世事,但日寇袭来,弘一法师并未视若无睹,每日书“念佛不忘救国”条幅数百,任人取去。

窥伺闽南的日军某司令,意欲威逼弘一离闽赴日,“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意忘之?”“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

弘一法师听罢,厉声斥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丰子恺绘弘一法师遗像,“婴行”是丰子恺的法名。

众多赴日学子,有著书立说者、有科学救国者、有结发日女者、有求学若渴者,但无论与日本的渊源有多深厚,也无论出身、专长、身份及信仰如何,当日寇袭来之际,他们从来不曾忘记:自己首先是一名中国人。

来源:红星新文化

作者:ic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