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李天佑上将因病去世，夫人杜启远：他连去世都比别人早

他是开国上将，似乎一生都比别人“快一步”，十几岁当上连长，20出头就成了师长，本来应该前途无量，谁知道，就在56岁的时候，他的人生竟然就此戛然而止。

这位上将，就是李天佑将军。他去世的时候，要说谁最悲痛，那肯定非他的妻子杜启远莫属了。她当时没哭出声，就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直到那双手慢慢凉下去，才一遍遍喃喃：“你怎么连走都比别人急？”

李天佑这辈子，从小就没享过几天安稳日子。1914年，他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家里穷得叮当响，读了2年私塾就被迫辍学，8岁起就跟着父亲砍柴烧炭。

1926年家乡闹饥荒，一家人逃到龙胜县，还是靠给人打零工糊口。后来他实在熬不下去，14岁就跑去投了桂军，可看着那些当兵的欺负老百姓，心里总不是滋味。

直到1929年，他被选进南宁教导总队，才算摸到了“正经部队”的边。那会儿总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李天佑越听越入心。同年10月，他就跟着张云逸往百色走，路上就入了党，也是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12月百色起义爆发，他成了红七军的一名排长，后来又升了特务连连长，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叫他“小老虎”。

最险的一次是1934年的湘江战役。当时他刚当上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带着两个团在灌阳新圩阻击桂军。敌人有两个师加一个团，火力比他们强好几倍，可他硬是带着战士们守了几天几夜。

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粮食断了就嚼草根，他自己胳膊中了弹，用布条一缠接着指挥。直到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他才带着剩下的战士撤退，全师最后就剩下几百人。

后来长征到陕北，他又跟着部队打直罗镇、打东征，从团长升到师长，身上的伤疤多了一道又一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天佑成了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平型关战役时，他带着部队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把日军的退路堵得死死的。那场仗打下来，日军尸体堆了一地，他自己也被弹片划伤了脸，留下一道浅浅的疤。

1938年，李天佑在吕梁山打午城井沟战斗时，旧伤复发，咳得直吐血。组织上看他实在撑不住，就让他先回延安治病，后来又送他去苏联疗养，还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那年他才25岁，身上的伤疤比同龄人多，心气却还像个小伙子，就是闲下来的时候，总有点孤单。

他在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住了大半年，同屋的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政委陈昌浩。陈昌浩比他大好几岁，两人虽然差着辈分，却特别投缘。冬天的莫斯科冷得能冻掉耳朵，病房里的铁炉子总烧不旺，他俩就围着炉子聊天，从国内的战事说到家里的琐事。

有一回，陈昌浩看李天佑又对着窗外发呆，就打趣他：“你这年纪，在老家早该娶媳妇了，怎么还是一个人？”李天佑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天天打仗，哪有工夫想这个。”

陈昌浩一听这话就笑了，凑过去说：“等咱们回延安，我给你介绍个好姑娘。叫杜启远，河南开封人，医学院的大学生，还是老地下党，又能干又端庄，跟你正配。”

李天佑当时没太当回事，可“杜启远”这3个字，不知怎么，就那样记在了心里。后来陈昌浩又跟他说，杜启远的姐姐杜凌远嫁给了吴亮平，吴亮平是他的老熟人，当年在延安一起住过窑洞。

还说杜启远在河南做地下工作时，曾冒着风险给游击队送药品，胆子大得很。李天佑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琢磨：这姑娘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真像陈昌浩说的那样？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李天佑想回国，可边境被日军封得严严实实，只能等着。直到1943年8月，他化装成蒙古商人，跟着驼队穿越戈壁滩，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西安，1944年3月终于回到延安。

一落地，他没先去报到，反倒先找老战友打听：“你们知道杜启远在哪儿吗？”

李天佑找了好几个人，才从熊天锦嘴里问到：杜启远也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做文书，还没结婚。他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可又有点犯怵：自己是个大老粗，人家是大学生，会不会看不上自己？

他不敢直接去找，就托了李富春帮忙打听。李富春跟杜启远打过交道，说这姑娘“经得住事，人品正”，还说她当年在河南被国民党追捕，硬是靠着老百姓掩护躲了过来，是个能共患难的人。

李天佑听了，心里更有底了，可还是没敢上门，就天天往中央政治研究室附近的窑洞走，盼着能“偶遇”。

真正见面，是在那年的一场舞会上。中央机关偶尔会办舞会，一来是放松，二来也是让同志们多交流。李天佑平时不爱跳舞，可那天他特意找战友借了件外套，还把皮鞋擦得锃亮。舞曲一响，他深吸一口气，走到杜启远面前，有点结巴地说：“同……同志，能请你跳支舞吗？”

