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城郊,有一栋灰蓝色的五层楼建筑,外表毫不起眼,却藏着一群挣扎求生的人。四楼是服装厂,缝纫机声不绝于耳;二三楼是透析中心,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这里的58名工人中,超过一半是尿毒症患者。他们有个特别的称呼,叫“肾友”。这些人白天缝衣服,晚上躺在透析床上续命。他们不是来疗养的,而是来拼命挣钱的。
这是一家专门“收留”尿毒症患者的服装厂,也是中国目前极少数走出“以工养医”模式的试验田。但令人咋舌的是,这家厂子三年亏了三百多万,老板谢强却死活不肯停工,他说:“亏也要让他们有口饭吃。”
年年亏损巨大的工厂,为什么还能坚持运转?一个难以生存的群体,凭什么在这里重建尊严?
张顺是这家工厂的“劳模”。他来自江西,43岁,得病前在制衣厂干了二十多年,靠双手攒出一套县城的房子。得病那年,积蓄花光,婚姻破裂,连尿都尿不出来了。
他不想死在老家,听说广州有家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就拿着三把缝纫锥子坐车来了。厂里都说他是个狠角色:早上七点就上机,晚上十点才收工,货单堆得桌上、腿上都是。他不是在拼工作,是在拼命。钱攒到一定数目,他就去打营养针,一针238元,相当于踩600条裤脚的工钱。
工厂的制度也特别。每天分早中晚三班轮流透析,楼上上班,楼下续命。一台透析机,四小时一趟,一周三次,不透就等死。每个病人都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和彩虹糖,怕低血压、低血糖,一出问题没人能救。
这些病人曾经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戴袖套、穿长袖,像“小偷”一样隐藏身份。最终还是被识破,沦为无业游民。
在这里,他们不用再遮遮掩掩。大家都一样,手臂上都是针眼,水杯里都混着蛋白粉,工资虽然不高,但至少能活下去。老板谢强,是服装厂和透析中心的创办人。一开始他只是为了吸引病人来透析,搞了个“上楼上班、下楼治疗”的模式。
他没想到,病人真的太需要这个地方了。很多人失去了家庭、工作、尊严,他说:“他们不是废人,只是不被接受。”三年时间,厂子亏了300多万,谢强却没有裁员。他说这是“良心亏损”。
他给员工提供免费吃住,每人每天30元营养餐补贴,透析当天算公假不扣工资,还为全厂买了“二次医保”,流水线还降速20%,怕有人撑不住。
工厂的考勤表上,记录着每个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这种制度,几乎没有企业能接受。毕竟,谁愿意雇一个随时可能晕倒的员工?可在这里,这些人找到了归属感。他们叫彼此“肾友”,有人住院,其他人凑钱帮忙;有人生日,大家围坐一桌庆祝“又活过一年”。
35岁的邱秀兰,是从云南来的“肾友”。得病后在家躺了五年,丈夫后来也有了外遇。她不想再成为家里的负担,一句话:“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
她偷偷走出家门,在工厂里学会了缝纫,很快成了主力工人。她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把老家的年轻病友拉出来,帮她们找到方向。
18岁的叶晓敏,就是她带来的。这个小姑娘,是县医院最年轻的透析病人。三年时间,她都不敢和人说话,怕别人看出她的病。进厂后,她主动要求学技术,用废布缝坐垫,用奖金寄钱回家。她和邱秀兰住在10平米的宿舍里,窗台上晾着她们自己缝的枕巾。
她们靠劳动,自己付透析费。这家工厂的模式,其实就是用患者的劳动力来“抵透析”。透析中心本来是亏本经营,后来靠安排患者就业,病人多了,透析收入也跟上来了。
根据广东省的收费标准,一次透析约390元,一个人每月三次,每月就是4000-5000元。医保报销九成,透析中心每人每月还能净赚两千元左右。
所以,有人质疑这是“花钱买病人”。有律师认为,这种发放福利的方式可能属于不正当竞争。但也有人说,只要能让病人活得体面,这种模式就值得被推广。广州这个“生态圈”,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透析中心提供住宿、安排工作、发放补贴,病人安心留下来,中心也能维持运转。
如今,全国有超过200万个尿毒症患者,每年新增2万人。大部分人都没有收入,医疗费用压得喘不过气。在偏远地区,有些人要骑电动车几小时去市医院透析。透析一次四小时,回家再骑几小时,一天就没了。
有的人因为没钱,透析频率从每周三次改为两周五次,等于拿命换钱。广州的这家工厂,给了他们一条新路:自己挣的钱,自己治病。张顺说:“可以有病,但不能病态。”
工厂里,年轻人学技术,老病人干碎活。透龄长的,工资不高,但能混口饭吃就满足了。他们不谈未来,也不讲理想,只想“别当家里负累”。有人说,“我们只想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家工厂的存在,其实就是在用最实在的方式,回应社会的一句老话:劳动最光荣。
老板谢强希望政府能提供一点支持,比如建一栋廉租房当宿舍。他说,如果能给点政策,就能雇更多“肾友”。一位老工人说得很直接:“如果全国都能有这样的工厂,我们找工作就不难了。”
他们不是在等死,而是在“扳命”。透析室里,有人把“透析”叫作“扳命”,就像离水的鱼疯狂摆尾。他们不想淹死在病床上,更不想被社会遗忘。
厂里成立了互助基金,每月工资扣十块,救过人,也帮过病友回老家送终。大家轮流喝水、借钱、买药,像一群抱团取暖的人,在这栋灰蓝色的楼里,拼命活着。张顺的桌子上,永远放着五样东西: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他说,生活就是围着这些转。
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工厂已经成为数百名尿毒症病人命运的转折点。这里没有奇迹,只有现实;没有捷径,只有劳动。一间亏损的工厂撑起了一群病人的尊严,也让我们看到了制度之外的温度。
这不是慈善,更不是生意,而是一种最朴素的社会责任。
信息来源:
缝纫机与透析机:尿毒症工厂里的生存实验——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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