杜启远当时正跟同事说话，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眼前的男人个子高，肩膀宽，脸上带着点腼腆，跟传闻里“打仗猛”的样子不太一样。她笑着点了点头，把手放进他手里。场地里人多，李天佑紧张得踩了她两次脚，赶紧道歉，杜启远却笑了：“没关系，我也跳得不好。”

俩人就这么聊着，从延安的天气说到各自的工作，没觉得尴尬。后来，在杜启远的老同事李国华的撮合下，李天佑正式去了杜启远家。开门的是杜启远的父亲，一看见李天佑，就拉着他的手说：“是你啊！那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你给我们老两口让的床，还记得不？”

李天佑这才想起，1938年他在西安办事，办事处人满为患，他看见一对老人没地方住，就把自己的床位让了出去，自己在门口坐了一夜。没想到，那对老人竟是杜启远的父母。

杜启远在旁边听着，心里也暖烘烘的。她之前也找人打听了李天佑，知道他打仗勇敢，对战友好，还特别心善。这会儿又知道有这么一段缘分，心里的那点犹豫，一下子就没了。

1945年，李天佑和杜启远在杨家岭办了婚礼。当时条件艰苦，两人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组织上给凑了两桌菜，有土豆炖肉、炒白菜，还有一坛自酿的米酒。战友们送了两床绸面被子，有人写了副春联，贴在窑洞门上，上面是“李杜齐美”四个大字。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俩人心里都甜滋滋的。婚后没几天，李天佑就接到命令，要去东北开辟根据地。杜启远收拾了个小包袱，就跟他一起走。

东北的冬天冷得吓人，他们住的土坯房四处漏风，杜启远就把两床被子叠在一起，晚上给李天佑暖脚。李天佑白天打仗，晚上回来，总能看见窑洞里亮着灯，杜启远在缝补他磨破的军装。

有一回，李天佑带着部队打四平，走了半个月没消息。杜启远天天在村口等，冻得手都肿了。直到有一天，通讯员送来一封信，上面就写了短短几个字：“勿念，仗打得好。”杜启远拿着信，哭了又笑，赶紧把家里的干粮包好，托通讯员捎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司令员，忙着剿匪。广西的土匪多，他经常带着部队在山里转，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月。

杜启远在南宁的机关工作，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李健。每天下班回家，她都要把李天佑的军装拿出来抖一抖，生怕有虱子，然后放在火边烤暖，等着他回来。

1955年，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授衔那天，他穿着新军装回家，给杜启远敬了个军礼，笑着说：“多亏了你，我才能安心干工作。”杜启远看着他肩上的星徽，眼里满是骄傲：“你是国家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家守好。”

1964年夏天，组织上给李天佑放了个短假，夫妻俩去了北戴河。

那是他们难得的清闲日子，每天早上一起去海边散步，下午在沙滩上晒太阳。李天佑指着远处的渔船，跟杜启远说：“等我退休了，咱们就回广西老家，盖个小房子，种种菜，钓鱼吃。”杜启远靠在他肩上，点点头：“好，我跟你一起去。”

可这退休的约定，终究没能实现。

1969年，李天佑的身体开始出问题，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脸色也越来越差。医生让他卧床休息，可他放不下工作，偷偷把文件拿回家里看。杜启远劝他：“你都这样了，就别硬撑了。”李天佑握着她的手，叹了口气：“部队的事多，我歇不下来。”

那年年底，李天佑去南京检查身体，结果出来，医生说他的肾出了严重问题，必须住院治疗。1970年，他跟杜启远去了广州，想换个环境养病。在广州的那些日子，他们去了越秀公园，拍了最后一张合影。

9月，李天佑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回北京住院。杜启远日夜守在病房里，给他擦身、喂饭，不敢合眼。

有一天，李天佑喉咙里堵了痰，喘不上气，医生一时没赶到。杜启远顾不上脏，俯下身，口对口给他吸痰，吸出的酸水溅在她脸上，她也没在意。李天佑看着她，眼里满是心疼，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9月27日，李天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杜启远就一直坐在床边，紧紧握住丈夫的手，直到那双手变得冰凉。李天佑走后，杜启远没再嫁。她把李天佑的遗物整理得整整齐齐：军功章、家书、老军装，还有那副“李杜齐美”的春联。

1990年，杜启远也走了。临终前，她让儿子把她和李天佑的骨灰合在一起，埋在广西的烈士陵园里，那里是李天佑的家乡，也是他们当年一起战斗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